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非今看老人院迫遷情況

總算新春可以放幾天假期，可以追趕一下看書的速度。2013年1月14日占飛在《信報》的專欄題目為《為了非今，不惜是昨》，副文是《獵拾勝農耕》，副文中提及的書，作者正是其中一位我最近也要追着看的 Jared Diamond.

占飛原本也是為了寫香港近況，因而提出了「本土主義」的興起，以及「龍獅旗」的出現，不一定就是為了什麼「港獨」；而是由於對眼前現狀的不滿，香港人選擇了中國古人一直以來都素有先例的文化反應：以古非今。

對於占飛所指：英國殖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這點讓得他去講，這個話題也還要糾纏好一會。我倒是對副文的薦書興趣大一點。皆因自從 Guns Germs and Steel 之後，Diamond 的書我都有追買來看，等不及到圖書館去借，算是有點敗家。而最近出的這本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 也是一本好書。不過有點「太好」。

這個「太」字是因為作者今次「太過投入」，不止用親自經歷來起題，甚至可以說是以親身經歷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對古文明的見證來寫。這就有點兒過火了，因為但凡學術研究，個人感觀是一回事，客觀的學術分析還更重要。而這種「第一身」的分析雖然可說是「感染力」很強，但作者進而「非今」並且提出古代社會的「獵拾」生活方式比現代社會更為可取 (起碼占飛的文章是這樣寫啦)，這就有點「好東西也不宜過多」了。

看過了原文，對當中部份意見是認同的，但止於「科學分析」那部份。例如即使是最近一代人才開始接觸「現代世界」的新畿內亞土人，他們的社會制度也有不少和現代文明相近似的「法律概念」，推而廣之，他們也有類同的「人權概念」。例如在描述「河族」與「山族」的土地糾紛時，對於兩個「敵對部族」的「合理互動」有這樣的描寫：兩族對於土地的邊界基本上嚴格劃分，互不侵犯，但仍有一些「有爭議」的地方時而造成衝突。然而在嚴格排斥對方進入自己土地範圍的同時，雙方是容許對方使用「公共路徑」通往海邊「進行貿易」，但沿途要遵守「不得採摘稙物或狩獵」等等規矩。對於部落之間的爭執，以對等賠償為妥協原則，務求「資源共享」而不是「鼓勵獨佔」。

看過了這個描述，其實和現代世界又有什麼分別了呢? 唯一分別相信是新畿內亞土人並沒有「國際公約」這回事，但部落的行為，在本質上也是和國際慣例沒有兩樣。即使是從習慣法反思，也有差不多的結果。例如「自古承認的通行權不受土地佔有權的限制」以及「逆向佔有」等法律概念。在「沒有主權關係的情況下」，最後以「協議」來確定各方的行為準則。國與國之間的糾紛，也是採取「和平對等協議」的概念來處理。換言之，即使是新畿內亞土人，在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概念上，只是將國家行為與部落行為類近等同而已。如果要講什麼「分別」，算不上是什麼「驚世大發現」；反而對於這種「類同」才算是「很有學術意義」才對。因為基本上是確認了某些人權和法律概念，的確是「普世價值」，那才好玩嘛。

至於占飛所講「獵拾族比農民更建康」，這和上次幾本書的描述相約，但至於背後的道理，也又不能一刀切說成是獵拾生活方式一定就比農業文明來得「建康」。

例如作者在描述遊牧民族的「遷徙習慣」時就提到了對老年人的「處理方式」。尤其是當族群沒有充裕的「運輸能力」時，老年人和兒童同樣會成為族群的大包袱。因而在糧食不足和危機嚴重時，老人會因為「社會價值較低」因而優先成為被殺的對象。同樣道理，有看過今川昌平的電影《猶山節考》的話，相信對於要親自背着老人到山裡「往生」的一段戲，其說明的能力又比這本書來得更坦白有力了。

《猶山節考》戲內對於村民將「殺老」行為「道德化」和「規範化」，反映出人類「以道德合理化殺人行為」的反思，成為這套戲值得一再細看的好理由。

以「抽樣」反過來推算，通過「合理取締」的「老弱傷殘」對象都不在被統計的族群裡，因此而推斷「獵拾生活比農耕更為健康」，有可能犯上「倒果為因」的思考謬誤，不可不察也。事實上，農耕民族對於老弱傷殘等「弱者」的照顧，也是相對明顯的。因此孔子才會有「夷夏之辨」的考慮。而從「物競天擇」的演化過程來看，到最後是農耕文明成為了人類社會幾乎清一色的生活模式，相信那一種生活方式比較適合人類，又有點「不證自明」了吧?

