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所謂知識份子，都有一個很「有趣」的思想方式，按中國美學觀點的說法，叫「移步換景」的思維方式。
中國的各種文藝創作都有用這種手法的，而放了在平面構圖的繪畫工藝裡，例如《清明上河圖》之類，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是一種怎樣的形態：就是每個場景逐個來近看的話，都是非常對稱的，但要是拉一個遠鏡來整體地看，才會發覺「怪怪的」…… 內容的比例總是不大對稱。美而名之謂「移步換景」，但總就是綜合不起來。因此中國的傳統「大構圖」繪畫，一般都是長長的橫幅，可以讓人逐段去看，但少有整面的大幅構圖，讓人可以一眼全景盡收。換轉是學西洋畫的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那就是：中國的畫，沒有「透視景深」這回事。亦即「立體構圖」沒有一個明確的「角度」，因此比例總是含糊不清的。
從一個純美學的角度來說，也又無所謂，正如抽象畫也沒有所謂比例這回事。以「直觀」的態度來說，這也是「合邏輯」的，因為當一個人真的用貼近鼻子的距離來看東西，那當然不可能、也沒需要，同時將「其他背景」也納入眼內的；因此在一個微觀的環境下來審閱圖畫，每一個目光能見的地方，構圖都是對稱平衡的。這個才是「移步換景」的精髓。但同樣都是要「求真」的話，西洋畫就講求一個統一的視角角度，然後以此為中心，再投放出一個按比例的景深出來，這個也又是「很合邏輯」的一種看法。
於是乎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中國畫跟西洋畫，都是「各自很合邏輯的」。
不過，這種思維方式到底是藝術還是科學? 很明顯了吧…
這個也許是中國的自然科學難以成形的原因之一吧? 因為一個造學問的人，假如永遠都是在「移步換景」之中去思維，結果就是沒有所謂真假對錯，因為「一切都是看你站在那裡看」。
因此毛澤東…其實歷代的開國皇帝都是這樣做的，就是對「讀書人」都極不客氣，不殺個清光已算是皇恩浩蕩。而一般都到了江山大定之後，皇帝想要求個千秋萬世的安穩來讓皇孫公子享清福，才會交帶「讀書人」來辦些奴才瑣事；尤其是製造更多聽話的奴才。
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的「官方歷史」才會明白「斷代史」對於這種奴才是多麼重要的一種「安身立命」的空間，否則全部讀書人早就全部送入精神病院去了。因為每一個「朝代」的前段，都總會大書特書讀書人如何「忠心不二」地對前朝誓死效忠；但同樣到了皇朝末年，又是同一種讀書人，會華麗變身，以「為民請命」的英雄身份來揭干而起、誅殺自己當朝的主子；然後一個眨眼，讀書人又以懷念前朝為之忠肝義胆….週而復始….。
因此中國的官方歷史裡，從來都只有一種壞人，就是「那個末代狗皇帝和他身邊的狗雜種」。極其量是一個極度倒楣的短命皇帝，而讀書人….嘿嘿嘿，永遠都是「忠」的。因為去教書的，都是這種「讀書人」嘛。
這種荒謬絕倫的情況到了一個怎樣的地步呢? 就是「中國人」一方面會說漢族的文天祥抵抗蒙古韃子是「民族英雄」，但同時又會大讚頭號蒙古韃子忽必烈打出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又是一個「民族英雄」。到了史可法抵抗滿州韃子又是「民族英雄」，但之後韃子頭領愛新覺羅玄燁去西藏搶地盤的時候又叫做「民族英雄」。
這種近乎精神分裂的行為之所以會形成，其實看得懂何謂「移步換景」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
至於近代就更加是病發得特別利害。例如在1867年明明是由韃子頭領叫人去搞洋務的，結果全國全面洋化；忽地裡到了1900年，又是韃子頭領找人來扶清滅洋，連帶隨身有枝鉛筆被搜了出來也要碎屍萬段。而更有趣的是，按洋人的記錄，當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是北京城內的老百姓幫洋人攻城，歡迎他們來平定「拳亂」的。
