2011年5月27日 星期五

運動心理學(續)

前文提到外地的研究、尤其是美國對於運動心理的研究情況,資料甚多,亦包括在動育運動之外的其他競賽性質活動也有廣泛涵蓋。美國作為頭號運動大國,兼且以科學研究聞名,以科學眼光審視運動員心理、包括非體育活動的競賽心理,確實值得參考學習。
先前提及Alfie Kohn 對於「競賽心理」的負面評論頗多[1];至於其他學者,包括Diane L. Gill 的意見則較為中立[2],既不一面倒追求推翻競爭作為鼓勵運動的好處、也不只著重「加強競爭力」作為心理研究的壞處。而台灣方面,則師承日本,對於競賽活動的心理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文獻和研究成果可供參考[3]
其中台灣的吳萬福研究,明確界定體育心理學是屬於教育心理學的領域。教育是一種具有明顯目的的活動[4]
至於先前提到:打從甚麼時候開始,教練對兒童心理的重要性竟然比家長為高?  [5]
對於這點,吳的報導較為詳細:教師在兒童學習方面的重要性具有下列性質:
1.       教師是學習團體的核心,負有決定學習方向的任務與責任
2.       是團體風氣的構成者和維持者,這些環境包括對德智體群等等因素
3.       教師的「知識、才能、態度、教學方法」 換言之整個人格,可直接影響兒童的學習活動。
因此教學的物質環境影響,遠遠比不上師資的重要性和影響力。[6]
這種心理依附關係,也正好說明為甚麼蔣世豪會對其偶像好友恩師的關係可以比父子更緊密。但正正因為影響重大,吳在其報導中亦鄭重申明對於性格形成要小心處理的地方:一般認為體育運動可以自動培養良好的性格與態度,然而這種說法不無疑問….雖然包含許多培養良好性格或態度的機會,但是同樣地也包含了相反的因素在內」。[7]

更詳細的解釋包括引述日本和德國等其他國家先前所進行過的研究:
比賽是一種凌駕他人、滿足優越感的一種社會行為比賽是在相當緊張的情形下所從事的競爭….如果缺乏適當的指導,極有可能導成不良後果。[8]
吳文對於「學習效果轉移」的討論有所提及,但對於具體的「良性引導措施」,吳的文獻稍為簡淺。有關的材料,在 Gill 的文獻在這方面比較充裕。
首先說明 Gill 的立場,其實和其他科學家的意見都是一樣的,就是運動有助建立正確態度和價值觀的說法並非絕對,相反,大量研究顯示:投入競賽運動有可能減低參與者的道德判斷能力,尤其是體育精神方面。[9]
針對有關良性引導學習效果轉移等課題,Gill 的文獻提到一些值得參考的案例。[10],  可以透過建立一個由參與到轉移的進階程序來予以引導。起步點是零級投入,心理上的特徵是:尋我失敗的藉口並將自己的失敗推卸給他人。其餘的心理發展則以向上提升個人的群體互動能力作為指標。

