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區還是租界？

先前寫了一篇有關橫琴商事登記改革的文章，有關「資本主義租界」的話題竟又鬧到上海的自由貿易區那邊去了。不過在大家還是忙着想辦法如何賺錢的同時，對於做學術和政治研究的一批人，請緊記不要讓經濟議題牽着鼻子走，因為當中的政治內容，比起金銀珠寶還不知要「搶眼」多少萬倍。

話說自從上海緊隨着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的進一步開放，拋出了更為振奮人心的「金融改革」口號，大搞自由貿易區，並且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匆匆上馬。至於是否真的能達到「人民幣自由兌換」這種程度，大家還得拭目以待。

但要是有心留意我的寫作，在方向上其實並不朝着經濟角度看，而是朝着政治角度看。尤其是有關「政府功能改變」這一條重要項目。

上次在文章中也提出了，中國政府對於「新特區」的立場，差不多是有點像以前的皇帝下「罪己詔」一般，明確承認了：政府必須退出市場干預。

要是還不夠狠，大家可以看清楚，到底在「非經濟領域」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中文大學被質疑在深圳建設新校園，是和共產黨深度合作。校長沈袓堯親自澄清：中大設立深圳校園，其中一條和中國政府談判的條件，就是「校園不設黨委」。而中國政府早已同意；中大是根據這項承諾才開辦新校園的。有關詳情。

我作為中大校友會的成員，有幸早在前年校長交代新校園建設時經已得悉。

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設立新校園，比起以上的「深圳承諾」更新一大步。因為澳門大學的橫琴校園，不止是向珠海政府「租用」這麼簡單，而土地租用的條件，是根據人大常委通過的決議：授權澳門特區政府管轄橫琴澳門大學新校區。換言之，在澳門大學的橫琴校園，不單止沒有了中共黨委，甚至連中國法律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澳門法律。

而這一點，我在上月到澳門送別澳大舊校園的時候，由校方人員親自證實情況。據說早前有小偷潛入新校園，被捕之後，是直接送交澳門警方處理，而不是送返給珠海警方。

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得出，中國的改革開放，重點其實早已不止在經濟方面，也很難說是否已在政治方面，但肯定是非常踏實地在着眼在「社會」方面。所謂「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其實也只是整體社會制度的其中一個範疇而已。

國內也有說得難聽的，指這是「割讓租界、治外法權」之類。但想深一層，應該有比這個標籤更為要緊的考慮因素，否則身為黨國領導人的一眾「大佬」也又無必要拿自已的貞節牌坊和政治前途來開玩笑唄。

而這個開不得的玩笑，似乎也又真的很荒謬，在一個大家也意想不到的冷門地方冒了出來。大家如果花一點心思，細看國內各種報導對關於擴大特區的影響、尤其是城鄉以下一級的報告，會看到重複出現了一個小註腳：

改革措施使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削弱，尤其是「計劃生育」的措施。

大家沒有看錯呀，地方政府對中央這種「租界」安排的意見，竟然是重複的抱怨着「影響計劃生育政策」。

不過大家如果以為那是為了什麼宏大的人口控制原則，那可又大錯特錯了。在這裡可以和大家說明一下，到底這個「計劃生育」的事，對地方政府的影響有多大。

且看看《信報》2013年9月6日，《中國投資》版，《神州財富論》，由郭澄撰寫的專欄：超生罰款油水豐，一孩政策勢難改。

文章原本是寫有關兒童用品相關的股票分析。之不過又是那一句：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內地政策對兒童用品股票的影響如何是一回事，背後的政策對社會影響，那才真精彩。

其中提到一個數據，叫「社會撫養費」，這個名字改得太正氣，很難和它的「本尊」相比較，它的真實名字叫做「超生罰款」。作者對它的分析如下：

全國各地的收費沒有統一標準。可徵收當地人均收入的3 到9倍不等。若有熟人求情，罰款更可以減半或免收。到於收取的金額到底有何用途，亦從沒公佈。今年7月，浙江律師吳有水，要求31個省份公開罰款的收支數據，願意回應的17個省份去年合計收取了165億元人民幣；其中徵收最多的江西，收取了33.86億元。

近期14位女律師又再向計生、財政、審計部門申請，要求將仍未公開回應的省份資訊公開，傳媒其後才揭發，原來超生罰款向來只由地方政府收取並自行使用，中央從未過問。不少地方的超生罰款，約九成以上甚至全部，都會「返還」給當地縣政府，用於縣鄉兩級的辦公經費、人員經費、以及獎金等等。

以上是依書直說，搬字過紙，如有雷同，實屬不幸。因為這只是換湯不換藥的一個東西，古時候叫它做「人頭稅」，亦即康熙皇帝所指明「盛世人丁，永不加賦」的「丁賦」。而居然共產黨又革了康熙皇帝的命，通過「超生罰款」來重新推行「丁賦」。而且手法很科學：肯交錢的，文明進步大公無私的共產黨就「恩准」你生個孩子。不肯交錢的，文明進步大公無私的共產黨就強拉你入流產所，不論胎兒有多大，都一律要打掉。就看那個敢不交錢！