八國聯軍一事, 實情是光緒皇帝任用康有為、梁啟超搞「維新」，而洋人站在維新派那邊，因此才有後來保皇派借了個義和團來進行「愛國行動」，那才爆出一個大頭佛來。在北京城內帶頭到處殺人放火的是義和團和大清軍隊，之所以演變成所謂「國恥」，很明顯真的要用「移步換景」才能「好好體會」。
因此明乎這種「移步換景」是多神妙的一種功夫之後，就可以來看看到底「支那」這個所謂「國恥」又是什麼一回事了。
其實就在女真人打下了漢族的花花江山之後，就立即實行「新愛國主義教育」，所有人一律要尊稱「女真殖民政府」做「大清朝」。而即使是「建國」之時，前朝仍然健在(例如明永曆元年是1647年，但清朝已開始計為順治三年；到了永曆十八年，亦即清朝第二任皇帝康熙二年，吳三桂才「滅明」)；但即便如此，永曆年號是一直用到1683年(永曆三十七年)台灣鄭克塽「降清」才完結。當中的「皇朝重叠」情況，只是比香港的「五十年不變」稍短了一點點而已。
而對上述有關「國號」的稱呼問題，金庸先生在《鹿鼎記》中都有提到，就是莊廷鑨的「明史案」。講的正正就是吳之榮那個小人，看出了《明史輯略》一書之中，竟然在大清朝坐了江山之後，還繼續照用大明朝的年號紀事，那當然就是「大逆不道」之至啦。後來的「滿門炒斬」就不必細寫了。
那麼當時漢族人和女真族人，到底覺得那一個「國號」才算是「國恥」呢? 是女真人聽到「大明朝」、還是漢族人聽到「大清朝」會覺得難聽過粗口? 或者簡單一點，女真人叫漢人是「南蠻」而漢族人叫女真人做「韃子」，這個也不算是「口音」問題了，這個本來就算是粗口的一種。而在女真人殺光了所有不識時務的漢人之後，所有漢族順民都樂於尊稱女真殖民政府做「大清朝」。
及至十九世紀末，國學大師嚴復先生對於翻譯外語所稱之「中國」，並不使用「大清朝」之「官方愛國稱呼」，而直以音譯書目為「支那」，詳見「支那教案」一書 (A. Michie –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97)。而當時大家才茅塞頓開，發現了一個沒有「移步換景」的局面，就是全世界都不會精神分裂地跳來跳去尊稱什麼「大X朝」，而是 China is China。這種思維方式，對於幾千年來習慣了明哲保身、移步換景的中國讀書人來說，即時就起了個難題。到底這個 China 應該怎樣稱呼? 自己不知如何稱呼自己，天下奇聞噢。
自此以後，大清朝的人就樂此不疲，趕著時麾很有世界視野地尊稱自己為「支那人」，而梁啟超就更加以「支那少年」自居。至於康有為、梁啟超這些「老愛國」所創辦的「保皇會」則在維新失敗後，跑了去日本搞起《清議報》來，當中劈頭就講「宗旨為維持支那之清議」。而孫中山在推翻女真殖民政府建立民國之後，仍不以「中國」自稱，而是以「支那」自稱。可見「支那」用以稱呼中國，乃是大清朝將歿之時、而漢族人又已不能復稱自己為漢族的情況下，所創製出來的「自稱」。可見到了清朝末年，即使是大清國的人，都有點覺得這個「清」字有點接受不了。
現時所謂的「辱華」問題，只能又用「移步換景」來理解。就是當年那個自稱代表支那人的國民政府，由於自己貪腐無能，被日本仔百般凌辱、還要打到四腳朝天，正如家道中落的阿Q 一樣大喊「兒子打老子」般難看。因此但凡提起「支那」一字，有人立即就怒火中燒，就像阿Q聽到有人提到個「光」字一般。其實歸根究底，是阿Q自己不爭氣，不論他自己改個什麼名號，結果都是一樣的，正如他頭上的癩瘡疤，因而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更「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
不過這個還未完。魯迅以下有關阿Q的總結才精彩：
阿Q喜歡與人吵嘴打架，但必先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對抵抗力稍為薄弱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腳，大肆輕薄….
可見「忌諱」這種事，其實和文字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任你如何破口大罵，只要你是阿Q，那就任何與你有關的文字，都會變成侮辱，又怪得了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