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3日 星期二

中國自古以來乜乜乜之:大話怕考古

中國的文字記錄歷史,雖然總量極大,理應是鉅細無遺的資料都會有記錄的。但歷史往往只由勝利者去寫,又總難免會有人為的主觀修飾。在日積月累的以訛傳訛之下,文字記錄與事實,可以完全不符。因此即使中國所謂「正史」、「野史」等材料汗牛充棟,但對於客觀考證,也又不能全靠文字歷史。西學東漸之下,按「實地考古」所發掘出來的材料作為佐證,兩者能夠互通,才是最有力的考證。
近年的實地考古發現,可參考「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所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墓主人「喜」由秦昭王時開始當官,到秦二世上台前不久才離世。而此人肯定是工作狂,竟然帶着幾十年當官的日常公文陪葬! 當中包括了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金布律》等十多部律法。實在慶幸有這樣的「律政狂人」搞了這樣一個時間囊。終於該墓被發現後,考古人員整理好文獻,刊登出來,秦朝的一段史實才不至煙沒。
那些法律文件有趣的地方在於,看得到秦朝的「嚴刑峻法」實在是管到什麼一個仔細程度。例如當中對實物交換的「官方兌換率」,有極詳細的規定。當中對「布」的兌換規定是「一布十一錢」。那不是戰國貨幣「布錢」的兌換率,是實物布疋的兌換率。而其項目之下更詳細列出:布袤八尺,幅廣二尺五寸半為一「布」(真係嘮唆到半寸都要同你計)。再其下又再列出「大褐衣、小褐衣」所用的粗麻斤數對比值。真是繁瑣到不得了。更有趣的是,規定實物如「不值一錢」的話:勿嬰。亦即「不用標價」。生活物資之外,例如欠官府稅收的,就用勞役抵償:每人每日計抵算八錢,如要官府供應飯食,扣二錢。(真係飯鐘錢都同你計噢)
可見秦國所謂開創的半兩錢貨幣制度,是近乎中共當年所搞的糧票油票之類的實用工具,重點是用於解決官府與百姓之間的實物生活物資交換,而不是由市場決定商品和服務兌換率的真正貨幣。而且不要忘記,這位律政狂人阿喜哥,手頭上的兌換規定用了起碼四十年而沒有修改過,始皇帝還未登基開始、一直到統一天下之後將近歸西時還在用!
再以「半兩錢」的話題來講,正史記載的材料,通過考古核實,其實發現有很多地方是錯的,但也有不少地方是真的。
例如一般人印象中的秦朝,是「法家」天下,因此在大家認定的「嚴刑峻法」的情況下,皇帝下了命令要將鑄錢的權力收歸中央,又下令嚴禁私鑄銅錢,就一定是全國都會聽話。這種講法,只對了一半。的確民間私鑄是殺頭的罪行,而秦國官方記錄,也有如此記述緝拿到犯人而處以極刑的案例。之不過,原來真正管不到的地方,是秦國各地的地方政府以及和這些官府「合作愉快」的豪強! 這些情況,正史是沒有詳細記錄下來的。
大家可以參考石俊志所著《半兩錢制度研究》,當中提及對另一位歷史學家 (張南《秦漢貨幣史論》),就「秦代鑄錢是否統一進行」這點進行辯論。
石引述張南所指的「錢範」(鑄錢的模具) 近年在各地的出土情況,發現秦朝錢範是分散在中國各地,東至安徽,南至四川。因而張指「秦中央並無統一鑄造」。而石則反駁「四處皆有鑄造,但仍可由中央統一調度」。
這個爭論,其實只要和文字資料核對一下,就不難發現,是張的說法比較合理。例如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所載,半兩錢的重量是「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有了這一個參考,再細看半兩錢的出土實物,的確當中的重量,如果按嚴刑峻法的大秦標準來說,是「重如其文」的應該有半兩重,但實物差距可以用倍數計。換言之,考古實物的錢範分散各地官府,而鑄造的錢又重量不劃一,再加上文字記錄也能指出的鑄造行為隨意性。結論就很明顯了吧:秦國各地官府,都在自行鑄造半兩錢,而中央連標準也管不了。所謂「錢重難用」,完全是宣傳藉口,因為秦代的地方政府在鑄錢的時候,真係「你想要幾輕都有」。
而更跨張的發現,又是另一個時間囊。看石著所述,1979年左右,在接近驪山皇陵的臨潼,發掘出「秦代刑徒墓葬群」。當中草草掩埋的,有大量修陵的刑徒骸骨。而墓中竟然同時出土大量半兩錢。就以上所指的「各隨時而輕重無常」鑄造情況,竟然又真的和墓中銅錢情況脗合:錢幣直徑由 2.3厘米到3厘米以上的都有;而重量方面,由2.6克到4.7克也有。笑爆咀的地方是,隨了這些雜亂無章的「不知幾多兩錢」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墓葬堆之外 (換言之在天子腳下的地方也不能統一標準),是竟然這些銅錢是和骸骨一樣,也是隨便掩埋。當時處理骸骨的兵丁仵工,很明顯連如此簡單的「發死人財」也懶得去做!
要注意的是這些是「刑徒」,是意外橫死之後被草草掩埋近乎亂葬崗的地方,而不是什麼大戶人家風光大殮! 因此不要誤會那些半兩錢會是什麼貴重陪葬品什麼的,極有可能是由管工當天發下來的「工資」而已。
由此又可以反省一下文字記載的「謬誤」程度可以去到那個水平。例如仍有讀屎片的還要死拗是漢代才開始濫發銅錢,不要算到秦代去。那麼以上秦墓的這些銅錢何來? 難道是漢朝政府,時空大挪移,預先跑到秦朝去四處插贓嫁禍乎?
另外有關「錢荒論」的講法,是「物賤錢貴」而百業蕭條。因此也有一個故事,就是劉邦當年要籌措路費的時候,為了多收了蕭何幾個錢,日後發了達就感恩圖報,對他多賞了封地云云。
假如歷史真的如上所述,幾個銅錢就貴重得可以令人感恩圖報、多賞封地,怎麼這些理應是同一時期,在修陵時候橫死的刑徒,竟然沒有人打他們身上的銅錢主意? 起碼當管工的,可以省下一天的工錢,也算是知慳識儉吧? 還是秦國的管工,都很有人道精神,絕對不會發死人財?
秦錢值不值錢? 這一個墓堆的實物,相比文人多大話的文字記載,何者更有說服力? 相類似的墓葬情況也在其他遺址陸續被發掘出來。所謂「錢荒」難道會是生人要用錢,但死人都全部帶進墳墓因而陽間缺錢乎? 還是根本沒有所謂「供應不足」的問題?
由此又可以反思一下,秦朝出現嚴重經濟萎縮,而萎縮的理由是金融風暴,應該不會假得到那裡去。這點在之前文章也有引述多位金融學者的分析,例如朱嘉明著的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台北遠流 2012)
但對於半兩錢當時的實際供應,即使是在修建秦始皇陵墓的時候,絕對講不上供應不足。真正令到有類近「缺錢」的情況,在考古資料排除了實物錢幣供應不足這一點之後 (亦即物賤但不是錢貴),很大的可能性應該是「有錢等如冇錢」的「貨幣失效」情況。
這種失效,其實就是貨幣背後所代表的「信用」失效。信用失效,後果就是經濟萎縮囉。中共當年搞糧票,大家不會忘記後果如何吧?
至於在戰國時期以至秦代,又是否真的只有硬幣市場的金融而沒有類似紙幣市場的金融呢? 這一點其實就是「信用」的產生和運作問題,下一章再行分析。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大秦亡國:鬥爭思維的具體影響