從以上的心理分級發展分析所顯示,其實和「兒童發展心理學」的概念相同,亦即個人由一個依賴和內向的個體發展成為一個合群互助的群體成員,也是需要循序漸進的合理培育。
至於各位學者所指的「不良因素」,是以競爭作為一種「凌駕」的遊戲,明顯是有「暴力傾向」。對於心理上、行動上以及價值取向上的「暴力」行為,專家認為透過競技來「發洩」暴力,效果是「適得其反」;因為大量的研究結果顯示:通過觀看暴力行為,會直接增加認同暴力行為的心理;而透過參與暴力行為,更是可以強化暴力傾向。[11]
換言之,假如在設計學習的過程當中,其價值設定不是「體育精神」而是「不擇手段」,只以取勝為目標的話,在最後「轉移」出去的,會是甚麼東西?  暴力是也。
不同的活動有不同的暴力內涵,體育活動涉及的是肢體暴力,那麼辯論活動涉及的,很明顯是「語言暴力」。因此在耳濡目染之下,「掟蕉」也只是小兒科而已。目前香港學校所注重的「德育」課程,是否真有考慮課堂以外的「個人心理發展」問題,也真值得好好反思。
再話說回頭Kohn 所指「任何競爭性行為」也很難避免「惡性」手段,也許最近的另一則新聞可以讓各位為人師長和父母的留意一下:
據《南華早報》的報導,美國一位媽媽,居然為了要讓自己親生的八歲女兒可以在「兒童選美」比賽中「爭取有利條件」,竟然親手拿針筒將「肉毒桿菌」注射入女兒的面上。事件經由美國廣播有限公司的《美國早晨》節目播出。須知這些東西除了可以「製造假美容」以外,隨時可以引致嚴重的併發症。[12]
到底這個媽媽心理是甚麼情況? 假如對自己親生的女兒也夠膽這樣做,萬一她女兒嬴出比賽,即使其他媽媽不「有樣學樣」,她自己「開班授徒」的話,對待其他人的女兒,難保不做出比肉毒桿菌更要命的事情來。
所以為什麼當初在「融辯入教」的項目,我也不提倡將辯論直接代入作為教學手段,而只是將其中的「技術環節」逐項分拆出來,讓教師利用作為激勵和啟發學習的工具,而不是只教學生參加辯論比賽就是這個原因。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只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對於「被培訓」的學生來說,未必是好事也,更何況在學術範疇上,的確未有充分的科學研究,以讓參與者詳細明白箇中的風險。肢體暴力的後果是很明顯的,但語言暴力的後果又是否容易讓人察覺? 假如要達到「見諸公眾」的時候,會否已經太遲?
查近期考評局開始為中文口語考試進行評估,發現在小組討論環節有很明顯的「搶咪」情況。對於考評局來說,當然那是要扣分的動作。但對於自小習慣了在辯論台上演出「自由辯論」的學生,「能壓倒對手就是好」,又是否知道那其實是妨礙溝通的「不君子動作」乎?
對於「沉迷比賽」的情況,稍後和心理專家搜集好資料再談。



[1]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Alfie Kohn, H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2.
[2]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Sport and Exercise, Diane L. Gill, Human Kinetics, 2000
[3]體育心理學, 吳萬福,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7
[4] p.9, 第二節體育心理學的意義及於心理學體系中的位置與中心課題
[5] Kohn, 5, “Winning, Losing and Self-Esteem” ,106
[6] , P.209-211, 第六章 體育的學習
[7] , P.292, 第五節 體育的學習與性格及態度的培養
[8] , P.298-230, 同上
[9] Gill, p.54, Ch.4 - Effect s of Sport and Exercise on Personality
[10] D.R. Hellison, 1995,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p.s 13
[11] Gill, p. 245, “Sport as a Catharsis for Aggression”
[12] 南華早報, 2011515 “Mum injects daughter, 8, with Botox for pageants”

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

加料冠軍

千辛萬苦, 終於又捱到上市

米蘭站今日掛牌,勁升60%,於是乎一眾傳媒再度 "加料", 誓要自行 "造神"。

其實米蘭站早前差點上不到市,但總算有驚無危。所以還是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路, 有苦自己知就是。身為包銷商,要是賣不出去,難道要我自掏腰包,拿三億元出來 "找數" 乎? 中三次六合彩差不多,誰人欠得了那麼多錢? 最頭痛一次,缺口才七千萬而已。三億? 玩不來。

其實未上市之前,米蘭站早已拿了 "三冠王" 的銜頭 : 最高公開認購倍數, 凍資最多新股, 以及最多 "頂頭槌飛" (最高上限訂單);  今日又被傳媒 "加料", 變成最賺錢暗盤價" (市前預定交易價對盤), 以及 "最難抽新股", 因為十幾萬人公開認購, 只有幾萬人 "中獎"。

傳媒也真比我們做投資銀行還要落力,生怕沒有 "古仔" 可以講吧。

當然, 看看開心無妨,但做這行做得日子長了,有時也沒有什麼特別,講到底都差不多在行內20 年,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不過今次最開心的,反而是 "香港故事" 仍沒有完結,這間公司是 100% 本地創作,前後只用了十年時間開創這個局面。

屈指一算,其實也應該算入 "八十後" 的成功故事吧, 哈哈。今日開始市值十億,以十年創業來計算,每年 "增值" 一億,換言之,只要事業成功,等於每年中一次 "超級六合彩頭獎"。

