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俗務繁忙，而世界變化太快，想重新執筆之時，已經又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寫起。稿債爆煲，唯有逐個題目追補。真羡慕那些可以全職寫文字維生的朋友。
近日大事，首選是「台灣太陽花學運」。香港還未講好佔中、台北先行「進駐」立法院，還要高舉「抗中」大旗；香港政制咨詢在進行之中，這樣一搞，又來增添不少變數。好一齣《雙城記》。
先前在2012年9月14 日寫了《黃之鋒與世代戰爭》一文，從各種材料中推敲出一個結論，就是：勢所使然。所謂「引起變化」的，並不是特定的個別人物，尤其是黃之鋒一般，其實也是「沒有什麼特別」。要是有所謂「特別」，也只是「特別認真」而已。
先看看台灣方面的變化。
不從王侯將相的中式編年史角度去看，就從「勢所使然」的「大歷史」角度去看，而結論同樣也是「無甚特別」，甚至可以說是「必然」。
台灣的「民主化」比起香港要走的早、走得遠。固之然那是「國府」的承傳所使然。堂堂一個「中華民國」，講的是推翻帝制、創建民主。專制極其量是「訓政」未竟而已。因此所謂「民主時間表」，台灣是命中注定，推無可推。而「建制派」只能是「阻住地球轉」之一類，也又是勢所使然。尤其是大陸淪陷、國府遷台，只是為這個民主事業拖拉延遲而已。而台灣本土的民主派，也又是在這個「不正常的時空」狀況下，白白消磨了大半人生。有看過柏楊「坐破牢底」寫文章的，都不會對那個「訓政」時期的狀況有所陌生。
換言之，台灣民主化的「第一場世代戰爭」，就是自然發生在「外來融合」所引起的「內部反彈」。鎖定「鎮壓正確」的里程碑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直到開始「解嚴」的里程碑是1979年《美麗島事件》。前後是漫長的三十多年。其間國民黨唯一能做的，就是「拼經濟」，結果迅速在七十年代完成了經濟奇蹟，台灣一躍成為「四小龍」。
自從國府遷台之後，由於仍是「國共內戰」的狀態，自然不會放棄「一黨專政」的管治方式。但國府本來就是一個民選政府的體制，因此這場「內戰」因素，早晚敵不過「和平演變」的訴求。尤其是1972年「被逐出聯合國」之後以至老蔣1975年賓天，整個台灣忽然沒有了存在意義，變成了「汪洋中的一條船」；於是各種「為光復大業」而被凍結的願望，開始不受控地萌芽。這些背景因素，在分析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中，都不能不加以注意
而拖拉了幾十年，終於到了台灣的本土新生代崛起，以「黨外」身份開始追求民主而展開了另一段歷程。
國民黨政府在1979年血腥鎮壓之下，算是清算了反對派。不過醒目的公眾，都不會忽略當時被「公審」的人物之中，包括了：施明德、呂秀蓮、陳菊還有林義雄 (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在家被特務殺死) 。這些都是後來「民進黨」的中堅，最終領軍完成了「政黨輪替」。這是後話。
而由《美麗島事件》所引起的內部衝突，終於迫使國民政府了解到，對峙是死路一條。因此才有蔣經國的一系列「解嚴」措施出台，包括了開放黨禁和報禁。而台灣的民主程序正式開始。整個八十年代，台灣就在逐步開放之中。
正正就是有了這種開放的土壤，另一場世代戰爭又是順理成章的形成了。大家可以看看龍應台的《野火集》事件。
龍應台正是國府遷台後的「新生代」。龍氏是1952年在高雄「眷村」出生的。這點與「美麗島」的各位「本土」主角大有分別。例如施明德是1941年在高雄出生的，是100%台灣本土人。
而龍應台的「新生代」，則是國府遷台後「大融合」之後的「新台灣人」，這種「新本土」與先前的「舊本土」，不是同一回事。而她也是「留學生」的一派，在意識形態上，與「留守」的學者又不是同一類。這個七十到九十年代的時空，大家可以看看「三毛」的著作，相信會有更深刻的認識。而大家也別忘了，馬英九也是「留學生派」的噢。
所謂「流浪意識」在國民黨眼中，原本就是「洪水猛獸」，因為對於「思念固土」這一個問題，畢竟連帶着「回歸中國」的訴求，但竟然不是「武力光復」又可以是什麼?
這種「新本土」有什麼特別? 就是思想上，比較「聰明」，不像原本土的橫衝直撞。所謂「高舉流浪意識」，實質上也就是對國民黨的最大挑戰。要是打不過共產黨，你想如何結束這個「流浪的事實」?
