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辯論新聞

剛巧有時間寫一點有關政治辯論的東西，報上的新聞就已經原來甚為鼎沸，因為正好也是特首選戰期間也。

關於「政治辯論」的評論，《信報》還好，報導尚算持平；但也已經有不少「隔空叫陣」的氣氛，實在看不出是那一營對那一營。

例如1月18日見王岸然有稿，談《「無唐」辯論最精彩?》王岸然批唐也倒有點尖酸，不像大學教員 (北大的例外，罵人做狗的也叫學術自由)。不過同一日同一版，王永平則另有相反資料提供，與王岸然唱對台乎?  王永平倒沒有說是唐營，但王岸然則明顯「心繫梁營」，可能對兩人出身有極大認同感也。(有人批梁是讀大學不成，才跑到外國去念測量，王也正好是樹仁畢業，跑去英國念個法律學位回來香港不做律師而去教書的，這是相同處；不過相異者一個是靠地產發達、與富豪平起平坐，「官」至基咨委秘書長，而另一個則是草根政團發起人，一直也是政治邊沿人，只靠社評出位)

兩者似乎又未有預先溝通過要寫甚麼內容，情形頗為有趣。也看得出信報做報導，排稿認真有本事。王永平那邊確是有資料提供；至於王岸然，則只見萬二分肉緊、比自己落場參選還要肉緊。

至於說內容「互相矛盾」的是指這一點：

王岸然謂「唐英年高調批評市建局…根本忘記自己本來就是市建局的上司，一直有監督市建局工作之責。」再以此推論：「唐的偉論，不是反映他關心小市民的房屋問題，而是反映他為官時的兒戲，連自己的權責和做過甚麼決策、性質如何也弄得不清不楚，難免令人懷疑他從來只顧喝紅酒，工作嘛，就只是蓋個圖章而已。」

嘩….差點兒以為自己在看文革樣版戲；尤其是看完王永平的「內幕消息」之後，更為明顯。

王永平是這樣講的：

唐英年沒有說錯，政府批准市建局的重建項目不於同意(甚至知道)市建局事後招標、與發展商合作和售樓定價等細節。市建局在執行重建項目上有自主權，毋須事前(甚至事後)告知每個重建項目的發展和售樓情況。王再說明，有關安排，在《市區重建局條例》第33條，是交由行政長官在涉及公眾利益情況下，才向市建局作出書面指示。

嘩，是另一個嘩，原來市建局真的是可以閉門造車、自行決策，而且行政長官的「過問權」反而有明確限制，就是要符合「公眾利益」條件才能查問和作出指示。利害!

按王永平所提供的資料，市建局的確是一個「獨立王國」，如此，則應該只有行政長官(曾蔭權)才能過問，作為財政司或政務司，唐英年又是否可以過問呢? 要是連過問的權力也沒有，又何來「只是蓋個圖章」呢吓?  其他引伸出來的所謂「兒戲」倒也真的很兒戲噢。

假如王永平意見正確 (作為前高官而且引經據典，還會有錯乎?)，則王岸然指責唐英年之意見是明顯的「想當然」了；況且市建局並非政府部門，而是獨立的公營機構，所謂「上司」這點就更加連表面證供也不成立了。

不過政治辯論也不一定要分出一個真假對錯 (那是學術辯論的事)，能「搞局」的就是好辯論，一切以選舉拿票為依歸，可又與學術辯論不一樣了，也不必過於介懷誰對誰錯。

唐英年也許有點有口難言，難道自認先前一直被架空乎?  不講清楚又的確有點麻煩。

以上的吊詭或者可以用辯論的分析技巧來拆解(將判斷對錯的客觀條件準確界定)，不過假如背後的真正原因無法講得清楚，那又真的很難由公眾作出客觀判斷，可惜。

至於先前也有提過「真理愈辯愈唔明」乃是指「偏執不可能通過辯論去解決」，因為反正偏執就是偏執，有此傾向的人只會選擇性留意可以加強一己偏執的意見，對於可能證明他錯的東西是聽不進去的。

至於政治辯論又能否改變政治偏執? 也似乎未必，即使是經過多番研究，包括研究美國總統大選這般嚴肅的辯論，結論仍可能是「選擇性聆聽」(The Public Opinion Process, p43, “presidential debate”, Irving Crespi, Lawrence Erlbaum Asso, 1997)。

能有所改變的，不是對偏執的一群人，而是絕大多數未有留意細節的普羅大眾，讓這些未有明確立場的人也可以有機會聆聽不同候選人的陳述和解釋，自然可以減少偏執。

但願如此。不過我作為辯論隊教練，在是否一定要有選舉辯論一事上，反而是無可無不可的。正如前述，辯論不一定可以消除偏執，而且按兵法而言，「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之上者嘛。

心水清的話可以重溫一下2011年區選。其實即使剔除所有種票影響，建制派還是大勝十條街的，他們有安排在地區的同台辯論嗎? 好像也沒有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