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的世代戰爭反觀香港的政治前路 (下)

相比較台灣，香港的世代戰爭進行得相當具破壞力，而並沒有像台灣一樣，順延而形成一種足以進行世代交接的秩序。

上文提到，台灣最近的「太陽花事件」，基本上和二十多年之前的「野百合事件」可說是「承先啟後」的模式，都由學生活動為主，不帶政黨政治的包袱，倒反而是後來其他政黨得以從當中的社會突破找得到出路。

相反，香港的世代戰爭總帶着肅殺的戾氣，似乎不把上一代置諸死地就不能有自我的生存空間一般。上次也有提及了，《黃之峰舌戰張文光》事件。

但從「起步點」來看，香港似乎比台灣那種「悲情城市」的氣氛要好得多。起碼從二戰之後的「和平歲月」算起來，就沒有「二二八」那種「慘案」發生。其分別在於：香港是一個由英國有效管治的殖民地，不像台灣是一個日本準備要撤出的殖民地。沒有那種任人垂涎的「政治真空」使人互相爭奪。

直到1949年大陸共黨建政之後，大量湧入香港的中國人口，都不像國民黨那種「君臨天下」的「新殖民」模樣。而是帶着資金、技術和市場經驗的精英，從國內「移稙」工業經濟來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尋求安身立命之所。而其他各色人才，包括中文大學建校的先賢們，則是帶着文化承傳的擔子「乘桴浮於海」，都屬於忍辱負重的一類。早期香港的粵語電影，對於「南北和」這種現象描述得很仔細，而隣里之間的守望相助精神，也是建基於「同舟共濟」的環境所使然。因此對於英國殖民政府而言，這只是一個「難民」問題，並不涉及太多政治考慮。而的確，第一代如此融合而形成的香港人，社區敏感度很高、但政治敏感度極低，也是由這種難民心態而來。

香港的所謂有世代戰爭，直到「火紅年代」才算正式發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展，而香港同時亦經歷了六七暴動。當中很多所謂「先進青年」，都深陷於新出現的政治鬥爭形勢。例如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一家人，就是那時候的「典型」。

曾氏一家三兄妹都是戰後在廣東出生。一家移民來港之後，都是學界精英，曾鈺成及曾德成就讀聖保羅書院，妹妹曾勵予則就讀庇利羅士。但各人年紀輕輕就已經和孫中山一樣膽大包天，只不過衝擊的對象不是中國的封建帝制，而是英國的殖民主義。尤其是曾德成，因為派發傳單譴責當時教育制度的目的是「推行奴化教育」等等。那當然嘛，殖民主義不搞奴化教育會搞什麼? 於是曾德成變成政治犯被關入獄。

至於在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反而強化了本土的文化自主地位，而不是某些土共所一直幻想的回歸祖國懷抱。主要原因，是香港當時主流的知識份子和經濟骨幹，都是因為反共而投奔香港的。尤其在播音員林彬被殺一事之後，基本上「土共」成為了「過街老鼠」。因此香港的第一次世代戰爭，就已經出現了這種「趕絕」的氣氛出來，這是土共自己種下的孽。

至於「火紅年代」的情況，則是英國殖民政府改變了「奴化」管治所衍生出來。六七暴動令到英國人明白以往的高壓政策經已過時，而參考過經濟蛻變的情況，於是管治手法改為「從寬」，盡量消弭社會衝突。但同時亦變相容許了新生代學生的思想自由。而自從1972年中國「入聯」之後，新生代的「鬥爭」動力，正式由「社會訴求」演變成「政治訴求」。也很難怪，要挑戰英國人，不借助另一個更強大的勢力又可以如何?

於是乎很自然地，七十年代的「香港學運」，基本上是「江山一片紅」，尤其是擁毛的「國粹派」更是「當時得令」。不過好境不常，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的意識形態一下子崩潰，以致消聲匿跡。

終歸上述各種「學運」對香港政治的影響有多大呢? 等案其實很可憐，就是「影響不大」。港英政府採取「行政吸納」的方式來進行管治，實際上人民要和政府對着幹的事情不算很多。尤其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後，港英政府表現出比起中國歷代皇朝更為高明的管治水平。要反又從何反起?

