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秦國人根本並無本事操作一個自由經濟的金融系統。結果在武力征服六國之後，一味強硬「統一」，胡亂推了一套「半兩錢」出來，企圖盡收天下財力於咸陽中央，正一「劣幣驅逐良幣」，結果搞得民不聊生，卒之天下大亂、民變四起。
退一步想，既然早在春秋之後，到六國覆亡之前，各國之間已有一套運作良好的金融系統，為何只是改用統一貨幣之後，竟又會操作不了呢?
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值得懸疑的地方，只是太明顯了，而中國的犬儒根本也無法面對這種簡單的事實：操作一個金融系統，需要有商業經驗的金融專才，而這一種人，正正就是專制政權的死對頭。是屬於需要鬥爭清算的「黑五類」之一。而管理地方，還需要有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將各種「人民公敵」鬥爭清算完畢之後，又可以如何操作金融呢? 又如何管治地方呢?
所謂「黑五類」，大家可以參考《韓非子‧五蠹》，當中所指五種人民公敵包括了：儒者、遊俠、縱橫家、患御者（逃避服差役者）、商工之民（商人和實業家）。
這五種人何解會是「人民公敵」呢? 其實又是簡單到不得了：他們不是人民的敵人，他會全都是人民之中，與獨裁者為敵之人。不過獨裁者認定只有自己才代表人民，那麼與他為敵的，還不是人民公敵又是什麼?
改用現代的政治術語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一點：
儒者，是「自由知識份子」，凡事懷疑、凡事探究、凡事客觀。獨裁者所有不見得光的糗事，全都看透了。有自由思想的人又如何自願成為奴隸? 而如果這些知識份子還要拿了教鞭，再去「教壞」下一代的人民，那還了得?
遊俠，就是「抗爭份子」，路見不平就拔刀相助，不畏強權，進而勇於反抗。和平的，就像甘地那般，打死不合作；暴力的，就聚眾生事，搞到官員不敢「落區」見人。
縱橫家，就是「社會活動家」。搞政治的，就四處游說，爭取立法；立不了法，起碼也會搞拉布，讓你立不了惡法。不搞政治的，也不會自己收口，例如搞智庫、論壇、民調中心之類，這些專業人士，就是愛與自由知識份子同聲同氣，凡事要有獨立意見不肯聰從擺佈。其實就只不過類似對着阿Q的癩頭喊「光」一樣。統之就是「罪從口入」啦。
患御者，其實是「自由職業者」，須知秦國的所謂「公差」，絕對不止是「履行軍隊服役責任」這麼簡單，而是秦國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義務勞動」要求，老百姓除了基本保家衛國的責任之外，還要按官府的要求，去做各色各樣的苦工。上文都提到了，原本從事工商百業的老百姓，可以出錢由政府另外請人做工的，結果在半兩錢金融風暴之下無法實行，這種春秋時代經已形成的「稅收普及化」和「職業專門化」的社會進化，到了秦代就一筆抹殺掉。換算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就是類似中共那一種「工作分配」，一切工作崗位由黨「統一安排」。
至於商工之民，就不難理解了，就是「資本主義右傾份子」囉。
可見，韓非所指的黑五類，和現代世界之中的黑五類，其實都是同一回事。就是一個公民社會，自然會衍生以上的各種角色崗位。而這些進步份子，又自然會和專制極權的政府過不去、起碼管不住。那可以怎麼辦?
「解決不了人民提出的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民」囉…. 還用說嘛? 秦國的鬥爭思維，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過中國讀八股的史學家都不是說，秦國因為用了法家思想，所以「國勢大盛」的嗎?
其實這些屁蟲只講出了一半，而跳過了中間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的確，秦始皇和他的祖宗都是聰明人，挑了法家的學說來自用。不過真正令到秦國大盛的，不是因為自己用了法家，而是準確地運用了這種鬥爭思想，用來對付六國!
例如「學者、說客、資本家」這套組合是如何巧妙運用的呢?
有看過李斯的【諫逐客書】嗎? 正正就是用來吹捧秦王「招賢納士」的政策囉! 其實秦國在「焚書坑儒」之前，一直都是各國「名士」非常嚮往的地方呀，這種只不過是「統戰」措施而已。那種「改革開放」只是在統一天下之前的呀。而那種「開放」的程度，也又真的「做戲做全套」，即使李斯直斥秦國的人是沒有文化的落後民族，全靠了六國的進步人士扶助，才得以脫貧致富…. 居然秦王還是追李斯回來加官晉爵，這還不是「好戲連場」嗎?
有了這些知識份子大造輿論，下一步就是「金權外交」或者準確一點，是「金錢私交」才對。對於出錢找人「辦事」這一點，早就證明在六國那種環境是很有效的。例如有讀過屈原的，都會記得那是被一個叫靳尚的「楚奸」害死。這位楚奸，正正就是社會行動家張儀「買起」的。張儀的錢又何來? 就是資本家送過去給秦國的囉!
上文都提過，秦國其實經濟落後，貨幣又不受歡迎，錢當然不會是自動流向秦國的啦。之不過，秦國就是能打仗嘛。於是永遠就是用威迫的手段，從不想打仗的六國手上，盡情「割地」。而這種掠奪行為，其實也被一眾資本家盯在眼裡。因此可以從呂不韋「投靠秦國」一事上看出一個趨勢來：只要有權，錢就會跟着來。
因此最近「批鬥李嘉誠」一事，其實也披露着相同的邏輯。那篇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當中有如下的精彩金句：
…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裏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
…. 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
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繫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 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明白了以上的說明，也就不難明白秦國當時同樣利用資本家的國策了吧?
因此所謂秦國重用法家而國勢大盛，清楚來說，是利用了法家對「黑五類」的分析，而運用到對付六國的統戰工作上而已。
不過到了成功「統一」之後，秦國的老闆也不是白痴嘛，要處理的，當然就是自己一手種下的惡果啦。之不過，由於秦國只有鬥爭思維，沒有真正的社會操作能力，因此所採取的「善後措施」，也是一種鬥爭手段，結果就出大事了。
例如，要清理資本家，不採用陽光政策，讓社會的自然競爭去約制他們，而是「落閘放狗」，將「天下豪門」十二萬戶盡遷咸陽，另外更有遠徙巴蜀的。轉用現代語言來說明，就是「共」了天下富豪的身家，還要發配邊疆囉。
富豪們帶不走的田產土地，難道會有什麼「依法賠償」乎? 而富豪帶得走金銀財寶，還會繼續讓他們留為己用嗎? 當然是用偉大光明正確的「半兩錢」來「依法兌換」啦。
其餘的「跟進工作」，包括坑殺當年吹捧秦國開放政策、但死不閉口的知識份子們；至於最大的社會活動家李氏….我係話：李斯，結果也因為頂撞了胡亥，終於也在咸陽腰斬了。其餘用作統戰工具的各種人物，下場如何，也又不必一一細表了。總之就是在「統一」的大前題下，一切都以鬥爭手段解決就是。
這種由鬥爭思維所造成的掠奪手段，說明了為何富庶發達的六國地區，竟然在統一之後，迅速變成民不聊生的鬼域。說到底，又有多難明白? 因為秦國的統一措施，基本上在1949年就重演了一次。要不是鄧小平放下身段，剛好在統一的三十年後，又重新搞了一遍改革開放的功夫，還慶幸有香港這塊寶地作為「統戰對象」來「過骨」，否則可能難以逃避當年秦國的爆煲情況了。
不過，這種鬥爭思維，又有沒有下文呢? 對於天下群雄並起、地方割據等等情況，又有何啟示呢?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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