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台灣，香港的世代戰爭進行得相當具破壞力，而並沒有像台灣一樣，順延而形成一種足以進行世代交接的秩序。
上文提到，台灣最近的「太陽花事件」，基本上和二十多年之前的「野百合事件」可說是「承先啟後」的模式，都由學生活動為主，不帶政黨政治的包袱，倒反而是後來其他政黨得以從當中的社會突破找得到出路。
相反，香港的世代戰爭總帶着肅殺的戾氣，似乎不把上一代置諸死地就不能有自我的生存空間一般。上次也有提及了，《黃之峰舌戰張文光》事件。
但從「起步點」來看，香港似乎比台灣那種「悲情城市」的氣氛要好得多。起碼從二戰之後的「和平歲月」算起來，就沒有「二二八」那種「慘案」發生。其分別在於：香港是一個由英國有效管治的殖民地，不像台灣是一個日本準備要撤出的殖民地。沒有那種任人垂涎的「政治真空」使人互相爭奪。
直到1949年大陸共黨建政之後，大量湧入香港的中國人口，都不像國民黨那種「君臨天下」的「新殖民」模樣。而是帶着資金、技術和市場經驗的精英，從國內「移稙」工業經濟來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尋求安身立命之所。而其他各色人才，包括中文大學建校的先賢們，則是帶着文化承傳的擔子「乘桴浮於海」，都屬於忍辱負重的一類。早期香港的粵語電影，對於「南北和」這種現象描述得很仔細，而隣里之間的守望相助精神，也是建基於「同舟共濟」的環境所使然。因此對於英國殖民政府而言，這只是一個「難民」問題，並不涉及太多政治考慮。而的確，第一代如此融合而形成的香港人，社區敏感度很高、但政治敏感度極低，也是由這種難民心態而來。
香港的所謂有世代戰爭，直到「火紅年代」才算正式發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展，而香港同時亦經歷了六七暴動。當中很多所謂「先進青年」，都深陷於新出現的政治鬥爭形勢。例如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一家人，就是那時候的「典型」。
曾氏一家三兄妹都是戰後在廣東出生。一家移民來港之後，都是學界精英，曾鈺成及曾德成就讀聖保羅書院，妹妹曾勵予則就讀庇利羅士。但各人年紀輕輕就已經和孫中山一樣膽大包天，只不過衝擊的對象不是中國的封建帝制，而是英國的殖民主義。尤其是曾德成，因為派發傳單譴責當時教育制度的目的是「推行奴化教育」等等。那當然嘛，殖民主義不搞奴化教育會搞什麼?
於是曾德成變成政治犯被關入獄。
至於在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反而強化了本土的文化自主地位，而不是某些土共所一直幻想的回歸祖國懷抱。主要原因，是香港當時主流的知識份子和經濟骨幹，都是因為反共而投奔香港的。尤其在播音員林彬被殺一事之後，基本上「土共」成為了「過街老鼠」。因此香港的第一次世代戰爭，就已經出現了這種「趕絕」的氣氛出來，這是土共自己種下的孽。
至於「火紅年代」的情況，則是英國殖民政府改變了「奴化」管治所衍生出來。六七暴動令到英國人明白以往的高壓政策經已過時，而參考過經濟蛻變的情況，於是管治手法改為「從寬」，盡量消弭社會衝突。但同時亦變相容許了新生代學生的思想自由。而自從1972年中國「入聯」之後，新生代的「鬥爭」動力，正式由「社會訴求」演變成「政治訴求」。也很難怪，要挑戰英國人，不借助另一個更強大的勢力又可以如何?
於是乎很自然地，七十年代的「香港學運」，基本上是「江山一片紅」，尤其是擁毛的「國粹派」更是「當時得令」。不過好境不常，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的意識形態一下子崩潰，以致消聲匿跡。
終歸上述各種「學運」對香港政治的影響有多大呢?
等案其實很可憐，就是「影響不大」。港英政府採取「行政吸納」的方式來進行管治，實際上人民要和政府對着幹的事情不算很多。尤其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後，港英政府表現出比起中國歷代皇朝更為高明的管治水平。要反又從何反起?
但又不知是否命運的玩弄什麼的，也許就是國粹派「從高處自行墜落」也被認為是一種「趕絕」吧。因此對於「反撲奪權」的意識，反而是更加深植在某些親共的左膠腦袋裡。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國粹派的人反而憑藉其「對偉大祖國的認識」，加上中共以「老朋友」地位來抬捧，搖身一變成為了「紅色大亨」，大發其「改革財」、而侯德健的《龍的傳人》當時就像國歌一樣為他們鳴鑼開道。縱觀今日的商界領袖，當中這類紅色資本家大不乏人。但總的來說，也正好脗合練乙錚所指的「利益板塊」分析。因為紅色大亨不論如何出人頭地，與港英時間所深厚累積的「老牌家族」根本仍是「大有距離」。
而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社會思潮又來一次大逆轉。在八十年代冒起的「新發財」國粹派，又是一下子由高處墜落，變成「兩面不是人」。而尤為要命的，是一眾「關心祖國」的先進人士，要為咒罵共產黨而再次打倒昨日的我，例如「今上」梁振英，在六四翌日，曾經在全港多份報章刊登聯署聲明，「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要轉軚輸誠?
真是情何以堪! 倒不如直認是精神分裂就了吧。
而至於所謂「民主派」，仍然洗不掉當年火紅年代的大中華情意結，雖然口裡講的是香港民主，實際上是拖着香港的市民去搞「大中華事業」，事實上和「發財國粹派」利用本港市民的政治本質，也又無大分別。但重點在於：民主派視「親建制、親中共」的人為「人民公敵」，總是要除之而後快。北京和香港民主黨派之所謂「無偈傾」，實情無關香港的民主事業，而是民主派堅持要用六四事件來挑戰大陸的一黨專政。
不過從中學習得更快的，是「激進民主派」，也又是抄了相同的「鬥爭」路線，不過矛頭直指「民主派中的投降份子」。於是腥風血雨的派系鬥爭演變成民主陣營大分裂。
而命運這回事，有時又真會開玩笑。到了「國教事件」，情況有點像台灣了。就是原來黃之峰一類的新人類，基本上不理會由「中國情意結」所衍生出來的「民主/建制」黨爭，反而在「本土優先」的理念下，尋求擺脫黨派對香港政治生態的主導權。而重點也演變成「去中國化」。
而這種橫衝直撞式的「本土」運動，也又連民主派也被殺個措手不及。例如提出「公民提名」一事，將民主派部署好的「討價還價」安排翻了一個四腳朝天。
也可以這樣講：正如先前另一篇文章也寫過了，《維穩才是最大的顛覆》。香港和台灣的「去中國化」，從前或許還能理解為「政黨擺佈」，但原來只不過是港人被迫否定與中國的聯繫。假如中共聰明一點，放手讓中國議題由政黨去爭奪，反而不論誰人上台，都是「情繫大中華」。但在否定民主派的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否定了建制派執政的合法性，真是自作自受之至。
而很可惜，香港的世代戰爭早已演變成「互相否定」，而沒有一脈相承。從這個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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