明白了以上的一個「題外話」，相信各位對於黨中央下的「罪己詔」又多了幾份了解。就是一旦共產黨要退出社會干預，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就是最細小的地方政府單位。相信這個正正就是中央文件所指：權力與利益格局的問題。而事實上，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干擾最大的，正正就是這種芝麻綠豆的小官吏。而之前在同一篇文章，都提到了另外一則故事，是有關「送瘟神」的。當中的主角是「工商局」。

很明顯，工商局和計生辦一樣，都是同一類的「瘟神」。而如果中央的想法是，要將這種防礙社會發展的因素都從經濟發展區裡面隔離出去，而更加在一呼百應的情況下誇下海口，要將「上海自由貿易區」那種模式向全國擴散開去。那麼在下一步，肯定要面對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全國的「新社區」政治安排到底應該是什麼模樣？還是採取「橫琴模式」，可以由人大常委「授權」使用「不是中國大陸」的那一套？

在大中華地區目前能用的，總共有三套，一個是澳門、一套是香港、一套是台灣。這場好戲，看來才還剛剛開始。

到底中國政府在進行什麼社會實驗？

國家正在非常認真地進行「政府功能改革」。而改革不再是線性思維的從上而下或是從下而上考慮，而是「同步的互相適應」。

這個「互相適應」，籠統的叫「法治」，或者「黨政分家」；準確的一點，叫「三權分立」。不管國家的執政黨喜歡還是不喜歡，也不管這是否「普世價值」，事實就是擺在眼前，不搞這一套，其他的小吵小鬧，搞了也是白搞。

對於中國能否成功過渡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仍有待結果，但這場實驗的確在很認真地進行當中。這個可不是泛泛地講政治口號什麼的，還要看看腳踏實地那一套。至於本港的政治焦點只集中在本土議題，有點兒本末倒置了。

其實要是中國不民主，香港是想炸了腦袋也想不出一個民主的活路來。香港可以如何影響國家變得更民主，這個才是重點嘛。至於是否能通過香港本土的民主化來達致國家的民主化，看來有點遙遠。雖然在原則上不得不如此，而國家也似乎心知肚明，大家有點在「鬥快」，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互相適應」問題，倒又沒有多少人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讓我從這個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最新情況：橫琴特區的試驗檢討。

到底有多少個香港人關心澳門那邊的情況？ 要是有留意的話，到底從國家的官腔當中，又聽出了多少玄機？

2009年，國家在橫琴特區推行一個很有趣的措施：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商事登記管理辦法。

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國商業登記的技術問題而已，因為在抬頭的引言是這樣寫：

借鑒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商事登記方面的成熟經驗，通過簡化登記手續，廢止不必要的登記，改變不合理的登記，強化登記公示，回應社會對於商事登記服務的需求。

但請細看背後的宗旨是這樣寫：

統一商事登記制度降低甚至消除了企業在設立、年檢過程中的登記成本，降低了企業獲取交易資訊的成本，避免了政府監管的無效與浪費，而在保障各類商事主體登記的地位平等、規則公平、標準統一等方面亦進行探索，用「服務本位」代替「監管本位」，重新定義了工商登記制度的宗旨，以觀念更新促進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通過制度改革，弱化政府干預，培養市場誠信，發展市場自律和自治，實行「寬進」的登記制度體系和「嚴管」的監管制度體系，打破了與市場機制不相適應的部門權力利益格局，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深化，代表著服務型政府的改革方向，豐富了服務型政府的內涵。

要是還未發出嘩嘩聲，請注意當中的重點：

·      避免了政府監管的無效與浪費

·      保障各類「商事主體」的地位平等、規則公平、標準統一

·      政府功能從「監管本位」變為「服務本位」

·      通過制度改革，重新定義、弱化政府干預

·      發展市場自律和自治

·      打破與市場不相適應的部門權力利益格局

假如將以上的概念套用到「政治改革」又會如何？ 有沒有留意：政府公告講的不是「企業法人」而是「商事主體」， 那是在講人，不是講「企業」！

還不嘩嘩聲？ 是政府的「權力利益格局改變」，更還不止，那是在講人權概念。只是很巧妙的運用語言偽術，不講政治和人權改革，只講「商事」和「市場」改革。當中的改革原因，簡直和以前的皇帝下「罪己詔」差不多了，擺明指出：

政府監管的無效與浪費、社會不公平、部門權力利益與社會不相適應。而所需要改變的，是「社會為主」確認其自律與自治的事實，而政府是服務者，政府應該退出干預社會。

到底這場改革的後果如何，很難在一年就能斷定。但其實內地的其他地方，經已急不及待地想「抄襲」，而且也又和香港的競跑一樣，是越快越好：

·      2010年國家批准深圳成立「前海合作區」以「市場化、與國際接軌」為主旨，試圖開放金融規管，並以香港的「一國兩制」框架為接軌對象。

·      2012年12月，國家工商總局同意將橫琴模式的試點擴大至比鄰的順德市，以港澳橫琴為接軌對象。

·      2013年上海成立「自由貿易區」，主旨是「實現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接軌對象是「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