但又不知是否命運的玩弄什麼的，也許就是國粹派「從高處自行墜落」也被認為是一種「趕絕」吧。因此對於「反撲奪權」的意識，反而是更加深植在某些親共的左膠腦袋裡。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國粹派的人反而憑藉其「對偉大祖國的認識」，加上中共以「老朋友」地位來抬捧，搖身一變成為了「紅色大亨」，大發其「改革財」、而侯德健的《龍的傳人》當時就像國歌一樣為他們鳴鑼開道。縱觀今日的商界領袖，當中這類紅色資本家大不乏人。但總的來說，也正好脗合練乙錚所指的「利益板塊」分析。因為紅色大亨不論如何出人頭地，與港英時間所深厚累積的「老牌家族」根本仍是「大有距離」。

而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社會思潮又來一次大逆轉。在八十年代冒起的「新發財」國粹派，又是一下子由高處墜落，變成「兩面不是人」。而尤為要命的，是一眾「關心祖國」的先進人士，要為咒罵共產黨而再次打倒昨日的我，例如「今上」梁振英，在六四翌日，曾經在全港多份報章刊登聯署聲明，「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要轉軚輸誠? 真是情何以堪! 倒不如直認是精神分裂就了吧。

而至於所謂「民主派」，仍然洗不掉當年火紅年代的大中華情意結，雖然口裡講的是香港民主，實際上是拖着香港的市民去搞「大中華事業」，事實上和「發財國粹派」利用本港市民的政治本質，也又無大分別。但重點在於：民主派視「親建制、親中共」的人為「人民公敵」，總是要除之而後快。北京和香港民主黨派之所謂「無偈傾」，實情無關香港的民主事業，而是民主派堅持要用六四事件來挑戰大陸的一黨專政。

不過從中學習得更快的，是「激進民主派」，也又是抄了相同的「鬥爭」路線，不過矛頭直指「民主派中的投降份子」。於是腥風血雨的派系鬥爭演變成民主陣營大分裂。

而命運這回事，有時又真會開玩笑。到了「國教事件」，情況有點像台灣了。就是原來黃之峰一類的新人類，基本上不理會由「中國情意結」所衍生出來的「民主/建制」黨爭，反而在「本土優先」的理念下，尋求擺脫黨派對香港政治生態的主導權。而重點也演變成「去中國化」。

而這種橫衝直撞式的「本土」運動，也又連民主派也被殺個措手不及。例如提出「公民提名」一事，將民主派部署好的「討價還價」安排翻了一個四腳朝天。

也可以這樣講：正如先前另一篇文章也寫過了，《維穩才是最大的顛覆》。香港和台灣的「去中國化」，從前或許還能理解為「政黨擺佈」，但原來只不過是港人被迫否定與中國的聯繫。假如中共聰明一點，放手讓中國議題由政黨去爭奪，反而不論誰人上台，都是「情繫大中華」。但在否定民主派的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否定了建制派執政的合法性，真是自作自受之至。

而很可惜，香港的世代戰爭早已演變成「互相否定」，而沒有一脈相承。從這個角度看，最後的悲情城市不是台北, 而是香港。

從台灣的世代戰爭反觀香港的政治前路 (上)

先前俗務繁忙，而世界變化太快，想重新執筆之時，已經又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寫起。稿債爆煲，唯有逐個題目追補。真羡慕那些可以全職寫文字維生的朋友。

近日大事，首選是「台灣太陽花學運」。香港還未講好佔中、台北先行「進駐」立法院，還要高舉「抗中」大旗；香港政制咨詢在進行之中，這樣一搞，又來增添不少變數。好一齣《雙城記》。

先前在2012年9月14 日寫了《黃之鋒與世代戰爭》一文，從各種材料中推敲出一個結論，就是：勢所使然。所謂「引起變化」的，並不是特定的個別人物，尤其是黃之鋒一般，其實也是「沒有什麼特別」。要是有所謂「特別」，也只是「特別認真」而已。