因此按這個思路來考慮問題，真正需要處理的，應該是「如何令到農耕/工業社會更為適合人類生活」，是改善而不是反過來否定這種生活方式吧。

這方面，中國史學泰斗錢穆老先生也有講過一個概念，就是中華文明的「人文早熟」現象，很多西方近代才要面對的社會問題，在中國古代出現得很早，甚至可說是在某程度上也處理過了。對於「以古非今」的理念，也又不算是什麼新奇事物。孔老夫子三句不離的「三皇五帝」正是此一類，而之後的道家又更是連「無政府主義」也望塵莫及。不過對於法家而言，這種託古非今的態度絕不可取。

反觀歐洲的人權討論，其實也又得益於美洲新大陸的發現，才會出現「高貴的野蠻人」這一個概念。也正由於這種思想衝擊，終於引起「自然法則」的哲學討論，直接導致了「人權天賦」的理解，最後徹底顛覆了古典歐洲的神權政治的極權和專制概念。看看法國哲學家如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也莫不用「以古非今」來起題。當然，這種對現狀的反思和尋求改變，也有說是導致近代「烏托邦」極權政府的出現，也又不能說是「絕對有益無害」。

看來真正要反思的東西也不少，這個「以古非今」的話題，能帶出多少改變世界的力量，大家也還要拭目以待呢。例如香港近期的新聞是「老人院不敵市值租金」老人紛紛要「迫遷」。這個又算不算類似「在社會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老人優先被殺」的同類情況呢吓?

看來香港人過的生活，也又和野蠻人差不多了噢。要是大家認為「古人的做法較為可取」，書中是這樣介紹的，對着一個虐殺自己同胞的蠻人，最直接了當的做法是把這個帶頭作惡的首領人頭割下來，泡制一個「人頭乾」出來，掛在門口當眼處，讓「效尤者有所警愓」。否則這種「殘民自肥」的惡行不能停止的話，整個部落很快就會被滅絕。

香港的蟻民才不過祭出了一面龍獅旗而已整，還未到戲肉。

新春平價搞氣氛

本來也想趁新年花點錢搞搞裝修，但原來不用花很多錢也可以，有創意就是。

例如門口的前廳，本來有點暗的，於是將之前在巴黎買的小油畫掛出來，用魚絲凌空吊起，將射燈的角度調節一下，於是好像半空漂浮一般，效果不錯噢。本來就有的東西而已，不需要花新錢。

至於大門背後，原本是頗「功能化」地掛了一個月曆、土得不得了。於是改為掛一張夏萍的海報，在鏡中倒映出兩張臉孔來，美不勝收。況且這個造型也真切合這道大門的身份：一張旅途之上若有所思的天使面孔。是剛離開還是在盼望回家? 還是不知家在何方?  想見面的話，是否只是隔着一道門?  可以想的太多了，讓人忘了前廳只是一個幽暗小空間。

至於大廳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沒有了大餐枱、反正用不着。要用的時候再「砌」一張出來吧。平日只用一張小餐枱將開放式的廚房和客廳區間開。在小餐枱貼着牆那邊 其實就只是一塊什麼都沒有的牆。於是貼了一張電影海報，色彩班爛的，剛好和前廳的油畫配上一對。油畫是好友親筆畫的，是他經常在聖心教堂後面光顧的小餐廳 Chez Michel；顏色固之然同樣也是藍色主調，但電影是活地亞倫的 Midnight in Paris, 塞納河的景色改了用梵谷的筆觸，於是也又和油畫的格調一樣了。巴黎總是令人離不開，起碼這個佈置可以聊以解慰。

浴室門外也有合適的掛畫噢，總好過掛一個「厠所在此」的不文標誌呀。之前在越南買的老照片，其中一幅剛好是《出浴圖》。各位也又不必心邪，那可是人家幾百年來的習俗嘛，半點不露，在河裡沖洗秀髮而已。但當中少女們的清麗脫俗以及揚起長髮的動感和流暢，簡直可以用「仙子」來形容。這個浴室，應該可以用「洗俗」為題才配得起了。

大廳的「懶人看書天堂」牆上就掛了一面長鏡，把整個牆面也差不多佔去了。好處是窗外的景色可以從所有角度都能欣賞到，懶起來也可以有點空間感覺；況且風景那麼好，簡直什麼人工的設計都是多餘的嘛。最老實的還是一面鏡。也可以警愓自己別忘了錢鍾書老先生在《讀伊索寓言》的教誨：狗一類的東西才不懂照鏡。

至於床頭，除了堆了兩個層架的書本之外，還要能留一點發夢的空間才有點人性吧。於是擺了幾幅又是巴黎的老照片，Robert Doisneau 的《市政廳咖啡室》以及《蒙馬特的樓梯》。至於床邊，還當然又少不了：夏萍的海報。這個夢鄉的場境，要是能預訂多好啊!

都講了，巴黎總教人離不開嘛。這一點，我絕對不瀟灑。

車公治港

假如香港人認為特首應該由一個有領導能力的人來擔當，那麼以「判斷形勢最為準確」而言，應該首選「車公」才對。

殖民時代，英國佬入鄉隨俗，每年例必由政府高官(英國佬由大埔理民府代表，97後由民政事務局代表，皆為「鄉俗事務大員」也) 到車公廟代為求籤，以求一個風調雨順。雖然未必事事如意，但起碼「賓主共歡」。中國人是主，英國人是賓，雖為殖民、賓主互調，但對於鄉俗仍是不能隨便也，起碼「敬神事鬼」之事，不能不尊而重之。皆因中國人仍然堅信「舉頭三尺有神明」，人欲如何是一回事，不能逆天行事此亦天意。

英國人治下，雖然仍有不少天災，包括大大小小各種疫症、颱風、火災等等不能盡錄，但沒有「人禍」，而每次都是一個更上一層樓的改革契機。即使嚴重如石硤尾大火，事後所制定的「公屋政策」到今時今日仍是一個德政無疑。

不過自從97之後，這位車公大人似乎有意無意之間，益發有所不滿，於籤文之中，愈來愈多牢騷，又或者應該是愛之深責之切也說不定，總之就是不能忍得口也。

古人見到神明發誨氣，理應審慎自重、誠心悔改才對。而自從何志平2003年求得前所未見的「下下籤」解曰「凡事不吉」，繼而發生「沙士事件」，自此高官竟然是半步也不敢接近車公廟、而不是像古代帝皇一樣，「下昭罪己、登山請罰」! 或者換句阿爺說話「查找不足」! 神明有旨，難道扮一隻縮頭烏龜就算是「為人民服務」乎?

