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見在港大的雜誌《學苑》有一篇文章《本土意識乃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2014年2月28日)，其後當然就是一大輪的爭吵，而雜誌自然就被冠上「漢奸」、「反中亂港」、「港獨」等等的帽子。
對於「港獨」話題，我的興趣不大。而這篇文章會否被納入為「鬥爭」的一部份，我也是管不了。但作為一篇學術分析，我倒是極有興趣。
其實《學苑》作為香港大學的學生雜誌，不夠「偏激」才古怪，這是她的傳統嘛。對於過份偏激和無理的思想，當然大家也不一定會很認真的看待，更遑論要指指點點。但對於要「扣政治帽子」這一點，相信不止香港大學的學生和校友不會認同、甚至其他稍為有點國際視野的知識份子也不可能認同。因為假如「思想自由」是一種普世價值，那麼作為一種學術思路，「逃亡是建國的一種方式」這個題目其實起得很好；撇開種種主觀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作為學術研究，的確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切入點。
先前也表達過一種政治思想，就是「血濃於水」是一個講不通的政治概念，尤其涉及「民族形成」和「國家建立」等範疇。亦即「一個國家有多個民族很正常」，而「一個民族往往建立多個國家」，就更加不是奇怪的事。因此「同屬一個民族就不可以另外建立不同的獨立國家」，這點在政治分析上來看，屬於笑話一類。
大家看電影也看得不少了吧，而香港也有不少基督徒，也又肯定不會對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陌生。其中當然免不了涉及大量的宗教思想，但反過來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以色列正正就是「逃亡建國」的典型例子。而「神話化」也是一種公認的「民族意識」的建立方式。
從血統上來分析，以色列人的「閃族」血統和整個亞拉伯半島和中東地區的人種 其實密不可分，光從
DNA 來分析，基本上也可以說是和阿拉伯民族「血脈相連」。但考古學家對「一神教」的研究，也直接摸到了埃及那一邊，也又正是著名的「圖坦卡門法老」一家所涉及的「動亂」歷史。而以色列人《出埃及記》也大約就是那段時間發生，趁埃及大動亂的時間「逃」到荒野，最終在結束流亡之後，才建立以色列國。
而在大逃亡過程中的種種衝突、歷煉和沉澱，也是形成以色列民族的「民族特性」，包括種種象徵這個「民族創造」的種種節日和習俗，例如「逾越節」、「十誡」、將逃出埃及的日子定為「正月」、「只拜一神/不拜偶像」等等。全部都是由這段「逃亡」歷史所鑄造形成。
所以撇開宗教立場不講，光從學術分析的立場來講：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和立國，正是建基於《出埃及記》的逃亡經歷。
至於其他的民族形成和立國，基本上也有類似的情況。遠的不說，即使近期建立的現代國家如美國，其實也是由歐洲本土「逃離宗教迫害」的各種「異見人士」所組成。而美國的「節日」也反映這種歷史，例如「比新年還要大」的《感恩節》，也是美國人獨有的東西。而其文化面貌的「兼容多元」、「憲政主義」、「法治」、「天賦人權」等等，也是在那段「逃亡/反抗、到獨立」的種種歷煉和沉澱而形成。
但單單就「兼容多元」這一點，反而是加拿大比美國來得更「激」。而加拿大更加是「逃亡中的逃亡」例子，其建國的「人民」構成部份包括了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期間逃難到美洲北部的英法各國民族。名義上是屬於「保皇派」等等所謂「效忠英女皇」、不知死活仍然打着英國國旗的「右派」。但對於「以憲政保障多元」這一點，加拿大比美國的聯邦制更為「寬容」!
起碼美國可以因為「南北分歧」而打得出一場血流成河的內戰，但加拿大那邊對於「獨立公投」、「脫離聯邦」等等議題，倒反而定得下「中央必須與地方政府商談」的法庭判詞。(見前文《郝鐵川建議香港人搞獨立公投？》2013年8月10日)
至於東半球這邊，也可以看看澳洲。她的歷史更加有點「逃亡」得極端，就是由一個「死囚流放地」所蛻變出來。至於「民族性」的搞笑地方，竟然是「樂於分享祖先的犯罪記錄或傳說」。
即使是套用「亞洲價值」的所謂「天然限制」，又何妨看看「新加坡立國」這個案例。她正正就是一個由亞洲各色「流動人口」、包括各色難民，停泊在英國殖民地的「海中孤島」所形成。而其建國的經歷，正正就是被馬來西亞聯邦「踢」出來變成「孤兒仔」，於是「唯有獨立」的一條出路。其種族融和的文化面貌是相對於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而來，其獨特的「既資本主義、又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價值系統，也是由「反抗對立」所形成。而其「既法治、又集權」的政治文化面貌，也又是相同原理囉。
至於香港這個小地方，是否同樣可以套用「從逃亡到民族形成」的理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覺得這個題目是值得研究的。至於會否被扣帽子，打為「乘機搗蛋」的「破壞份子」，那就管不了啦。
《學苑》對於這個話題的研究，的確甚有啟發性。其後在《輔仁媒體》的論戰文章《極右帽子無阻守護本土決心 － 回應區龍宇先生》(2014年3月10日) 提出了進一步的參考資料，就有關「香港本土意識形成」的方面，是如下表述：
區先生引用二O一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報告，試圖以此證明所謂「新民族主義」並非香港主論。區先生引述的數據提及，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訪者比率不足四份之一，相較一九九六年輕微下跌兩個百份點，而認為自己同時是香港人及中國人的比率佔百份之六十四。本人在文中強調，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人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這個年齡群組方是值得研究對象。事實上，若以年齡劃分，八十世代（即大陸俗稱的所謂「八十後」）自覺為「香港人」達33.3%，遠比非八十世代的 20.3%為高。八十世代自覺為「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
達48.1%，亦遠比非八十世代的39.8%為高。若合併「香港人」
及「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兩項，亦即以香港人身份為優先的比率，八十世代為
81.4%，比非八十世代的
60.1%高出
21個百份點。《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作者徐承恩先生亦有引用港大民調數字反駁區先生，筆者在此簡略複述。根據港大民調，在二OO八年上半年，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有22.9%自視為純粹香港人。那是歷年的低位。到二O一三年下半年，則已升至59.1%。
這種「本土意識」，假如是用來衡量「民族意識」的標準，則這個「增長速度」之快，實屬罕見!
看來「港大民調」的鍾庭耀真正麻煩，在於沒有考慮到「講老實說話的政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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