上幾篇文章介紹了最新考古研究所揭示的另一種大秦亡國說法,就是大秦亡於金融風暴;但若要深究,其實當時金融風暴之所以形成,乃是由於秦國的鬥爭思維、並由此而演化出來的掠奪行為,令到金融失控。但仍然有些讀死書的不明所以,這些書呆子,就只是「頭腦簡單」而已。
有關說法,早於七十年代末,考古資料陸續出土之後,就已經在學術界引發對傳統史書記述的反思。尤其是「雲夢睡虎地秦簡」所提供的官方記錄,以至具體的法律文獻等等,都是一手資料。而近年史學研究當中,多了金融專家的參與,對於中國古代金融問題,才又有更為科學客觀的說法。
一般頭腦簡單的思維方式,就是「簡單二分法」,跳過了科學分析所需要的具體因果關係研究。例如,簡單將大秦亡國,直接歸咎於「暴政」或者「不是暴政」兩個選項,於是乎在未經真正考證的情況下,就將一大籮所謂「暴政」的材料「對號入座」,求其說「這些就是證據」。真是天真得可憐。因為不同的現象之出現,可以是基於共同的原因,因此現象與現象之間,並不一定就是直線的因果關係。
「金融風暴」這一點就是一個好例子。上文也介紹過,秦國不可能管得好金融,那是因為「鬥爭思維」和「掠奪行為」的管治手段,與金融運作所需要的自由公平社會環境,根本就是天敵的關係。因此原本發育良好的戰國經濟,就在秦國強行統一貨幣的情況下,出現了迅速崩潰的情況。這是經濟層面的事。
但同時,在政治層面上,秦國的政治制度也同樣呈現種種稱為暴政的現象,包括對老百姓進行鎮壓勞役的暴力手段。
但細心想想:其實不論經濟層面抑或政治層面,所出現的現象同樣都是由於秦國採取了鬥爭思維和掠奪行為。因此簡單地直線思維,將大秦亡國,歸咎於「暴政」與「不是暴政」的選項,根本就是混淆概念。
這種混淆概念的危險地方在於:儒家那種讀屎片的中國書呆子,只懂得針對暴政的現象來斬腳趾避沙蟲! 結果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秦國所開創的治國方式,尤其是骨子裡的鬥爭思維,幾千年來根本沒有改變過。於是乎公權(或者假公濟私的特權) 就定時定候會爆發對社會的經濟掠奪。這個解釋,才能妥善說明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之中所指出的「無組織力量增長」情況。亦即在皇權的極權蔭庇之下,官商勾結系統的無限擴張並侵蝕經濟,造成經濟上的「癱瘓崩潰」情況;累積達到社會不能再負擔的「臨界點」之後,就爆發推翻皇朝的農民大暴動。
反過來,對於另外一批自命為革命家的人,亦即歷代所謂「揭竿而起的草莽群雄」,開始之時都是一味揚棄儒家的主張,認定簡單的「反面」立場才對,例如「敢笑黃巢不丈夫」之流。這種人後來都會很努力地自辯,強調「暴政並非覆亡原因」。 於是乎毛澤東一類極權到無人能想像的「天縱英明」就會出來嘲笑「秦始皇敗在做事不徹底」,可見都是一脈相承。這派思想認為只要將「人民公敵」真正的趕盡殺,那麼統治才能穩妥。因為只要反對統治的人民公敵不存在,又或者操作經濟的所有技術人員都由國家直接控制,那麼經濟就能真正為人民服務。秦國清算各國富豪,以至後來的焚書坑儒和「以吏為師」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這些手段,都在金觀濤的書中說明為「一元化」的價值判斷下所無可避免會發生的事。
而在政治上,鬥爭思維也同時導致了政治上的「癱瘓崩潰」情況,因為有權的都只能忙於互鬥和自保。因此除非不出事,一出事就一定變大事。正如之前提及章邯和司馬欣等秦將請不了救兵,於是出於自救改為降楚,撈他一個「三秦並立」做個雍王、塞王、翟王暫時保住腦袋不用搬家。而之前另一篇文章也仔細分析過「南越王國」的擁兵自立,趙佗「山高皇帝遠」,就乾脆就直接省掉向秦中央政府求救了,而雄據嶺南的地位就免了要向楚霸王請求策封什麼的,好歹玩了幾十年高度自治。近代其實也有這個情況,就是大清亡國之前,也出現了「東南自保」繼而「軍閥割據」的局面。這種現象,真是千年不變。
