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 星期六

兩大辯論賽看文化差異

第一屆《兩大辯論賽》是1972年的事了。主旨是文化交流,勝負從來也不是重點。

過往也聽過有人指這個比賽是「政治不正確」,因為香港現在己經不止有兩間大學,兩間大學的時代早已過去云云。

這是「文化差異」的第一點:香港時下「甚麼都講政治」的流行病,忽略了甚麼是「學術承傳」。當年是因為《香港大學》恭賀《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為大學,而且是以振興中華文化為宗旨,特意邀請中大以對等大學身份,進行中英語文學術交流,從而開始兩大每年的辯論比賽。因此嚴格來說,兩大辯論賽是一個中文大學建校的紀念活動,當年的確也是兩間大學呀,又關政治正確甚麼事了? 倒不如批評牛津和劍橋每年的划艇比賽吧。

其實另外一場「兩大邀請賽」也是如此「政治不正確」,1989年《澳門大學》成立(時稱東亞大學),也是邀請中大為其建校慶典,以對等大學身份對賽,也是為紀念澳門大學的建校活動。這個傳統一直流傳到今天,兩校輪番主場,主題涉及港澳兩地話題、以及華人和普世事宜;是學術文化交流多於比賽。學術界有薪火相傳的傳統美德,也又不是為求政治正確或者「收視率」的商業考量也。

《兩大辯論賽》開始的時候,也許大學生的時間也又真是浪漫地充裕,兩間大學的代表是先進行一場比賽,再交換人員,兩邊也是聯隊,再進行第二場比賽。有點《雪山飛狐》味道,苖人鳳胡一刀打得痛快之餘,大家交換兵器再打一輪那種氣氛。一個小時的準備時間而已,又看看大家有甚麼功夫可以切磋嘛。要比學問:有學問就可以了,不必多費時間。也又不如看看《陸小鳳》的《決戰紫禁城》,到底西門吹雪是如何看穿出場對決的葉孤城是假貨?因為真正的高手「劍在心中」,花草樹木皆可以為劍,即使手中無劍,光是劍氣就可以殺人,因此拿劍是若有若無,不會死命緊揑着手中的兵器耶。

要是講「政治不正確」,不如講「兩大聯隊代表香港」更又如何? 當年我在隊的時候,是兩大聯隊一起集訓的,以英語共同對外作賽。學術交流又講甚麼政治正確還是不正確。

另外一點文化差異,是「文化疏離」:兩大辯論賽開宗明義就是恭賀中大弘揚中華文化,當中講的是文化兼容,因此兩大學是輪番以中英文進行比賽,而且隊員也沒有用語言來劃分,因此大學代表隊就只有一隊,講甚麼語言並不重要。這也是比學問的其中一點:如果大學本身宣傳的是兩文三語兼備,學生代表應該也是如此吧。

這種疏離的結果當然不是好事,就是個別辯論員並不能真正透過參與不同的比賽而浸淫不同的文化。

就以我見識過的比賽來看,有本事能做到這種跨文化衝擊的,是在新加坡看國際比賽,看着莫斯科大學的代表,三個金髮碧眼的俄羅斯俊男美女,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來進行國際辯論比賽,這才真是看文化交流噢!

在香港未必看得到,但起碼入場參觀兩大比賽的話,除了口才之外,還有很多可以留意的地方,例如:文化禁忌。這些也又是不在現場欣賞不到的好東西。

是啊,即使是大學生,也會犯着這些禁忌而不自知,因此一場比賽的評判,本身也是學術交流的重點,因為評判的引導,也是文化交流的一部份。

例如普通話賽區,特指中國大陸,有一種禁忌是「不能評論領導人」,因此當某一隊人拿毛澤東的歷史來批評的話,居然會有同學的即時反應是「不到我們評論」。這個反應在香港人看來是挺荒謬的,在國內可是理所當然。要讚賞的,應該是夠膽拿出來評論的那一位同學,評判也正確地指出來,讓大家反思,這個也又不是勝負的問題這麼簡單了。這個不是批評不批評的問題,是如何批評的問題呀。