先看看台灣方面的變化。

不從王侯將相的中式編年史角度去看，就從「勢所使然」的「大歷史」角度去看，而結論同樣也是「無甚特別」，甚至可以說是「必然」。

台灣的「民主化」比起香港要走的早、走得遠。固之然那是「國府」的承傳所使然。堂堂一個「中華民國」，講的是推翻帝制、創建民主。專制極其量是「訓政」未竟而已。因此所謂「民主時間表」，台灣是命中注定，推無可推。而「建制派」只能是「阻住地球轉」之一類，也又是勢所使然。尤其是大陸淪陷、國府遷台，只是為這個民主事業拖拉延遲而已。而台灣本土的民主派，也又是在這個「不正常的時空」狀況下，白白消磨了大半人生。有看過柏楊「坐破牢底」寫文章的，都不會對那個「訓政」時期的狀況有所陌生。

換言之，台灣民主化的「第一場世代戰爭」，就是自然發生在「外來融合」所引起的「內部反彈」。鎖定「鎮壓正確」的里程碑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直到開始「解嚴」的里程碑是1979年《美麗島事件》。前後是漫長的三十多年。其間國民黨唯一能做的，就是「拼經濟」，結果迅速在七十年代完成了經濟奇蹟，台灣一躍成為「四小龍」。

自從國府遷台之後，由於仍是「國共內戰」的狀態，自然不會放棄「一黨專政」的管治方式。但國府本來就是一個民選政府的體制，因此這場「內戰」因素，早晚敵不過「和平演變」的訴求。尤其是1972年「被逐出聯合國」之後以至老蔣1975年賓天，整個台灣忽然沒有了存在意義，變成了「汪洋中的一條船」；於是各種「為光復大業」而被凍結的願望，開始不受控地萌芽。這些背景因素，在分析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中，都不能不加以注意

而拖拉了幾十年，終於到了台灣的本土新生代崛起，以「黨外」身份開始追求民主而展開了另一段歷程。

國民黨政府在1979年血腥鎮壓之下，算是清算了反對派。不過醒目的公眾，都不會忽略當時被「公審」的人物之中，包括了：施明德、呂秀蓮、陳菊還有林義雄 (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在家被特務殺死) 。這些都是後來「民進黨」的中堅，最終領軍完成了「政黨輪替」。這是後話。

而由《美麗島事件》所引起的內部衝突，終於迫使國民政府了解到，對峙是死路一條。因此才有蔣經國的一系列「解嚴」措施出台，包括了開放黨禁和報禁。而台灣的民主程序正式開始。整個八十年代，台灣就在逐步開放之中。

正正就是有了這種開放的土壤，另一場世代戰爭又是順理成章的形成了。大家可以看看龍應台的《野火集》事件。

龍應台正是國府遷台後的「新生代」。龍氏是1952年在高雄「眷村」出生的。這點與「美麗島」的各位「本土」主角大有分別。例如施明德是1941年在高雄出生的，是100%台灣本土人。

而龍應台的「新生代」，則是國府遷台後「大融合」之後的「新台灣人」，這種「新本土」與先前的「舊本土」，不是同一回事。而她也是「留學生」的一派，在意識形態上，與「留守」的學者又不是同一類。這個七十到九十年代的時空，大家可以看看「三毛」的著作，相信會有更深刻的認識。而大家也別忘了，馬英九也是「留學生派」的噢。

所謂「流浪意識」在國民黨眼中，原本就是「洪水猛獸」，因為對於「思念固土」這一個問題，畢竟連帶着「回歸中國」的訴求，但竟然不是「武力光復」又可以是什麼?

這種「新本土」有什麼特別? 就是思想上，比較「聰明」，不像原本土的橫衝直撞。所謂「高舉流浪意識」，實質上也就是對國民黨的最大挑戰。要是打不過共產黨，你想如何結束這個「流浪的事實」?