中國的「死循環」就是這麼來的,所謂「怪圈」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終歸就是一個「收」與「放」的循環當中打驢滾!  政治上如此,經濟上也是如此。你說可憐不可憐?
就金融風暴而言,前文介紹過的著作,包括蕭清、石俊志以及朱嘉明等幾位專家的研究,對於運用最新考古資料,協助大家理解「半兩錢」背後所揭示的金融風暴,有一個比較科學的分析。
但對於不同學者所指,秦國是出現了「通貨緊縮」而導致萎縮 (見朱嘉明著 P.16:秦朝不是亡於苛政,而是亡於經濟蕭條….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駕崩前一年「統一貨幣」的幣制改革,推行「半兩錢」,徹底消滅六國貨幣的殘餘影響);但作為一個實際在中國操作過金融業務的過來人,我又不一定全部同意:因為通脹與通縮可以同時出現,亦即現代經濟學所指的stagflation「滯脹」情況。
這個現象,可以參考目前也有出現的「灰色經濟」事實加以印證。這點可見諸前文《中國金融風險的來由》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4/07/blog-post_20.html :就是全權全能的政府自以為一手獨攬金融大權的時候,實際上社會出現了各種陽奉陰違的情況;灰色地帶的稱為鑽空子,錢權交易的稱為貪腐,而強行拆遷充公之類的強搶就更加不是什麼新聞了吧。表現在金融領域,就是「有關係」的可以低價取得資金,但「沒有關係」的,就需要付出天價的成本才能取得資金。普遍來說,公營領域情況是「資金泛濫」,但私營領域就是「資金緊拙」,泛濫和緊縮這兩個現象,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至於政治上的情況,大家也可以參考先前寫過,有關「天津大爆炸」所暴露出來的地方政府「外判」管治實權現象 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5/08/blog-post.html ,現時中國現在各地都出現了「編外人員」大幅超越政府官員的情況。而地方爭取「命運自主」而相繼出現「割據自立」的現象 (或者樂觀地稱為「倒迫改革」也無不可)。在現今同樣的地理版圖上,當年如雨後春筍的「租界」今時今日又在相同地方出現爭取經濟自由的「自貿區」熱潮 (見前文有關自貿區的被迫大博奕http://alexstshiu.blogspot.hk/2014/05/blog-post_27.html )。這些情況,又相當脗合金觀濤所指的「無組織力量」擴散與回應 (回應指「中興」的改革現象); 不過更要命的是:官方統計是看不到這些「人身依附」數據的! 到底按照最新的「生產力」水平來測算,金觀濤所指的「臨界點」又應該如何設定呢? 這個才是大課題噢。
換言之,世上有很多道理相通的事,視乎你是否視而不見而已:鑑古固之然可以知今;但同樣,鑑今也可以有助知古!
大秦亡國一事,值得認真研究。尤其是過了幾千年,仍然有這麼多特別喜歡搞鬥爭的人,仍然是堅持鬥爭思維,繼續採取掠奪行為,再不認真研究,稍後就不是大秦亡國這麼簡單了啊。因為中國歷代的大動亂,都是刀劍鋤頭之類的冷兵器鬥爭,極其量是拆你水壩來個水淹三軍之類。不過今時今日,到底中國有多少個原子彈和毒氣彈? 真是天曉得! 只要是有人乾脆炸掉一個核電廠,都夠死人了。
- 完 -