最新情況是，2013蛇年大年初二，又是由劉皇發「捱義氣」替港府向車公問籤，而車公大人也又老實不客氣，批出一道「下籤」出來。

籤曰：駟馬高車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廬，莫非不等人還井，亦似經營乏本歸。解曰：凡事不利。又是一個「大吉利是」之至。

因為不用劃公仔劃出腸也，基本上是「好高鶩遠，輸到清袋」，還可以死撐什麼?

去年抽中的不算下籤，是中籤，解曰：凡事皆吉。結果經濟好了，這點沒話可說了吧。金融風暴算是過去，就業消費各樣都不能算差了。但樓價狂升，有怨氣也是很正常。但最令到大家「跌晒眼鏡」的，是「神鬼不分」這一句。大家很討厭某人的「誠信問題」不讓偽君子當特首，換來的原來是「誠信不是問題」、連講真話也費事的真小人。原來是發叔沒有交帶解籤佬的下半句：忠奸不分．顛善倒惡! 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車公靈驗準確如此，大家還有何話說。

又或者再向前一年看，2011年何謂「威人威威不是威」? 結果竟然連一個「派錢計劃」也要搞個狼狽不堪收場，一代打工皇帝曾蔭權最終醜聞纏身、倉皇引退。

再對上一枝「下籤」是2009年那一枝，籤曰：君不須防人不肖，眼前鬼卒皆為妖；秦皇徒把長城築，福去禍來皆自招。對於在年底推出的所謂「政改方案」其實只是換湯不換藥，「密不透風、滴水不漏」又如何? 結果能把「民心」頂住嗎?  2009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有二十多萬人參加，不止破了記錄，更加證明了在89年之後才出世的香港人以至大量海外華人，根本不會因為時間而意志消磨。這個「秦皇徒把長城築」，豈不又是不證自明?

算了吧，肯講老實說話的，其實只有車公大人一位。而眼光獨到、洞悉人性醜惡，判斷直接了當的，也還只有車公一位。要選特首，捨君其誰?

資本主義是怎樣解決中產危機的?

前兩天有電視台打電話來找我想做訪問，皆因寫了一篇《香港中產慘過做鬼》的文章被轉載了出去。的確那篇文章有點「火頭」可以煽情一下。本來上鏡為民請命、起碼申訴一下，是義不容辭的。但由於身份仍是一隻投資銀行的肥貓，算是計入「人民公敵」一類。雖然我的境況比起中產更慘，但自己想想形象也說服力不強，於是推薦找我的學生訪問去了。

想不想訪問那是電視台和我學生的事了，但不知效果如何。起碼他有一個「正常」的中產家庭：上有高堂、下有妻兒，職業正常，收入固定，有點「恆產」，算是樓奴。由這個「人版」來演譯應該好一點。不過和所有香港的中產一樣，我這位老好人學生非常「安於本份」從來沒有半點世界觀，一味逆來順受，從來沒有想反省過「其他人是怎樣解決問題的」。

我寫這篇文章來「開年」，算是給他一張「貓紙」吧。也讓大家了解一下，到底香港的中產的慘況如何。假如各位傳媒的朋友、或者非常意外地本港的各位父母官會留意一下，也來想想辦法，那算是替香港的下一代積點陰德。這樣開年也算還了個願噢。

先說香港中產之慘，不是在於先前所講的「夾心人」的事實慘況，更在於「不知到底因何而慘」；甚至是本身其實「為虎作倀」、不停的積下冤孽而竟然不自知也。「吃人」是罪孽，但又有誰人像魯迅一樣，會反省某些自以為良好的動機、背後原來其實也是「吃人」的一部份呢?

如有不信，請留意一下，大家一直認為是「資本主義邪惡大本營」的「美利堅帝國」是怎樣處理「中產危機」的問題的。長篇大論也又可以省了，就信手翻翻《新聞週刊》2012年6月25日 (p.16) 的政治專題吧。文章題目是：Middle Class R.I.P. (中產, 安息吧)。

該文發人深省的地方有兩點，第一是以「美國夢想」起題，第二是從宏觀歷史講美國先父的努力。

「美國夢想」是甚麼? 文章以故事破題，以一對中產人士的對話來勾勒。當時正值總統選戰期間，話題當然離不開「兩黨政治」啦。作者講述某朋友在高尚住宅區和共和黨的隣居聊天，談及為什麼自己是「民主黨」。他說解釋：自己對美國社會很感恩，因為本來一窮二白，但由於有免費的公共教育、有公平的就業機會，雖然捱得很苦，但仍能出人頭地。於是他問他的共和黨朋友，你看看你的園丁，難道你不認為他的孫子可以有像你和我一樣的機會嗎? 他的共和黨隣居不以為然的聳聳肩，說：他的孫子可以繼續替我的孫子做園丁啊….