據龍應台在二十週年紀念本的記述，自從第四篇文章《難局》開始，她便有了一套面對當時台灣高壓政治環境的「寫作策略」，她說：

（當時的）我，有踩著鋼絲跳舞的感覺。坊間有很多黨外雜誌，有些，看得很透徹，說得很尖銳。但是只能在地下流傳，在小圈圈裡相濡以沫。我不認為這是最有效的方法。〈難局〉是『策略寫作』的開始。是第一篇準備正面『解構』威權政體的文章。我思索的是：如何盡量拖長時間，讓當權者不意識到你的危險，而用最好看，最活潑的白話，打動最多的人？

因此台灣民主運動，由本土和精英的小圈子「戰爭式」對抗，開始向大眾擴散，形成一道「思想解放」的新戰線，這一點與「新生代」的「群眾策略」大有關係。

而「收成」在什麼時候可以定個里程碑? 1990年《三月學運》史稱《野百合事件》。這場運動，以學生自發為主，由社會輿論促成「大和解」，而據當時出版的傳單之中，主旨是這樣寫的：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但大家也又不要忘記了「大背景」。那是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春天。而全世界都正在進行「推倒柏林圍牆」的運動。因而李登輝不可能不進行「和解」，這個也又是「勢所必然」的事。但要是沒有先前一個世代的開創和灌溉，包括龍應台的群眾運動, 這個遍地的野百合是如何也開不出花朵來的。

不過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可沒有倒台，更加沒有放鬆「維穩」。台灣的世代戰爭，雖然成功攻破了本土的民主障礙，但又無可避免地發生了另一場變化。就是當年自命為「中國人」的一整代台灣「新生代」，一下子面對一個身份危機。其中的表表者，正正就是專程到天安門支援的歌星侯德健。

侯德健和龍應台一樣，以「中國人」的身份抵抗國民黨對民主訴求的鎮壓，並且在1983年違反禁令，「出走」大陸而紅極一時，尤其是一首《龍的傳人》紅遍天下，甚至被捧到國歌一般的地位。後事如何? 就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寫下了違心的「悔過書」，被「驅逐出境」，後到台灣自首，坐了三個月牢。

在這個背景下，「和平統一」主張的新生代無法再挑戰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於是才又有「反統」的民進黨一枝獨秀，借助民主訴求來完成「淡綠」的台獨綱領，最終在2000年成功進行「政黨輪替」。

不過世代戰爭，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尤其在陳水扁傷盡台灣人心之後，政黨輪替再回歸到有利國民黨的位置。但經過政黨惡鬥之後的台灣政壇，所謂「民意代表」的身份，又是在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之中。

今次「太陽花事件」，也又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的一個好例子。我在中大執教《政治辯論課》的時候，正正就是橫跨三屆台灣總統大選，還親自到台灣拿了相關的參考材料和學生分享。學生能領略多少是一回事，但今次的搶佔立法院事件，其實也甚有「勢所必然」的特性。

在藍綠兩營經過幾十年的黨爭之後，再在「統一和談」的大前題下徘徊了幾十年。基本上對於「中國」這個題目，台灣的新世代不再視為一個主題，反而台灣的自主前途以及民意代表的問責問題，這些才是主題。因此對於「統獨」議題而衍生出來的「藍綠」對峙，也又不可能繼續參與或支持。

今次的《太陽花事件》，主要訴求表面上是「反對服貿協議」，但實質不然，因為具體的訴求不是「反對」而是要求「逐條審批」，亦即以太陽花代表的「陽光政治」反對「黑箱」，不「只是」反對服貿。而國民黨動員和工會和商會來「撐服貿」，正正就是要通過抹黑學生訴求來達成「速戰速決」的手段。如果這樣搞都算是「向選民負責」?  那麼馬英九的政治生涯從此可以寫下句號了。

之前台灣朝野都早有迴響，包括了綠營的不停指斥，謂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統一派」。而既然馬總統出動到防暴水砲來要求硬闖「服貿立法」，看來所有反對派都無何可避免地被迫綑綁一起，被迫齊齊發動「倒閣」了。

但最後的結果，不論會否迫使馬英九下台，台灣今次的「世代戰爭」，結果都是「本土派」全面接掌政治的話語權，不到各自政黨利用作為達成自己政治欲望的籌碼。

因此北京方面如果以為台灣「內亂」是對統一有利，這點是完全捉錯用神。因為一個強勢的國民黨政府、甚或是一個強勢的民進黨政府，也都可以作出政治妥協來遷就大陸的「統一主張」。現在由完全本土派接管主導權，並且嚴格要求立委和政府對台灣全體公民負責，那麼到底大陸又可以放出一個怎樣的條件來談判?