又例如英語賽區,有一個「史遺留下來」的原素,那就是按照英國的「國會式辯論」來進行比賽,台上辯論員的名堂是 Prime Minister, Deputy Prime MinisterParty Whip, 台下辯員是 back-bencher。這個也只是一個形式問題,更要命的,是評判會提醒辯論員有關儀態的問題,包括要以這些正式的「職銜」來稱呼對方的辯員,而不是直呼其名,因為議事堂上,是公事不是私事,發言是因為根據當事人的公務身份,因此不應進行私人稱呼。

另外一個原素,是 point of information (POI) 的問答方式,每人在發言的時候,要接受對方即埸的提問,並要有禮貌地回應,即使不接受提問,也要有禮貌地示意,而不是背向對方不作回應或者隨便揚手打發。這些都是語言以外的「文化交流」。

有這種有修養的君子式答問環節可供比較,我也重申一向不讚成現時所謂的「自由辯論」環節。這點可以多算我一個「政治不正確」,我不介意和全世界對着幹。

講起學術傳統,有一點應該是只有中大辯論員才有得領教到的,我倒是不會改變甚麼,即使全世界也會說是笨蛋也不做的事:就是在電腦橫行的年代,仍會堅持到圖書館去「搬書」。因為這個儀式不止是形式這麼簡單,而是有文化和學問要考量:要到圖書館搬書,到底搬甚麼?要是平時沒有泡圖書館的習慣,也不知道甚麼書在甚麼地方和有甚麼作用,搬了也是白搬;第二,和圖書館的管理員關係如何?平日用人家的地方,到底工作關係搞成怎樣?代人家照顧書籍的時候,能否用圖書館理員相同的細心來處理?有本事去「搬書」的話,那才是「懂得用圖書館」。因此「書」不是重點,重點在讀書的習慣。

有沒有看過《功夫》? 古老十八代的電視劇啊,哈哈,有一個場面倒是印象深刻的,是「草蜢仔」在正式打過木人巷之後,出關之前要在手臂上烙下青龍白虎的火印。那是他的畢業證書!方法如何?是用兩臂夾住關前一個人一般高大的香爐,把它搬開;香爐燒得火熱的,正是左邊一條青龍、右邊一隻白虎。

時下的年青人總是凡事只看新聞頭條,對事實和理論不求甚解,這種「管好圖書館」的木人巷磨練,希望可以對症下藥吧。 

我和港大的顧問何偉幟博士也一直都見慣學生的「撞板」事,要是現場出了甚麼胡鬧的地方,早也是見怪不怪了。但最重要的是「交流學習」,而不是只談勝負這麼膚淺。大家講得最多的一句,是「要錯就在大學裡犯錯」,因為出得了大學校園,就要處理現實世界的事,要是在大學的日子沒有機會好好學習,甚至學了一些習以為常、積非成是的偏見出來,也又與學術交流的原意相去甚遠了。

我在中大教《政治辯論》課的時候,就真的讓學生開放一點,台上用甚麼語言不重要,能溝通就是;台下的發問我是讓學生過足議員癮的,包括可以「追問」,而且很多同學在台下也是「有備而來」,資料準備比起台上一點也不遜色。

也許這種學術交流的氣氛才是我保持「最長就業記錄」的原因吧。也早有朋友打趣問我,到底之前身為中資高層、金融專業,還在中大搞「文化自由」,訓練學生「反洗腦」,是否潛伏臥底?

聽罷也覺得挺有創意,要是有這種臥底,多多益善啊!這個不也就是中大新儒家理論麼既要實幹、也要治學,更要弘揚文化才算是一個「人」呀。

沒了還有最後一點,可以再加我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罪名,做人有時挺無奈,也許死罪也不能怕:二十三年之前的這個日子,兩大的聯隊同學正在準備和「北京大學」代表隊進行比賽。這個文化交流,看來也是不理會政治的了。

小平你好:你還欠我們一個交代!

北大的同學:你們的位子還空着,我們仍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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