之前一直都支持 "多元成功" 概念,能從 "擺地攤" 到上市公司,這伙小子應該推廣一下 "自力更生" 的精神,好讓年青人對自己多點自信也好。

其實做投行也可以很有社會意義的呀,起碼可以扶持一下有作為的企業,為社會開拓多一些機會嘛。

不能多說了,價格穩定期未過。到了六月中,再詳細八卦吧。其實除了上述的 "熱鬧" 之外,還有一些破紀錄的東西未能講出來,先賣個關子。也免得監管機構無端找我麻煩。

2011年5月22日 星期日

運動心理學

最近和做心理醫生的學生談起「運動員心理」,不幸得知香港球星蔣世豪自殺消息,更感不安。1993年,蔣世豪年僅18歲代表香港青年軍,於英國高菲亞盃足球賽上陣,創造開賽僅2.8秒當時最快入球世界紀錄。但18年後,竟然選擇自殺輕生。
細看案情,其實很明顯符合「心理抑鬱」的症狀:
據《星島日報》的記者報導,事主沒有金錢及感情問題,亦沒有與妻子爭執。事主經營酒吧生意,在灣仔的一家每月收入一萬元,而在尖沙嘴的樓上吧亦有分紅,經濟穩定;至於夫妻亦非常恩愛。不過最近好友尹志強病逝,事主心情大受打擊。四個月後,恩師黎新祥又因癌病辭世;事主曾表示與恩師情同父子,只有恩師肯聽他的心底話。據母親表示,兒子曾對她說「連做人都失去方向」,他有時更會把自己關在房中痛哭,家人懷疑他患上情緒病,只是沒有正式接受治療。誼兄稱亦有同感,有時事主與一班老友見面很開心,轉頭便顯得很落寞、情緒反覆。
葵涌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余枝勝表示,部分人在至親好友甚至偶像離世後,可能會患上情緒病,嚴重的或萌生自殺念頭,但不少患者總會掩飾自身不安,人前表現如常。
我和學生的研究的目標,不是對運動員「處理比賽」的心理那麼簡單,因為絕大部份的所謂研究,都只是集中於如何令到運動員可以在比賽中「提升表現」(集中精神比賽、不要怯場、提升鬥志等等….),而忽略了運動員作為一個「人」,除了比賽以外,個人性格和心理狀況也需要保持正常和健康。正如蔣世豪一樣,難道人生只到三十五歲就「行人止步」? 對於一眾熱血青年來說,也許「人生」只是拿到冠軍獎牌在手那一刻,但往後呢?
這個研究的方向不止在於對「運動員」的了解,更進一步,是對所有參與「競賽活動」的人,尤其是性格形成期的在學青少年,進行認真和科學的了解。以確保在教育範疇,不會出現「始料不及」的風險。
當年我準備材料向教育當局轉移,以支持「融辯入教」項目,也已提出過相同的意見。當然,總不只談個人經驗而忽略具體的科學論證。
對於「不良競爭心理」的擴散和風險,也早己有人提出。早於1987年,美國心理學會頒發了傳媒出色獎予 Alfie Kohn, 表揚他對「不良競爭心理」的研究。[1]
Kohn 的研究,尤其是綜合報導大量有關在學兒童的心理變化,得出的結論相當有趣:就是「競爭心理的作用是減低個人自信而不是增加個人自信」。[2] 原因為:在競爭的心態下,決定個人成功與否的「外在因素」被嚴重扭曲誇大,例如輸了球賽,可能只會怪罪隊友傳球不力,尤有甚者,是埋怨評判裁決不公、甚至歸咎觀眾滋擾等等,不一而足。因此運動員迷信「運氣」的比例,也著實不少。
而「自我形象」的高度簡化,也是問題之一,據研究結果顯示,當競爭越來越強化之下,青少年的個人「自我形象」會越趨「單線」:winning = coach’s approval = parent’s acceptance = self-esteem (嬴出=教練讚許=家長讚許=自尊)[3]
需要留意的是:打從甚麼時候「教練」開始代入比家長更高的參考位置? 那麼學校和老師的地位又應該放在那裡? 其實答案也是很簡單:因為在競賽的高壓情況下,運動員能看得見的,就只有教練、而且影響最大的也是教練、或者是有「偶像地位」的前輩。
將以上情況套入蔣世豪的個案,不難看出相同的思考模式,足以解釋這種抑鬱從何而來:少年得志、成名甚早,18歲全球矚目、五度入選香港足球明星榜、28歲代表港隊出戰皇馬,與朗拿度、施丹及碧咸過招。一生以前輩(恩師和偶像)為「最親密的人」;個人缺乏比賽以外的謀生技能 (「投資酒吧」算不算?),而朋友都只能到酒吧消遣,以「作精神上的支持」等等。
在家庭和經濟上都「風平浪靜」的情況下,結果卻演變成:連做人都失去方向。
與其隨便歸咎是「社會的錯」,也要搞清楚到底「錯在那裡」。
從他的「誼兄」得知的意見如下:香港運動員退役後生活沒有保障,尤其是足球員,經十多年比賽已五癆七傷,如何改行?
這位仁兄也許說的沒錯,社會不太關心。但細想一下,是在埋怨社會嗎? 三十歲人,就真的沒有其他事業選擇? 為甚麼足球員的自信心這麼低下。再回頭看看 Kohn 的研究,也許真的甚為準確:競賽培養出來的,不一定是「高度自信」。而社會的錯,有可能在錯於沒有好好理解運動員的心理、在培訓的過程中沒有好好設計防範心理風險的措施、也沒有事先做好心理輔導工作。以致越是出色的運動員,受到的心理傷害越是嚴重。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Kohn 的研究,不止是「球類運動」,而是所有帶競爭性的活動,包括了學校的學術競賽。換言之,「運動心理學」的適用範圍,不止是肢體運動,也包括了所有以「競爭」為目標的活動,包括學術活動。
對於以上的分析還是很初步。其中有關「心理上癮」的研究甚至顯示:競賽精神的上癮與賭博的上癮,在症狀上完全相同,包括「輸了之後會越發強化」的參與欲望。以及「除了競賽以外」別無其他「頂癮」的東西。
同時也在開始探討其他相關範疇,尤其希望在運動員心理方面可以更好掌握。這些參考書應該也不難找到。想做「教練」的,最好先自修一下好了。[4],[5]