除非是台灣「公投」吧。不過到底「公投」這個魔咒一出，對大陸是好事還是壞事?

下文繼續。

逃亡是否建立一個獨立民族國家的基礎?

最近看見在港大的雜誌《學苑》有一篇文章《本土意識乃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2014年2月28日)，其後當然就是一大輪的爭吵，而雜誌自然就被冠上「漢奸」、「反中亂港」、「港獨」等等的帽子。

對於「港獨」話題，我的興趣不大。而這篇文章會否被納入為「鬥爭」的一部份，我也是管不了。但作為一篇學術分析，我倒是極有興趣。

其實《學苑》作為香港大學的學生雜誌，不夠「偏激」才古怪，這是她的傳統嘛。對於過份偏激和無理的思想，當然大家也不一定會很認真的看待，更遑論要指指點點。但對於要「扣政治帽子」這一點，相信不止香港大學的學生和校友不會認同、甚至其他稍為有點國際視野的知識份子也不可能認同。因為假如「思想自由」是一種普世價值，那麼作為一種學術思路，「逃亡是建國的一種方式」這個題目其實起得很好；撇開種種主觀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作為學術研究，的確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切入點。

先前也表達過一種政治思想，就是「血濃於水」是一個講不通的政治概念，尤其涉及「民族形成」和「國家建立」等範疇。亦即「一個國家有多個民族很正常」，而「一個民族往往建立多個國家」，就更加不是奇怪的事。因此「同屬一個民族就不可以另外建立不同的獨立國家」，這點在政治分析上來看，屬於笑話一類。

大家看電影也看得不少了吧，而香港也有不少基督徒，也又肯定不會對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陌生。其中當然免不了涉及大量的宗教思想，但反過來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以色列正正就是「逃亡建國」的典型例子。而「神話化」也是一種公認的「民族意識」的建立方式。

從血統上來分析，以色列人的「閃族」血統和整個亞拉伯半島和中東地區的人種 其實密不可分，光從 DNA 來分析，基本上也可以說是和阿拉伯民族「血脈相連」。但考古學家對「一神教」的研究，也直接摸到了埃及那一邊，也又正是著名的「圖坦卡門法老」一家所涉及的「動亂」歷史。而以色列人《出埃及記》也大約就是那段時間發生，趁埃及大動亂的時間「逃」到荒野，最終在結束流亡之後，才建立以色列國。

而在大逃亡過程中的種種衝突、歷煉和沉澱，也是形成以色列民族的「民族特性」，包括種種象徵這個「民族創造」的種種節日和習俗，例如「逾越節」、「十誡」、將逃出埃及的日子定為「正月」、「只拜一神/不拜偶像」等等。全部都是由這段「逃亡」歷史所鑄造形成。

所以撇開宗教立場不講，光從學術分析的立場來講：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和立國，正是建基於《出埃及記》的逃亡經歷。

至於其他的民族形成和立國，基本上也有類似的情況。遠的不說，即使近期建立的現代國家如美國，其實也是由歐洲本土「逃離宗教迫害」的各種「異見人士」所組成。而美國的「節日」也反映這種歷史，例如「比新年還要大」的《感恩節》，也是美國人獨有的東西。而其文化面貌的「兼容多元」、「憲政主義」、「法治」、「天賦人權」等等，也是在那段「逃亡/反抗、到獨立」的種種歷煉和沉澱而形成。