稍為有點人性的都知道這叫做「神憎鬼厭」。但到底美國人又是如何「文明地」處理這種「階級矛盾」的呢?

作者於是引述了一些最簡單不過的歷史事實出來說明。就是美國本來也面對過「中產危機」的，但由於政策施行得宜，不單止解決了問題，更替社會造就了史所罕見的繁華盛世。

美國中產的日子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也很不好過。但當時的政府，只是做了一些很簡單的事情，就已經可以把情況扭轉。

例如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的「國債」其實比起2012年更為嚴重。要麼就是「大家勒緊褲帶」把日子「捱過去」。亦即美國中產可以變成「一無所有」，將問題「消弭掉」。但美國總統艾森豪二話不說，反過來把累進稅率的頂點提高到91%!  然後把有錢人(包括發了國難財的有錢人) 他們的閒錢拿來投資到「公共開支」上面去，包括：增加教育開支，讓國民包括退役軍人有能力重新投入建設社會，住屋津貼讓工人居有定所、創新科技製造新的工商業機會。種種「積極干預」的結果，是美國社會只用了17年時間，就通過中產帶動的經濟發展，把國債下調到戰前的低水平了。

再例如1993年克林頓上台的時候，同樣是一個中東戰爭之後的爛攤子，國債又是高不見頂。於是他也採取了相同的措施，但不需要那麼激烈，就是將最高稅率調到 39.6%，然後將有錢人的閒錢花在教育、科研、創造就業等等支持中產的振興措施上面去，美國中產又能站起來了。於是美國竟然又神乎其技地將「政府預算」創造一個「零超支」出來!

很明顯亦很簡單，「能者多付」本來就是一個常識，而政府要做的就是「資源再分配」嘛。而香港的中產，根本上能支付的已經在「多付」(比自己能應付的還要付得多)，但真正「大富大貴」的「資產階級」又在負擔多少呢? 香港的政府又會否真的像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一樣來處理問題呢? 假如香港政府的行徑不像一個資本主義政府，那麼它又是什麼呢?

我想：它只是一個「富人政府」。而香港的馴良中產，實在是為虎作倀而已。

有一點是很多朋友也可能跟我過不去的，就是我不贊成取消「遺產稅」。因為香港不知怎的，竟然在董建華皇朝期間，由「中產支持」取消了遺產稅。於是乎最有錢的富一代，可以在毫無成本的情況下將資產(其實就是社會權力) 直接交棒給自己的富二代。政府無從將資源重新配置到教育、住屋和醫療等等中產絕對需要支援的環節裡面去! 

中產基本沒有多少資產，幹啥又要替富人抬轎呢喂? 原來是基於「雞碎咁多」也不想負擔，自己父母可能有一點積蓄，政府「不應該乞兒兜裡搶飯食嘛」。人可以豬腦如此，富一代又如何不開心到死呢?  因為其實只需要將「遺產稅」的起稅點訂高到中產以上就可以了嘛，為何又要非取消不可? 情況正一如「取消居屋」一般的自殺行為。

另一樣東西，是「炒賣稅」的問題，香港根本沒有嘛。結果房屋是用來炒的，不是用來住的；而中產之所以認為「房地產的投機行為沒有問題」，是因為他們自以為自己也是在投機之中得益囉。怎麼又會這麼白痴? 自住和給家人居住的又怎算是「炒賣」?  而拖拉到今時今日，居然只能祭出一個「港人免稅」的胡鬧東西出來，結果當然是一塌糊塗啦。中產仍是一世房奴，也算幸運的了，還有絕大部份是「望樓興嘆」，想做房奴也不成。

香港的中產，其實最能指望對自己有幫助的，是「工商服務業」的就業和創業機會。因為即使技能低一點、不想「終生學習」的，也起碼也有工業和服務機會嘛。想創新自主的，有商業嘛。但在地產業「一樹梨花壓海棠」的景況下，中產只能一世為地產商打工。看看現在百業凋零的情況，香港的中產又認為自己的兒子孫子的日子會比自己好過嗎? 能替富二代開車門，算是打賞你的了。

有沒拿個計算機打幾個簡單的數字，計算一下為什麼「房地產一枝獨秀」呢?   

持有土地和房產的成本是多少? 土地和房地產的增值空間是多少? 當中的利潤是多少? 而政府通過「征稅」所能回饋社會的財富和權力再分配又是多少? 

打一份工的收支和稅負比例相比較之下又是如何?

既然政府能幫富一代做到「多拿少付」甚至是零成本，富一代以至富N 代自然就是穩賺不賠。然後按現有的財富增值再不停地去「侵略」其他人的「生存和作業空間」、通過「尋租行為」將中產所生產出來的價值敲詐乾淨 (你想賣多少碗雲吞麵才夠錢交舖租?)。這個境況就是香港中產所一直奉為「香港精神」的價值嗎?