[1]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Alfie Kohn, H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2.
[2][2] 同上, 5, “Does Competition Build Character?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107, “Winning, Losing and Self-Esteem”
[3] 同上, 106
[4]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Sport and Exercise, Diane L. Gill, Human Kinetics, 2000
[5] 體育心理學, 吳萬福,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7

2011年5月21日 星期六

Event of Mass Extinction

簡稱EME, 生物學家用來解釋週期性的物種滅絕情況。

基本假設是這樣的 - 生物的生存總是「息息相關」的。例如食肉動物要生存,一定要有足夠的獵物讓牠們裹腹才成,同樣道理,一般那些獵物是吃素的話,也要有水草來養活。因此形成一個穩定的食物金字塔。

從一個「建築」的角度來看,要是這個架構發生了崩塌性的變化,即使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也可以有災難性的後果:整體滅絕。

因此 EME 的出現,總是週期性的,正是這種共生關係或者食物金字塔的關係都需要時間來建立。這種關係越是完整、緊密、龐大,後果越是嚴重。除非個別物種的適應力特強或者靈活性特高,可以隨時與新的物種或新的環境建立新的共生或結構關係,否則在重創之後,新的物種要很長時間來建立新的秩序。

說了這許多,其實都只是要講一聲:蘋果真利害。不是吃的那種,是蘋果電腦。

不是因為這家公司的科技有何超凡之處,反正世上不缺尖端科技,利害在它運用科技的方式:基本上是跳躍式進化。

當所有的設備製造商在打生打死如何在「系統聯通」上進行拉鋸的時候,蘋果的反應是「甚麼週邊設備?」

上星期忘了替手提攝影機充電,臨時頂包用手上的 iPad 權充攝影機。整整個多小時的片段毫不費勁拍好高清版本,用 iMovie 整理剪輯不用數分鐘,再接回電腦轉碼然後儲入 sd card,前後不用15 分鐘。只差未做網上傳送。其實如果片段不是很長,用 iPad 已可直駁 YouTube 播放。看我是否要分段而已。

結果先前所有和微軟「共生」的設備差不多可以全部退役,因為在蘋果的環境下,要擴充活動太容易了,就算不用 iPad, iPhone 一樣可以這樣做。要拍得好看一點,只要買一個小腳架就是,最貴的原來只是那件極度「占士邦」的小型長鏡頭,挺搞笑的造型,盛惠一百八十大元!