據龍應台在二十週年紀念本的記述，自從第四篇文章《難局》開始，她便有了一套面對當時台灣高壓政治環境的「寫作策略」，她說：
（當時的）我，有踩著鋼絲跳舞的感覺。坊間有很多黨外雜誌，有些，看得很透徹，說得很尖銳。但是只能在地下流傳，在小圈圈裡相濡以沫。我不認為這是最有效的方法。〈難局〉是『策略寫作』的開始。是第一篇準備正面『解構』威權政體的文章。我思索的是：如何盡量拖長時間，讓當權者不意識到你的危險，而用最好看，最活潑的白話，打動最多的人？
因此台灣民主運動，由本土和精英的小圈子「戰爭式」對抗，開始向大眾擴散，形成一道「思想解放」的新戰線，這一點與「新生代」的「群眾策略」大有關係。
而「收成」在什麼時候可以定個里程碑? 1990年《三月學運》史稱《野百合事件》。這場運動，以學生自發為主，由社會輿論促成「大和解」，而據當時出版的傳單之中，主旨是這樣寫的：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但大家也又不要忘記了「大背景」。那是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春天。而全世界都正在進行「推倒柏林圍牆」的運動。因而李登輝不可能不進行「和解」，這個也又是「勢所必然」的事。但要是沒有先前一個世代的開創和灌溉，包括龍應台的群眾運動, 這個遍地的野百合是如何也開不出花朵來的。
不過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可沒有倒台，更加沒有放鬆「維穩」。台灣的世代戰爭，雖然成功攻破了本土的民主障礙，但又無可避免地發生了另一場變化。就是當年自命為「中國人」的一整代台灣「新生代」，一下子面對一個身份危機。其中的表表者，正正就是專程到天安門支援的歌星侯德健。
侯德健和龍應台一樣，以「中國人」的身份抵抗國民黨對民主訴求的鎮壓，並且在1983年違反禁令，「出走」大陸而紅極一時，尤其是一首《龍的傳人》紅遍天下，甚至被捧到國歌一般的地位。後事如何?
就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寫下了違心的「悔過書」，被「驅逐出境」，後到台灣自首，坐了三個月牢。
在這個背景下，「和平統一」主張的新生代無法再挑戰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於是才又有「反統」的民進黨一枝獨秀，借助民主訴求來完成「淡綠」的台獨綱領，最終在2000年成功進行「政黨輪替」。
不過世代戰爭，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尤其在陳水扁傷盡台灣人心之後，政黨輪替再回歸到有利國民黨的位置。但經過政黨惡鬥之後的台灣政壇，所謂「民意代表」的身份，又是在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之中。
今次「太陽花事件」，也又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的一個好例子。我在中大執教《政治辯論課》的時候，正正就是橫跨三屆台灣總統大選，還親自到台灣拿了相關的參考材料和學生分享。學生能領略多少是一回事，但今次的搶佔立法院事件，其實也甚有「勢所必然」的特性。
在藍綠兩營經過幾十年的黨爭之後，再在「統一和談」的大前題下徘徊了幾十年。基本上對於「中國」這個題目，台灣的新世代不再視為一個主題，反而台灣的自主前途以及民意代表的問責問題，這些才是主題。因此對於「統獨」議題而衍生出來的「藍綠」對峙，也又不可能繼續參與或支持。
今次的《太陽花事件》，主要訴求表面上是「反對服貿協議」，但實質不然，因為具體的訴求不是「反對」而是要求「逐條審批」，亦即以太陽花代表的「陽光政治」反對「黑箱」，不「只是」反對服貿。而國民黨動員和工會和商會來「撐服貿」，正正就是要通過抹黑學生訴求來達成「速戰速決」的手段。如果這樣搞都算是「向選民負責」? 那麼馬英九的政治生涯從此可以寫下句號了。
之前台灣朝野都早有迴響，包括了綠營的不停指斥，謂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統一派」。而既然馬總統出動到防暴水砲來要求硬闖「服貿立法」，看來所有反對派都無何可避免地被迫綑綁一起，被迫齊齊發動「倒閣」了。
但最後的結果，不論會否迫使馬英九下台，台灣今次的「世代戰爭」，結果都是「本土派」全面接掌政治的話語權，不到各自政黨利用作為達成自己政治欲望的籌碼。
因此北京方面如果以為台灣「內亂」是對統一有利，這點是完全捉錯用神。因為一個強勢的國民黨政府、甚或是一個強勢的民進黨政府，也都可以作出政治妥協來遷就大陸的「統一主張」。現在由完全本土派接管主導權，並且嚴格要求立委和政府對台灣全體公民負責，那麼到底大陸又可以放出一個怎樣的條件來談判?
除非是台灣「公投」吧。不過到底「公投」這個魔咒一出，對大陸是好事還是壞事?
下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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