香港中產，醒醒吧，你們只是預先把你們的子子孫孫的前途賣斷了，來換取一時的自我感覺良好而已。而最令人心疼的，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以為只是賣了人家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仍是「嬴在起跑綫上」。

梁振英的棟篤笑

香港人真幸福，有人每日挖空心思來逗你笑，竟然到了不顧身份的地埗了。

《信報》在2013年1月29日刊出練乙錚的文章《誠信問題已非要害，梁氏涉黑實可雙規》，梁振英就此事竟然向《信報》發出律師信，擬就此起訴《信報》「誹謗」，並要求信報「撤回文章及不再有類似言論」。

老實講，這個官司非常搞笑，有點常識的律師也作不出這樣的「起訴」行動來。因為「冤有頭債有主」，要是寫文章的是練乙錚，乾脆直接起訴練乙錚就是嘛。要是這樣「拗彎」來告《信報》，《信報》要抗辯實在易如反掌，到時梁振英只會更加尷尬。

去年也說過了，梁營的辦事方針是「無事生非」然後「打人不成反被追殺」。看來今次也是一樣。

《誹謗罪》的第一條辯護理由，就是「評論基於事實」。因此對於文章內容是否真實，只有練乙錚才能負責，《信報》負不上責任來。而作為報紙，極其量是負上「編輯責任」，因為內容並非《信報》的編採員工撰寫。如《信報》編輯要「核實」，也要小心不至於干涉作者的創作自由；如有合理懷疑可以不刊登，止此而已。除非編輯是明知有錯而照登不誤，否則責任可以從何而來?

而《誹謗罪》的第二條辯護理由，就是「評論基於公眾利益」。因此政府絕少可以興訟，而「公職人員」由於行使公權、並且其行徑影響全港公眾，也同樣是基於公眾利益，一般不容易興訟。相信梁振英不可能不知道，而竟然又是拗一個彎，以「私人名義」來興訟。很明顯是「明知不可為」而竟然「勉強為之」。但今次事件之所以受到公眾關注，是因為梁振英的公職身份，而涉及的懷疑，也同樣是其公職的問題。這點與「私人」問題是完全分開的，試問又可以如何興訟?

即使梁振英要告《信報》「轉載誹謗」的罪名，但也起碼要證明練乙錚的言論本身就是誹謗嘛。沒有「主犯」責任、何來「從犯」責任! 因此不論橫看直看，梁振英也不可能拿《信報》來做出氣袋也。作為一位觀眾，除了覺得是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之外，更加覺得他是有點自暴自棄、撼頭埋牆之流。

至於練乙錚方面，本來就是基於其他傳媒的報導來「推測」。因此而又再一次「冤有頭債有主」，「主犯」應該是《陽光時務》，而再一次基於同樣理由，《陽光》是以個人專訪形式來讓劉夢熊「自我解釋」，編輯根本沒有空間「加鹽加醋」，練乙錚只需要講出這個「可靠資料來源」是《陽光》，即可完全推卸責任也。

講到最後，即使《陽光》變成被告，也可以拿出劉夢熊的訪問詳情來解釋也。卒之其實梁振英只可以找劉夢熊來出氣。

今次的所謂「起訴安排」可見梁振英不單止是隔山打牛，更加是超級無敵三級跳，不打大熊、不打陽光、不打老錚，光是打信報。還有比這個更無聊搞笑的沒有?

好了，案情重組，其實這個笑話是這樣。某學生不知怎的混進了班裡當起班長來，到了要交功課的時候交不出。

於是老師問他：你的功課呢?

答：仲有時間…

問：已經過期六個月喎

答：好複雜….

問：你答應了會交功課的呀?

答：我記憶之中冇講過我會唔會準時交功課…

問：你個入學記錄好似刪改過喎?

答：專業人士睇過話冇僭建….

問：人呢?

答：死咗!

問：咁你憑乜嘢坐喺呢度呀?

答：6-8-9

問：即使乜嘢意思呀你?

答：冇「7」係理由

問：你個保薦人爆料話係你老作喎

答：我會告人誹謗…. 告佢老母個大姨媽個九姑丈個三少奶

問：即係乜嘢意思呀你?

答：即係你點問都冇用….我哋仲有時間。

蘇聯解體如何嚇怕了中共

前文提到，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蘇共的骨幹成員集體跳船」。因而即使蘇聯解體，但並沒有像《法國大革命》一樣、甚至沒有像《十月革命》一樣，演變成血流成河的殺戮和無政府狀態。而是幾乎所有政府機關都非常順利地過渡到新政府手上。所謂「解體」，只是一眾「加盟共和國」各自重掌獨立地位，而所留下來的共和國，是需要通過協議才能組成《獨聯體》。

其中比較麻煩的是，蘇聯前身的「跨國資產」不能不重新編整納入個別的獨立共和國，而這個「重整」的過程產生了不少磨擦。例如前蘇聯海軍的黑海艦隊由於需要使用烏克蘭共和國的港口作為基地，為此在解體前一直不成問題的海軍基地，在解體後需要由「兩國」協商善後。結果俄羅斯唯有承諾「有償使用」，並且設定「最後撤出時間」。與艦隊同樣麻煩的，是貫穿烏克蘭的天然氣輸送管道。在解體前，蘇聯已建成這些管道，向西歐輸出天然氣並且賺取可觀的外匯收益。在解體後，這些管道的安排變成了「俄羅斯向烏克蘭供應天然氣」，而實際向歐洲輸出天然氣的收益由烏克蘭收取，兩國就此而發生不少磨擦。