2015年10月8日 星期四

續大秦亡國:真正死因是「鬥爭思維」

上文提到,秦國人根本並無本事操作一個自由經濟的金融系統。結果在武力征服六國之後,一味強硬「統一」,胡亂推了一套「半兩錢」出來,企圖盡收天下財力於咸陽中央,正一「劣幣驅逐良幣」,結果搞得民不聊生,卒之天下大亂、民變四起。

退一步想,既然早在春秋之後,到六國覆亡之前,各國之間已有一套運作良好的金融系統,為何只是改用統一貨幣之後,竟又會操作不了呢?

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值得懸疑的地方,只是太明顯了,而中國的犬儒根本也無法面對這種簡單的事實:操作一個金融系統,需要有商業經驗的金融專才,而這一種人,正正就是專制政權的死對頭。是屬於需要鬥爭清算的「黑五類」之一。而管理地方,還需要有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將各種「人民公敵」鬥爭清算完畢之後,又可以如何操作金融呢? 又如何管治地方呢?

所謂「黑五類」,大家可以參考《韓非子‧五蠹》,當中所指五種人民公敵包括了:儒者、遊俠、縱橫家、患御者(逃避服差役者)、商工之民(商人和實業家)。

這五種人何解會是「人民公敵」呢? 其實又是簡單到不得了:他們不是人民的敵人,他會全都是人民之中,與獨裁者為敵之人。不過獨裁者認定只有自己才代表人民,那麼與他為敵的,還不是人民公敵又是什麼?

改用現代的政治術語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一點:

儒者,是「自由知識份子」,凡事懷疑、凡事探究、凡事客觀。獨裁者所有不見得光的糗事,全都看透了。有自由思想的人又如何自願成為奴隸? 而如果這些知識份子還要拿了教鞭,再去「教壞」下一代的人民,那還了得?