但單單就「兼容多元」這一點，反而是加拿大比美國來得更「激」。而加拿大更加是「逃亡中的逃亡」例子，其建國的「人民」構成部份包括了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期間逃難到美洲北部的英法各國民族。名義上是屬於「保皇派」等等所謂「效忠英女皇」、不知死活仍然打着英國國旗的「右派」。但對於「以憲政保障多元」這一點，加拿大比美國的聯邦制更為「寬容」! 起碼美國可以因為「南北分歧」而打得出一場血流成河的內戰，但加拿大那邊對於「獨立公投」、「脫離聯邦」等等議題，倒反而定得下「中央必須與地方政府商談」的法庭判詞。(見前文《郝鐵川建議香港人搞獨立公投？》2013年8月10日)

至於東半球這邊，也可以看看澳洲。她的歷史更加有點「逃亡」得極端，就是由一個「死囚流放地」所蛻變出來。至於「民族性」的搞笑地方，竟然是「樂於分享祖先的犯罪記錄或傳說」。

即使是套用「亞洲價值」的所謂「天然限制」，又何妨看看「新加坡立國」這個案例。她正正就是一個由亞洲各色「流動人口」、包括各色難民，停泊在英國殖民地的「海中孤島」所形成。而其建國的經歷，正正就是被馬來西亞聯邦「踢」出來變成「孤兒仔」，於是「唯有獨立」的一條出路。其種族融和的文化面貌是相對於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而來，其獨特的「既資本主義、又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價值系統，也是由「反抗對立」所形成。而其「既法治、又集權」的政治文化面貌，也又是相同原理囉。

至於香港這個小地方，是否同樣可以套用「從逃亡到民族形成」的理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覺得這個題目是值得研究的。至於會否被扣帽子，打為「乘機搗蛋」的「破壞份子」，那就管不了啦。

《學苑》對於這個話題的研究，的確甚有啟發性。其後在《輔仁媒體》的論戰文章《極右帽子無阻守護本土決心 － 回應區龍宇先生》(2014年3月10日) 提出了進一步的參考資料，就有關「香港本土意識形成」的方面，是如下表述：

區先生引用二O一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報告，試圖以此證明所謂「新民族主義」並非香港主論。區先生引述的數據提及，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訪者比率不足四份之一，相較一九九六年輕微下跌兩個百份點，而認為自己同時是香港人及中國人的比率佔百份之六十四。本人在文中強調，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人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這個年齡群組方是值得研究對象。事實上，若以年齡劃分，八十世代（即大陸俗稱的所謂「八十後」）自覺為「香港人」達33.3%，遠比非八十世代的 20.3%為高。八十世代自覺為「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 達48.1%，亦遠比非八十世代的39.8%為高。若合併「香港人」 及「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兩項，亦即以香港人身份為優先的比率，八十世代為 81.4%，比非八十世代的 60.1%高出 21個百份點。《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作者徐承恩先生亦有引用港大民調數字反駁區先生，筆者在此簡略複述。根據港大民調，在二OO八年上半年，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有22.9%自視為純粹香港人。那是歷年的低位。到二O一三年下半年，則已升至59.1%。

這種「本土意識」，假如是用來衡量「民族意識」的標準，則這個「增長速度」之快，實屬罕見!

看來「港大民調」的鍾庭耀真正麻煩，在於沒有考慮到「講老實說話的政治後果」。

烏克蘭和俄羅斯一定大打出手

我不是賣文章吃飯的，因此只能言簡意賅地「一針見血」。這個標題只算寫得太遲，忙不過來，又被「新聞」跑先了一步：俄羅斯經已出兵烏克蘭。只欠烏克蘭尚未還手大打。

上星期難得有空寫了一篇文章，對烏克蘭情況只算是點出了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就是「強行融合必爆大鑊」，而墨汁未乾，俄羅斯已派出特種部隊「保護克里米亞僑民和軍事設施」。

至於為什麼說「強行融合」?