但這些大大小小的麻煩，的確是各個共和國都恪守平等的憲法和主權關係，最終都以和平的談判來尋求化解糾紛。

也有個別國家可能處理得不好，時有衝突。最近期的事件莫如2008年格魯吉亞共和國與俄羅斯為南奧塞梯地區的擁有權發生武力衝突，最終導致俄羅斯「併吞」南奧塞梯地區、以及格魯吉亞宣佈脫離《獨聯體》。另外在亞塞拜疆獨立運動方面，有點像南斯拉夫的種族戰爭了。但總體來說，這些邊界糾紛以及「國際矛盾」均並未造成重大的傷害。

最令人側目的，是俄羅斯由於成功走出經濟困難，重拾增長，「解體10年」之後，更於2001年被投資銀行高盛界定為「金磚四國」的成員之一；並在2003年刊出經濟分析《金磚四國之夢：通向2050之路》，認定其經濟實力以及增長潛力足以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重心之一。而即使我們不相信投資銀行的說話, 起碼國際貨幣基金不會來騙你了吧, 在葉利欽當政的頭幾年的確是經濟不景, 但其後普京上台之後完全扭轉了形勢, 也許是行運醫生醫病尾也說不定, 但請看看統計:

還記得這個 "同步" 的概念嗎? 那在近期的金融風暴是有反映的呀。

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的「亂局」，一直都被中共宣傳為「引以為戒」的樣版，謂「蘇聯沒有了蘇共就天下大亂」，因而推論「中國也不能沒有中共」。在蘇聯剛解體的時候，中共的確好像忽然「高了一截」似的，由小弟弟變成老大哥了。

但這個說法其實混淆了起碼兩點：

·        第一：蘇共不是「沒有了」，甚至不是「被清算了」，而是「回復正常政黨身份和地位」，沒有政治特權；需要和其他政黨一樣，「按憲法規定通過選舉以取得議會代表權」；共黨佔國會議席約19%，執政統一黨佔接近50%。和「解體」初期的比例沒大分別 (統一黨就是跳船那班共黨精英噢)；

·        而第二，蘇聯既然不再存在，就講不上它是亂還是不亂，正確說法應該是：解體後所獨立出來的眾多共和國沒有統一控制。至於「沒有統一控制」沒是否等如天下大亂、一沉不起?  從上述《金磚四國》的分析來看，好像又說不過去噢。

中共現時很大的政治壓力，是如何解釋「浴火重生」的俄羅斯又重新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主角的事實。

老實講，要不是俄羅斯國力強大，中國又何必和俄羅斯在2004年簽定《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呢喂? 有關細節，在前文《梁振英不能到海參崴之謎》裡面所提到，要是按歷史情況，中國應該像康熙的做法，打他媽一個落化流水，然後押住羅剎鬼子，強迫簽下一份《新尼布楚條約》嘛。又怎樣解釋2004年這條「小學生算術題」呢? 因為按此協議，中國「要回了300多平方公里土地」，但「承認了帝俄所奪取的150萬平方公里土地」。有關數據都是歷史記載的呢，假不了多少吧?

換言之，中國是連一個解體後的俄羅斯也惹不起才會被迫合作嘛。

而最令中共頭痛的是：中共沒有什麼理論分析可以用來解釋「蘇聯解體但和平重生」這一個情況。而中國人對不能解釋的事，通常有兩種處理方式，一就是像古人敬畏大自然一樣，把它當神來膜拜；二就是把它當鬼一樣，避之則吉。

而基於這種「越怕越見鬼」的情況，中國對於「異見人士」的恐懼，簡直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而對於「中共以外的其他選擇」，更好像要對付殺父仇人一樣，必須要斬草除根才安心。不過看來更似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邊廂將「愛上帝先於愛共產黨」的天主教會驅趕到了地下活動，那邊廂已經是《法輪功》在圍堵中南海。好不容易又「剷走了邪教」，又冒出一個《全能神教》出來號稱有百萬信徒云云。

中共一面呼籲國民要「理性」，但最肯花心思用腦袋的知識份子還偏要抬槓，起草一份《08憲章》出來，與1979年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一脈相承、遙相呼應。十八大之後，「憲政」呼聲更高唱入雲，結果搞出了一場「夢碎驚雲」。連微博也有這樣寫「週末不是週末…南方不似南方」。

還記得袁世凱受了什麼冤氣嗎? 還記得那一句「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從最簡單的時序來看，現在這批八十後，應該和魏京生沾不上邊的吧。看來中國的讀書人，真有點食古不化，從遠古的焚書坑儒到近代的文革清算，都又總是改之不了的。

中共怕「自己人」這一點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既然蘇共的倒台是因為蘇聯的黨政軍「話事人」根本不是效忠共產主義，只是為自身的利益考慮。那麼「清黨」又似乎是毫無選擇的了。中共最新一屆政府的「施政重點」似乎是「反貪腐」。更要藉「清算簿熙來」以「重整黨紀」，甚至要說「從來沒有重慶模式」云云。口號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但這個說法是不是真要落實憲政呢? 又有點搞不通的。