遊俠,就是「抗爭份子」,路見不平就拔刀相助,不畏強權,進而勇於反抗。和平的,就像甘地那般,打死不合作;暴力的,就聚眾生事,搞到官員不敢「落區」見人。

縱橫家,就是「社會活動家」。搞政治的,就四處游說,爭取立法;立不了法,起碼也會搞拉布,讓你立不了惡法。不搞政治的,也不會自己收口,例如搞智庫、論壇、民調中心之類,這些專業人士,就是愛與自由知識份子同聲同氣,凡事要有獨立意見不肯聰從擺佈。其實就只不過類似對着阿Q的癩頭喊「光」一樣。統之就是「罪從口入」啦。

患御者,其實是「自由職業者」,須知秦國的所謂「公差」,絕對不止是「履行軍隊服役責任」這麼簡單,而是秦國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義務勞動」要求,老百姓除了基本保家衛國的責任之外,還要按官府的要求,去做各色各樣的苦工。上文都提到了,原本從事工商百業的老百姓,可以出錢由政府另外請人做工的,結果在半兩錢金融風暴之下無法實行,這種春秋時代經已形成的「稅收普及化」和「職業專門化」的社會進化,到了秦代就一筆抹殺掉。換算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就是類似中共那一種「工作分配」,一切工作崗位由黨「統一安排」。

至於商工之民,就不難理解了,就是「資本主義右傾份子」囉。

可見,韓非所指的黑五類,和現代世界之中的黑五類,其實都是同一回事。就是一個公民社會,自然會衍生以上的各種角色崗位。而這些進步份子,又自然會和專制極權的政府過不去、起碼管不住。那可以怎麼辦?

「解決不了人民提出的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民」囉…. 還用說嘛? 秦國的鬥爭思維,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過中國讀八股的史學家都不是說,秦國因為用了法家思想,所以「國勢大盛」的嗎?

其實這些屁蟲只講出了一半,而跳過了中間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的確,秦始皇和他的祖宗都是聰明人,挑了法家的學說來自用。不過真正令到秦國大盛的,不是因為自己用了法家,而是準確地運用了這種鬥爭思想,用來對付六國!

例如「學者、說客、資本家」這套組合是如何巧妙運用的呢?

有看過李斯的【諫逐客書】嗎? 正正就是用來吹捧秦王「招賢納士」的政策囉! 其實秦國在「焚書坑儒」之前,一直都是各國「名士」非常嚮往的地方呀,這種只不過是「統戰」措施而已。那種「改革開放」只是在統一天下之前的呀。而那種「開放」的程度,也又真的「做戲做全套」,即使李斯直斥秦國的人是沒有文化的落後民族,全靠了六國的進步人士扶助,才得以脫貧致富…. 居然秦王還是追李斯回來加官晉爵,這還不是「好戲連場」嗎?

有了這些知識份子大造輿論,下一步就是「金權外交」或者準確一點,是「金錢私交」才對。對於出錢找人「辦事」這一點,早就證明在六國那種環境是很有效的。例如有讀過屈原的,都會記得那是被一個叫靳尚的「楚奸」害死。這位楚奸,正正就是社會行動家張儀「買起」的。張儀的錢又何來? 就是資本家送過去給秦國的囉!

上文都提過,秦國其實經濟落後,貨幣又不受歡迎,錢當然不會是自動流向秦國的啦。之不過,秦國就是能打仗嘛。於是永遠就是用威迫的手段,從不想打仗的六國手上,盡情「割地」。而這種掠奪行為,其實也被一眾資本家盯在眼裡。因此可以從呂不韋「投靠秦國」一事上看出一個趨勢來:只要有權,錢就會跟着來。

因此最近「批鬥李嘉誠」一事,其實也披露着相同的邏輯。那篇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當中有如下的精彩金句:

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裏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

…. 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

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繫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 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明白了以上的說明,也就不難明白秦國當時同樣利用資本家的國策了吧?