其實我早已買了一部「袋裝」投影機。看來先前塞滿一柜的東西我可全放在口袋裡面了。

2011年5月1日 星期日

傻勁

黃婉芬老師是《聖約瑟書院》的老師,也是《全港校際即席演講比賽》顧問團的主席。
比賽今年己經是第七屆。按黃老師的說法,事緣「七年前一個夏天,一個傻呼呼的大男孩告訴我他的夢想即席演講能夠訓練我們快速思維和膽量,很好玩啊」。相信就是憑著這句「很好玩啊」,活動現在除了本港的中學之外,也己擴展到國內舉辦相應的普通話演講比賽,屈指一算也已是第三屆了。
對於年青人來說,能夠自己一手一腳搞得起並且搞得好一件大型活動,當然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所以覺得香港的年青人還是很有希望的。就看我們的社會是否真的懂得珍惜愛護就是。
其實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對「司儀義工團」的評語也是「很欣賞他們的傻勁」,我的確是寧願不做其他司儀比賽的顧問,也要做義工團的顧問,不論有沒有比賽也好;原因很簡單,我看重的是年青人的教育和出路問題,不是明星選拔和宣傳名氣的問題。而且他們的服務對象都是沒有閒錢的慈善機構,他們是專做義務司儀的呢。
剛剛看到他們即將出版的新書草稿和網頁草稿;只能講一個「服」字,全香港有代表性的司儀人物他們都做了專訪,還拿到不少贊助和支持。雖然說是「義工」但製作質素簡直比專業更專業 。也許「很好玩啊」真是功效神奇。所以我也二話不說就把我的學生也拉了入場做顧問:他己經是專科的心理醫生、升了副顧問醫生,對於司儀工作的科學理論支持應該有一定幫助。其實我也覺得他本人也是有點傻氣,啱 key 呀。
另外一樣也算是傻勁的事情,但對象算是一把年紀,用「傻呼呼」來形容有點肉麻,但事實也的確只是一股傻勁。
當年替語常會完成「融辯入教」項目的同時,教育學院的馮樹勳博士也正在研究相關的教學問題。當年「融辯入教」的其中一個難題是「如何考核」,因為任何科目,都必定要兼顧:可以教、可以學、可以考,三個範疇;如「考」的地方不能完善,那麼在項目流程當中,是無法有效進行「修正、改善、提升」的跟進工作的。
所以馮博士不等政府的通 知,就自己在教院搞了一個獨立項目,也即是現在《巧言善論》的前身;專攻「考」的難題。對於運用「九品評分法」的評分方式也算是一個有助評分的出路。應用方式較我們提交給語常會的《評核模式》版本略為複雜,但原理相同。(這點下次可以專題介紹一下)
至於教材、籌備、人手、場地….. 全部都是馮博士和我們幾個顧問一同併湊出來的。當然還有跌跌踫踫摸索前進的笑話一大籮。至於馮博士的學生,也投入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但那是教育學院正式立項的活動呀,在職教師可以拿「持續進修」的分數呢,真的有教育地位的耶。

這個項目當年也是由我牽頭捐款贊助的,好像教院的校刊還有一條鳴謝什麼的,我也記不清楚了。反正是正經捐錢做教育事業就是。也算是傻勁吧。當年在中大教書的時候,這種學術認證不單止不用付錢,還有薪水收呢,不過教材使用權中大有份,不到我「獨呑」哈哈,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嘛,起碼的的教學評分不差,好像還幾乎拿到最受學生歡迎獎什麼的….還得要翻一下檔案,看看我有沒記錯了。
最近由於教院項目的規模實在已經很大,是每年一萬人次參加那種,人手太緊張,所以我也把我的小學同學也拖了下水,讓他想辦法將評分記錄電腦化,省掉人手工作,也可以將多媒體的資料匯入成為檔案庫。誰叫他一早已是香港電腦學會主席、香港第一代互聯網創業人,四十幾歲還自稱毒男,我就看他夠傻,啱 key 呀。
可能傻氣是有傳染性的。