不過國內現時有個說法，就是「中紀委讓小三比了下去」、「上訪辦被互聯網架空了出去」。就是小三一個不爽，將「高官艷照」登上互聯網，這個摘烏紗的速度，比起「中紀委」的工作效率不知強了多少萬倍。中共黨員現在的壓力也是可想而知。情況和蘇聯解體前差不多了，就是陪着中共玩「社會主義民主」，責任大了、油水少了、特權沒了。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被迫想辦法讓蘇共的骨幹成員有一個合理的出路，結果有能力又有頭腦的，選擇了走西方民主憲政的路。目前好像還有點未玩得到家，但總的也有個譜。

而中共現時口口聲聲要搞改革，不知最終「願景」又是一個怎樣的景況呢? 應該肯定不是走回頭路、而又不能接受西方的憲政民主的路….. 但又不能選擇戈爾巴喬夫的「社會主義民主改革」的路。那麼還有什麼選擇? 還是仍然用同一個口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蘇聯解體 – 蘇共的集體跳船自救

上集講到蘇共在戈爾巴喬夫祭起改革大旗時，其實已經深陷經濟下沉的泥沼。所謂改革，其實是一場不得不挺而走險的自救運動。

外來的影響不是沒有，但絕對不是一般人所渲染的所謂「被外國勢力收買了」這麼無聊。因為蘇聯由改革到解體，是百份之一百的內部爆炸和崩塌，與外人無尤。我在巴黎上這堂「蘇聯經濟改革」課的時候，是1990年秋季。正值改革風暴高潮，每天看的報紙和電視新聞都是用這個做專題的。

法國費格羅報, 1990年11月29日專題, 500日維新

今集交待這個過程當中的「政治改革」部份，亦即中共最怕聽到的「憲政」問題，以及將共產黨由革命黨改變為執政黨的問題。心水清的話，可以將這個過程拿來和法國大革命對比一下。

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除了宣佈改革經濟以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進行政治改革。以下內容是抽取自上次介紹過的書：Revolution from above –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包括兩個範疇，第一當然很順理成章地改革「政府」- 包括《最高蘇維埃》，讓它真正由人民代表選出，而不是由共產黨「欽點」；另一個範疇，就是「執政黨」本身，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化」，由黨員由下而上地以差額選舉產生黨領導。

理論上來講這是「很合邏輯」的，因為按共產黨的「天命」，共產黨是人民的代表嘛，有什麼可能會怕人民不選擇她的黨員作為代表的呢?

假如這是真正的理由，我們由理由想信波蘭1980年的事件是蘇共從來沒有好好看清楚的了。就是當社會上出現共產黨以外的另外一個選擇時，人民會義無反顧地擁抱這個替代品。

不過另一個同樣合理的解釋，是蘇共的領導人是認真地看到了波蘭的教訓，於是很努力地、很認真地，希望自己也可以蛻變成人民願意選擇的代表。

從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的這個「民主化」政綱，蘇共中央也拖拉了接近兩年才能正式推行「黨內民主」的措施。而且是戈氏需要刻意避開黨內高層精英的阻撓來完成：方法是召開特別黨員全體會議，而不是通過正常的「黨代表大會」。會議在1987年初最終成功召開。工作計劃是由黨員進行自由推舉和差額選舉，以「民主方式」產生共產黨的黨代表。

在1987年初步成功後，戈氏竟然有點「躊躇滿志」了，因為「結果差不多」，就是和以前「黨中央」設定的結果差不多。在共產黨的代表選舉過程中，除了大約1% 的結果是意料之外，其餘絕大部份和黨中央設定的選舉結果相差不遠。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在《蘇維埃》民主改革的過程中，有完全相反的結果。

《蘇維埃》是共產黨的「創世之舉」，打翻了所謂資本主義偽民主的「三權分立」制度，進而由單一「主權機關」全權代表人民進行「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所有主權。而這個權力一元的機構，一向都是由共產黨指定的代表出來「接受民主結果」的。選舉和投票其實並無意義，它只是一個「萬能橡皮圖章」。

戈氏的民主化措施，就是要將這個「主權機構」真正的「還政於民」、賦予實權，讓「經濟的新形勢」可以由這個「真正代表人民所操作的國家機器」來管理。從而擺脫國家一直面對的極權和腐敗的限制。

當然囉，按戈氏和蘇共的如意算盤，就是蘇聯其實只有一個有效的執政黨，只要共產黨能「秉持共產主義的民主精神」進行真正的民主選舉，其結果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天堂」。可以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想得美。

先從結果講起吧。假如戈氏的理論為真，則選舉結果應該和黨內民主差不多吧? 可惜事與願違：民主選舉的《蘇維埃》競爭激烈，共黨設定的代表大規模落選，而新選出來的國民代表，老實不客氣地開始否決由黨領導開出來的立法和政策條文，開始實行真正的「民主監督」。而在這個骨節眼：先前1987年由於改革立場過份激進而被排斥於黨外的莫斯科市委書記葉利欽，竟然在1989年莫斯科選區以接近90% 得票當選人民代表，正式重返權力核心。

到底出了什麼事?