因此所謂秦國重用法家而國勢大盛,清楚來說,是利用了法家對「黑五類」的分析,而運用到對付六國的統戰工作上而已。

不過到了成功「統一」之後,秦國的老闆也不是白痴嘛,要處理的,當然就是自己一手種下的惡果啦。之不過,由於秦國只有鬥爭思維,沒有真正的社會操作能力,因此所採取的「善後措施」,也是一種鬥爭手段,結果就出大事了。

例如,要清理資本家,不採用陽光政策,讓社會的自然競爭去約制他們,而是「落閘放狗」,將「天下豪門」十二萬戶盡遷咸陽,另外更有遠徙巴蜀的。轉用現代語言來說明,就是「共」了天下富豪的身家,還要發配邊疆囉。

富豪們帶不走的田產土地,難道會有什麼「依法賠償」乎? 而富豪帶得走金銀財寶,還會繼續讓他們留為己用嗎? 當然是用偉大光明正確的「半兩錢」來「依法兌換」啦。

其餘的「跟進工作」,包括坑殺當年吹捧秦國開放政策、但死不閉口的知識份子們;至於最大的社會活動家李氏….我係話:李斯,結果也因為頂撞了胡亥,終於也在咸陽腰斬了。其餘用作統戰工具的各種人物,下場如何,也又不必一一細表了。總之就是在「統一」的大前題下,一切都以鬥爭手段解決就是。

這種由鬥爭思維所造成的掠奪手段,說明了為何富庶發達的六國地區,竟然在統一之後,迅速變成民不聊生的鬼域。說到底,又有多難明白? 因為秦國的統一措施,基本上在1949年就重演了一次。要不是鄧小平放下身段,剛好在統一的三十年後,又重新搞了一遍改革開放的功夫,還慶幸有香港這塊寶地作為「統戰對象」來「過骨」,否則可能難以逃避當年秦國的爆煲情況了。

不過,這種鬥爭思維,又有沒有下文呢? 對於天下群雄並起、地方割據等等情況,又有何啟示呢? 下回分解。

2015年10月5日 星期一

香港大學高層的新仇舊恨

港大副校長遴選爆出了一個大頭佛,此為之新仇。但舊恨,倒沒有太多人留意。

閒話稍後詳談,重點其實只得一個:中港矛盾。

所謂新仇舊恨,都是同一個主旋律而已。

話說網民心水清,多謝高登巴打;就盧寵茂大罵馮敬恩「泄密」一事,反過頭來追查,發現盧寵茂只不過是兩年之前,就自己用過同樣的「道德理由」,自行違反保密責任,大鬧當時 (2013) 遴選港大校長馬斐森內情,當時盧大教授直指馬斐森為「三無」人士:無知、無能、無心。

而該次「泄密」,與今次馮敬恩所造成的,有一個「異曲同工」的妙處,就是「曲線泄露了國情機密」。

想想,作為一個學者,馬斐森又怎會是「無知」呢? 原來盧寵茂心目中的「無知」,是「對香港、對中國、對亞洲」的「無經驗、無認識」,此為之「無知」云云。

至於「無能」,竟然不是指學術能力,而是「不懂中文、無法溝通」。而所謂「無心」,是因為並非「一心為港大」,尚有其他職位空缺,也有「報名」之類。

先說「無心」這回事,對比起孔老夫子「干七十餘君」,只求一個賢君肯用其說,以濟天下。如此說來,孔子應該比馬斐森更為無心十萬八千倍也不止了吧? (記住,「干」是指「親自拜訪」,不是「幹」;簡體中文由電腦翻譯就會變成「幹了」七十餘君,真係拍四仔都可以過世矣)

很明顯,當時已經有人「聞得出」一陣異味。何解咁大仇口? 而且又是全部同「中國」有關?

於是大家又翻一翻舊賬,就不難發現一段消息,又要多謝高登巴打,就是「港大深圳醫院」變了一個蝕本的無底洞的事實。

早在「副校事件」未爆發之前一年,已有報導(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18/18870203),盧寵茂直言:港大醫學院未來重心可能在深圳。因為「港深醫院可申請上千萬至億元的內地研究經費,較本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每年100萬元的研究資助高!

所謂有利爭取「研究經費」也者,又未必全然是理由。反觀「深圳政府拖欠的2億元涉及港大人手費用,深圳政府直言要待醫院收支平衡才繳還欠款,盧指該院要收支平衡幾乎不可能….」,因此如果可以額外「拿」到每年過億的「內地研究經費」,那就一天都光晒矣。

事情很明顯,就是當年有人自告奮勇,將港大醫學院的名譽和身家押注在深圳這家醫院身上….結果爛尾收場。還被中國官方單位,以中國的邏輯,拖欠了一大筆不可能「自己搞得掂」的爛賬出來! 於是乎,對於「港大需要一個中國通」的理由就來了,因為盧寵茂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基於這個理由的:港人不能太過本土主義,要求以公帑聘請的人只為港人服務。

什麼叫做「港人不應太過本土主義」? 反過來讀是這樣的,「只要拿了港人的公帑補貼,而同時能賺取國內的人民幣來填數」那就「一切都好辦了」。

看明白了沒有? 盧寵茂的「良心」,其目的是要拿香港人的公帑資助,去拯救沉沒中的深圳醫院,而實在要曲線資助的,是賴賬的深圳政府。

看清楚沒有? 盧寵茂大發中國夢,不過中國政府沒有發夢,很清醒地賴了債;然後….計劃由太本土主義的港人拿其他港人的血汗錢去替中國政府埋單。@#$%^&*…..