有很多「大中華膠」以至中南海的「政治顧問」也是一臉懞然。原因很簡單，就是「蘇聯老大哥」從一開始就講大話，而所有「社會主義小弟弟」包括香港的一眾左膠和大中華膠都「被教育」一個錯誤的陳述，就是：由秦朝直至道光年間，烏克蘭都是俄羅斯的固有領土。而且「文化血緣一脈相承」，於是乎「搞分裂的恐怖份子一定不會得逞」。

而不久之前(2014年2月26日)，文滙報駐莫斯科記者的報道還指：俄羅斯「出兵烏克蘭、還不是時候」。也正正就是這種白痴愛國的國民教育必然的結果。而即使這位「專業記者」對烏克蘭「略有認識」，但也只能寫出這樣水平的陳述：

眾所周知，失去烏克蘭是俄羅斯不可承受的損失。基輔是俄羅斯文明的發源地，其意義如同中華民族的黃河流域；黑海出海口是沙俄費盡心思、用無數將士的犧牲奪取來的。烏克蘭東部的軍事工業也是俄羅斯強大國防工業不可或缺的一環。毫不夸張地說，烏克蘭是俄羅斯恢復昔日榮耀的基石。也正因此，美歐一直處心積慮地要把烏克蘭從俄羅斯的懷抱中拖出來。

原來又是算到「美歐處心積慮….」的帳上去而已!

這種所謂分析，只能適合某種「高級知識份子」的口味，就是「起碼比無知的群眾知多一點點」，而所謂「眾所周知」，sorry，那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高級知識份子特殊訓練而形成的「專業腦殘廢柴」。

對於「烏克蘭是俄羅斯文化的發源地」，這點倒沒有講錯，算是有個起碼水平，因為香港這邊知道的人還真的不多。但中國人最好就不要自己拍腦袋發白日夢啦，請認真看看烏克蘭人自己寫些什麼。看看2003年出版，由前烏克蘭總統庫奇馬所撰寫的歷史書 《烏克蘭不是俄羅斯》Leonid Kuchma. Ukraine is NOT Russia. Moscow: Vremya, 2003. – Russ. Ed 。該書以俄文發行，目的是針對俄羅斯民眾，讓他們多知道一點歷史事實，以免再受蘇共從前的「愛國教育」蒙蔽而對自己的隣邦作出「非理性的愛國幻想」。至於烏克蘭這邊，歷史其實是家喻戶曉，根本不用另行教育，除非強行推動「俄羅斯式愛國教育」。

該書其實也不是第一本寫這種歷史事實的鉅著。早在1890年，在沙俄帝國搖搖欲墜的時候，烏克蘭學者Mykhailo Hrushevsky 已寫成一套十冊的編年史，詳細寫出烏克蘭的民族歷史，的而且確一千多年之前，俄羅斯是由烏克蘭的前身「基輔大公國」所衍生出來，而該國的名稱，是Kiiv-Rus：基輔俄羅斯。因此「烏克蘭是俄羅斯文化的發源地」這點是全無異議。

但在俄羅斯立國和強大起來之後，反而變成侵略者，一直企圖奴役烏克蘭民族。烏克蘭人承受了接近一千年的文化清洗和種族滅絕，仍然沒有倒下來 (這個另有後話，先按下不表)。因此要烏克蘭人「認同俄羅斯」是「血濃於水」，烏克蘭人會跟你引述中國名句：大義滅親。因為這種「文化分歧」在1863年沙俄內政部長Pyotr Valuev是這樣反映出來的：「小俄羅斯方言」(指烏克蘭語) 從來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存在的空間! 於是這位「非常愛國」的俄羅斯人宣佈「禁止烏克蘭方言用於宗教、文學和教科書等刊物」。1876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再乾脆宣佈禁制所有烏克蘭「方言」的刊物。

可以這樣看，既然烏克蘭(基輔俄羅斯)才是俄羅斯的老祖宗，怎麼到了一千年後的俄羅斯人，反而認為有人活學活用老祖宗的語言才是一種不正當的「方言」呢? 很有趣是不是?

很簡單的，文化自卑：難道你叫俄羅斯的生蕃自認自己使用的殘體字和野蠻文化令他們自覺比他們所奴役的一個地方還要低等唄?

至於克里米亞是1954年才併入到烏克蘭的。這個「強行融合」又是什麼一回事? 