戈氏的1988年民主化設計是這樣的，就是將《最高蘇維埃》一拆為二，有點像「兩院制」。二千多名代表，分兩條隊伍選出。一條是人民分區直選、另一條是「按功能組別選舉」。而當選的代表進行互選產生「常委」以執政。基本上有點像英國議會選舉了，誰人掌握了國會，就能產生內閣!

這個設計，是假設了共產黨是唯一有組織能力的政黨，而功能組別選舉又保證了議會之內有分權和制衡，照計出不了亂子。於是共產黨就「很傻很天真」地，通過議會民主化，革了自己的命。情況和波蘭一樣，一旦有了共產黨以外的選擇，人民幾乎是毫不猶疑地跳船。

而最令蘇共大失預算的，也是歷史最大的笑話，就是他們一直以來都視為不可能跳船的人：共產黨員，原來正正就是跳船的主力。葉利欽本人就是最佳代表。

其實有一點馬後砲的統計可以重組這個非常搞笑的過程的，這一點和法國大革命很似也很不似。

民主化的過程處理得不好，要了波旁皇朝的命，貴族被砍頭清算。但在蘇聯解體之後，「繼承」了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大權的，絕大部份都是「原本的共產黨員」! 他們並沒有被砍頭清算，只是不再以共產黨的身份掌權，而是像葉利欽一樣，「洗心革面」做了資本主義的忠實信徒而已。而既然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國家代表」，那又用管他媽的是否共產黨!

由此而可以看到：黨內民主的意義不大，因此黨員真心投入改革的不多。但實權最終在國家憲政機構《蘇維埃》的手上，因此對着這個真正的寶貝不和你拼命爭取才怪。

而「和平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這班脫下黨袍變人民的代表，一致同意剷除了憲制之內極權的約制和共黨復辟的可能，老實不客氣地完成了「民主過渡」、將國家主權重新置回給人民代表所產生的國民議會而不再是蘇維埃，所「假加盟」的共和國逐一從「蘇聯」Soviet Union 解體出去，以「邦聯」的形式，由下而上地，協議組建《獨立國家聯合體》CIS  -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假如蘇共認真地留意先前一直流行的「地下笑話」，應該發現真相一真都在瞪着自己，只是不肯或者不能承認而已。除了先前提到的「理想是做孤兒」之外，另一則笑話是「我是共產黨員，不過我不是共產主義」。

夠絕了吧。其實平情而論，又有何奇怪之理? 在蘇共一黨專政的時候，任何一個人有點本事、又想撈點油水的話，莫不以成為共產黨員為「人生第一志願」。因為有了特權，其餘的生活問題一切好辦。因此在數十年的「和平演變」過程中，根本就是革命黨早已絕了種。共產黨的骨幹和精英，差不多都只是「專業人士」而已。而專業人士的特色就是「非常務實、很會打算」。

1987年打後的情況是，盲的都看得見共產主義這條船有點像慢鏡頭的「鐵達尼」，如果一切不變或者走回頭路，誰心甘情願去陪葬? 戈爾巴喬夫和一眾黨內高層都是知道的，否則不會拼死去搞改革嘛。

不過假如按照戈氏的計劃，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真正向人民問責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那麼本來就已經到手的經濟和政治特權又怎麼辦了?

於是第三條路就變成好像偵探小說一樣的情節了：情理之內，但是最意料之外。共黨精英一夜之間跳船成為資本主義精英，新的蘇維埃不單止沒有倒了戈爾巴喬夫的台，更加一致贊成戈爾巴喬夫的「五百日計劃」並且策動在1990年底全速推進。從前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是跑步進入資本主義，將國有資產向「人民」派發，盡快完成經濟改革。

而很簡單地，人民所獲得的「國有企業認股權」，也和他們的「民主選票」一樣，按照資本主義最簡單的運作方式：巧取豪奪，完全「轉帳」到原本的共黨精英手上。而共黨精英，則自我蛻變，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中流砥柱。

這個「轉帳」的過程，前後不需要幾個月，這場改變世界命運的「蘇聯解體」就是這樣在1990年完成的。

而戈爾巴喬夫就這樣傻頭傻腦地，被全世界捧了上天，1990年更拿了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他推行的改革被「國民代表」超額照單全收、還要加速推行，有點哭笑不得。因為他所設計的所有東西都實現了，除了一樣：就是在整個歷史過程之中，通過「實踐來作最科學驗證」的結果，有一樣東西是多餘的，那就是「蘇共」。

民主+蘇共=民主。這個方程式……是否有點「國王的新衣」?  蘇共的份量太過明顯了吧。

只能說一句：現實比小說更離奇。而又只能慨嘆一句，歷史何其驚人地重複。

要是蘇聯的解體是一場「和平演變」，為何後來會發生那麼多的動亂和內鬥呢?  其實正和法國大革命一樣，蘇共強硬派和法國皇帝都可能有點「下不了氣」，不肯坦然接受這場和平的「立憲運動」，於是同樣是策動了軍隊奪權。

紅軍的坦克車在1991年8月19日，粗暴地開進了莫斯科街頭。既然人民清楚看到了共產黨其實只剩下最後一招，不反抗就要面對屠殺和清算，各位又以為人民的選擇會是怎樣?

歷史沒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