馬斐森當時「黑馬爆冷」跑出,老實不客氣,一屁股坐上了港大校長的寶座,不過根本不懂得賣中國的賬….那怎麼辦?  而且在雨傘運動之中,充分反映了其背負的「普世價值」,斷然捍衛港大的師生安全和言論自由。這些,都是當年盧大教授「早就向中央清楚反映」了的嘛。

而陳文敏的死罪又是什麼呢? 除了在佔中立場上,與馬斐森保持一致之外,大家不要忘了:遴選委員會挑了陳文敏出來,而遴選委員會的主席,正正就是馬斐森! 還不是「帝國殖民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如何對付是好? 當然是「射人先射馬」囉。

於是乎,事情又是「巧合得很」。就在成功爭取「推翻遴選委員會的任命建議」之後,102日,就有報導:香港長者醫療券即將擴至港大深圳醫院使用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51002/s00001/1443758676963)

這個「政策」,正好就首尾呼應盧寵茂在一年之前所指「港人不應太過本土主義….」。香港人的公帑,結果真的用了來替深圳政府「找數」。今次,盧寵茂一直朝思暮想的大計終於可以「夢想成真了」。

可能….港大深圳醫院,這個盧寵茂的 baby,終於有救了。不過,港大呢? 誰來救? 香港呢? 又有誰來救?

而這一個動作,也對其他極之熱愛中國人民()的港大教職員,發揮了極大「反殖動員鼓勵」,於是乎很多大家平時沒有留意的人和事,都爭相跳出前台來了。

例如,一個名不經傳的「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也跳出來參與對陳文敏的「批鬥」。(李嘉誠所指的民革式思維,有樣板的呀)

不過,這又正好由這個攝石人「自爆」了另一件更加深層次的「國情」出來。

李輝是何許人? 在香港這邊,是「屈就」在港大的教育學院裡面,當一個「幼兒教育」課程的教職員。但事實上,李輝非常專注的,是「香港學前教育學院」的「KMBA 專家」! 名義是香港機構,實在是在國內大搞「學前教育」專門教人如何營運幼兒園,包括如何在香港和外國升學之類的「實用技巧」。名堂大得很,是「幼兒園工商管理研究生課程」噢。http://kmba.hk/CT/Index.html

這個才是愛國又發財的正當生意嘛。講穿了,這位李副教授的「予人方便」,替國內作育英才」,又和盧大教授拿了公帑去救深圳政府又有何分別了?

所不同者,程度問題吧? 相信起碼李副教授,是自己努力向外賺錢,而不是「氹」港豬拿港人的公帑去填數嘛。至於他是否做「義工」,這就由他自己來解畫好了。

不過,這還未止,剛剛講到「另一個曝露」:這位李輝先生,正正就是在國內拿了「優等教育」之後,「移民來港」的「新香港人」,以「專家」身份,安插在「港英殖民教育意識形態核心」的港大教育學院之中,全力負責為香港人的孩子度身訂造「幼兒教育」的。而所教者主旨何也? 普教中以及愛國教育囉!

因此當各位家長奇怪自己的寶寶為什為在上學回家之後,會鄙視你講的廣東話,然後見到國旗就很激動地立正唱國歌。這些「影響」又怎會是「外人」可以造得到的成果呢?

因此這位潛藏不露的「香港教育專家」,其實真的沒有講錯,他的「影響力」絕對比起不懂政治的一介書生陳文敏,大了不止200倍。正如「鉛水」一樣,有些東西,對幼兒的影響,又當然比對成年人為大嘛。而且身負「師資培訓」的重任,這位李副教授面對希望取得幼教資歷的待業老師,比起陳文敏只針對港大法律學院的離地精英,其廣袤深入的程度,更加不可同日而語矣。

新仇舊恨,港豬又懂得多少? 可能還是李嘉誠比較「挑通眼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