黑暗時代會否重臨

有一丁點假期的好處是可以看看書。家裡的書也著實多得很。還有很多仍未有時間整理耶。
不過有時看書也不一定令人生活得開心一點。因為書這傢伙自有它的生命;認真寫成的書都不會主動來娛樂你,它只是老實不客氣的把見解攤開來讓你看個夠。
近期港大王于漸教授[1]在信報寫了兩篇文章,都是涉及城市生態研究先驅 Jane Jacobs 的理論[2]。其中有關城市生活和維繫社區團結等「微觀」層面的瑣碎事情,其實大有學問,甚至有可能是是現代文明的支柱也說不定。
王教授的重點與他先前的研究範圍是相輔相成的,早於2006年,王教授已牽頭進行「再思香港人力資源與競爭力」專題研究[3],他的重點是放在「如何建設」的正面思維方面。不過反過來看,Jane Jacobs是從一個「風險避免」的負面角度來提出研究方向。可以這麼說:王教授是考慮如何利用這些理論來令社會變得更好,而珍大姐的目的是如何掌握好理論,避免社會變得更壞。
我倒是比較認同珍大姐的看法。不是說王教授作為樂觀派有何不妥,而是珍大姐的方法論比較接近卡爾波普,也比較接近我的方法論。
波普對於主動積極干預社會發展的所謂「烏托邦工程」,是極之反對的。[4]他認為即使烏托邦工程是出於良好意願,但建基於「唯美和浪漫主義」的非理性行為,最後只會導致社會內部的鬥爭、暴力、和傾軋,包括「為達到理想的目標而為卑鄙的手段自辯」。他繼而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應該是「逐個、逐步、溫和地治療社會弊病」,亦即「漸進式社會工程」。英國人替香港留下來最好的東西,正正就是這種漸進主義和法治的憲政思維方式。
珍大姐的理論如果是「反過來看」又會發生甚麼事? 就是如果社會運作是逐步解體而不是逐步建立的話,最終結果就是「黑暗時代」的重臨。而她也的確是按這個方向的研究寫了一本書,Dark Age Ahead[5]
她認為假如社會開始陷於「惡性下旋」的循環,社會的支柱亦將會逐條崩塌,包括:家庭與社區價值、高等教育精神、批判性科學觀、政府效能以及自律與自省。
其實早於1776年,吉朋寫成《羅馬帝國的衰落和崩解》[6]也已經指出過相同的「惡性下旋」理論,在第十二章《論西羅馬的終結》之中,他的意見是:羅馬由於其經營方式的相對複雜性,必須透過「學習的傳統」來維繫,包括她的經濟、軍事、行政等等,都超越當時其他落後社會所能營運和操作的水平。而入侵和叛變的蠻族之所以能從羅馬的文明中「解放」出來, 正正就是羅馬傳統的承傳失效之時、各部落可以瘋狂進行對羅馬遺產的掠奪。
近期另一本書也提出相同的意見,以針對一場關鍵性的事件:公元37889日「阿德利阿堡戰役」,以報導文學的形式,將第一次「民族大遷移」的蠻族難民變節事件,說明如何最後演變成擊敗帝國軍隊和殺死羅馬皇帝一事,對於帝國開始解體和不能暢順運作,歸納為「惡性下旋」的臨界點。[7]從公元378年直到公元476年,總共橫跨接近100年,西羅馬帝國才正式結束,黑暗時代才正式開始。
其實香港又何嘗不是一樣。經歷了超過一百年的建設,終於成為舉世無雙的經濟和現代城市典範。但對於逐步出現的文化敗像,也似乎正循著惡性下旋的方向進發:教育的失落,社會內部的鬥爭、暴力、和傾軋,反智的價值觀,機會主義取代務實主義等等。也正好應驗了法國社會學家的見解:電子傳媒的發達,將傳統的價值作出了顛覆性的分解,對民主價值的衝擊最為直接。[8] 其實和當年大陸搞文革的時候又有何分別,還不就是為了成就烏托邦工程而鬧出來的?
羅馬不是在一天之內建成的,也不是一天之內衰落。但「方向」這回事,有時也真令人心寒。


[1]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2]   信報2011413, 時事評論版, 《多元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420, 《城市、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
[3] 2022基金會 2004年資助研究團隊進行「再思香港人力資源與競爭力」的研究。20055月,計劃的三位牽頭人蕭鳳霞教授、王于漸教授及科大衛教授應香港總商會邀請,向香港主要企業的行政總裁重點介紹本項目的主要成果。
[4] 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章
[5] Jacobs, Jane (2004-05-05). Dark Age Ahead. Random House中譯本《集體失憶的年代》台灣《大塊文化》出版, 2005
[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
[7] Alessandro Barbero, Le Jour des barbares – Andrinople, 9 août 378, Flammarion
[8] Bernard Stiegler, La Télécratie contre la Démocratie, Lettre ouverte aux représentants plitiques, 2006, Flammar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