烏克蘭在推翻帝俄之後乘機立國, 後來接受列寧招安, 成立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中並不包括克里米亞地區 (這段被騙招安以及其後近乎被滅族的史實稍後再寫)。

而本來克里米亞也是一個獨立「加盟共和國」名稱是「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也是當地土著借助紅軍的力量推翻沙皇駐守當地的白俄軍隊，勝利之後歸順蘇聯建立蘇維埃。但當紅軍「過橋抽板」反過來要對付韃靼人的時候，正好納粹德國入侵，韃靼人叛變求助德國驅逐俄羅斯人。二戰之後，當然是「秋後算帳」的時候。就是斯大林將「所有克里米亞土著」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清除。沒死的就流放變成「新西伯利亞人」。至於克里米亞地區，則由俄羅斯移民殖入，變成「新克里米亞人」。

那麼既然克里米亞經已成功清洗並變成蘇聯的一個「地方政府」，那又何苦要把她雙手奉送給烏克蘭呢?

其實這個如意算盤簡單到不得了：就是既然知道烏克蘭不會甘心做奴隸，送一份大禮過去，算是「慶祝三百年民族合作的大好日子」，其實是確保議會有足夠的代表去保障「宗主國」的利益。因此即使是1991年獨立後的烏克蘭，仍然經常由親俄的政客出任總統；而任何烏克蘭人民代表要求和俄羅斯「平等對話」，則必然會有「內部鬥爭」把他/她「整理」下台。當然不是兩個人要合騎一部電單車這麼簡陋啦，乾脆開槍就是。

不過有一點倒是共通的，就是企圖殺人的，都必然會向北逃跑入去俄羅斯國境，然後「遍尋不獲」。

而另外一個殺着更絕：既然「烏克蘭境內」有大量俄羅斯僑民和重要軍事基地，因此俄羅斯「有責任」出兵「維護克里米亞的安定繁榮」!

因此這種所謂「送大禮式的融合」，可以參考一下希臘史詩的案例，那叫「木馬屠城記」。因此西方諺語有云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來送大禮的，還要看清楚是什麼一回事。

好了，上文講到「按下不表」為何烏克蘭經歷千多年的文化和種族清洗而仍然沒有垮下來。

大家有沒有聽過「哥薩克騎兵」Cossacks? 這些可不是「哈薩克人」Kazakhs，這點是絕大多數人都搞錯的。今日在「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 建國的民族叫「哈薩克人」Kazakhs，是蒙古欽察汗國和土著韃靼人的混種。但「哥薩克騎兵」是烏克蘭人所組成的武裝自治組織。烏克蘭歷史對這點寫得很清楚。

在中世紀的時候，東歐大部份地區的老百姓其實都是「農奴」，而烏克蘭被強隣欺壓之下，國家淪陷、百姓流離。但烏克蘭人向來生性獨立，於是大量不肯被奴役的人逃離「領主」的魔掌，尋求獨立生活 (有點《水滸傳》的氣氛)。而為了保衛自由，這些「自由戰士」練成勇武無敵的本領。因此在歷史上，直到14世紀才有比較明確的「哥薩克騎兵」記錄。而這支「僱傭兵」在近代歷史上戰績輝煌，包括擊退土耳其人入侵，協助沙俄擊敗拿破崙、以及幫助蘇聯擊退納粹德軍。其活動地區，正正就是今日的烏克蘭。

巧合嗎? 真白痴。烏克蘭人的 DNA 就是如此勇武。

正當上月基輔獨立廣場槍聲雷鳴，親俄政府的特種部隊向着烏克蘭民眾開槍鎮壓的時候，有些記者居然奇怪鏡頭是否「偽造」，因為「見到示威的烏克蘭人中槍倒下，而同伴竟然毫無懼意，手持簡陋的自製盾牌繼續挺進」。這些白痴記者根本不懂歷史嘛。廣場上的烏克蘭民眾和哥薩克騎兵的分別：只欠一把彎刀、一匹駿馬。他們是天生不怕死的自由戰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