·      2013年9月：廣東省準備上報「粵港澳自由貿易區」，以香港作為金融樞紐為前題，擴大前海合作區的範圍，確定「區域性自由貿易區」；而其實是利用香港作為國際接軌的平台， 不用提出國際化而已。

表面上，各個地區的開放模式都似乎只是衝着「經濟」前題而來，但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以上種種表徵，都是「經濟主題」無疑，不過骨子裡都是同一個概念：就是政府功能到底與社會可以如何「互相適應」，而不再是社會主義那一套「烏托邦式社會設計」。而且全部的重點都是「向外接軌」而不是「以我為主」。

看政治不能只看口號，口裡講什麼是一回事，身體在做什麼那才重要嘛。

因此在考慮中國是否也在摸索民主化的問題，也可以用相同的角度去理解，不搞民主化是死路一條，正如老鄧當年所講，不搞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異曲同功、遙相呼應。之不過，到底民主要如何搞？看來還是和改革一樣，是希望「有秩序地搞」而不是從下而上地革命地搞，也不可能像前蘇聯一樣，從上而下地胡亂地搞。

看來這個摸索，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要是對國內的「監管模式」還是不夠了解而未能明白以上的概念，可以參考一下其他人的評論，也又省得我在自說自話。

2013年9月6日，《信報》《夾心人》專欄，由卓文著的文章《送瘟神》，他是這樣寫的：

工商局，全名是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負責各類經營活動的企業登記和註冊．．．。除此之外，工商局有執法權利．．．。最竅妙的是執法權是行政、而非刑事執法。簡單來說，行政機構負責調查、審案和判決罰款。對內地中小企及外企來說，工商局是個「不受歡迎的機構」。據聞部門內有年度指標，每年要呈交一定數量罰款，員工亦按照罰款額拿到一定的奬金。因此他們便按時出動，到企業「檢查」。最近內地反貪風暴，更是最佳黃金機會。根據筆者經驗，他們普遍的做法，就是上門突擊檢查，查看帳簿。有理無理，隨便找一些項目，就說公司違法。

由於這只是行政執法，公司罰款後也不會有什麼「後遺症」，罰金只是介乎5萬到20萬元人民幣，這個不算多的數字，很多企業都是接受算數。因為找律師商議，最低消費起碼數萬元。若是不服初步裁判，工商局便要「擴大調查」，這樣不但影響業務，傳到市場公司形象受損，更是得不償失。而最重要的是：大陸法治不彰，很難判斷後果。

這些做法，明顯和「社團」上門收紅包沒甚大分別。企業雖然明知不對，但權衡「利害」，付了款就像送了瘟神。

這是原封不動的照抄，如有雷同，實屬不幸。

一個政府機關，比喻為「社團收紅包」，可謂一針見血之至。而形成這種「陃習」的原因，又只是因為「制度」問題：所謂「法治不彰」，是因為政府機關是「立法、行政、司法」一手包辦。對於大型國企、跨國企業、後台夠硬的種種「特權階級」，算是有點「刑不上大夫」的氣味，因此卓文的說話，倒是指明是「中小企及外企」云云。

這就擺明是「標準不一」，基本上是恃強凌弱、欺善怕惡。老百姓看在眼裡，心裡會想什麼？又會學習一個怎樣的「文化」出來？ 而地方政府和各級「權力一把抓」的各級機構有本事「無限自肥」，中央又能管得到那裡去？

因此國家要改革、民生要改善、經濟要提升，有這種政府功能傳統力量在當攔路虎，又可以怎樣？

到底這種各級地方政府的「自貿熱」會發展成一個怎樣的情況，還得拭目以待；要是改革的方向是加大政府「收紅包」的能力，那當然是天大不幸；而如果是真正落實政府退出社會干預，讓社會自由發展，那就是普天同慶。不過對於「互相適應」的「法治、廉政」倒好像仍是只聞樓梯響，這就有點令人提心吊膽了。

不過對於社會制度與功能的不得不及早改革，這點也又是全中國的老百姓也豪無異議的事，看來還是不得硬闖這一關了吧。

加泰羅尼亞公投

話說先前寫過幾篇有關民族自決以及聯合國對有關情況的決定，麻煩從此而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看來還是早點自己開始寫歐洲的地緣政治，自己開個局來讓大家跟進，免得被動地跟進處理火頭。

早年到歐洲讀書的時候正正就是去學習歐盟的先進經驗，而郝鐵川教授在早前的文章正好提及民族自決的問題，於是順手寫了幾篇文章也來插上兩咀。後來郝鐵川教授也又不再在同一個話題上拖拉，而我也說了，共同向前看，要是可以替香港找個出路就最好，解決不了也是學術討論，不必拘泥什麼對與錯。學術固之然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而政治更加是一件很實際的事，只有行得通還是行不通，也沒有所謂對與錯。

後來反而是讀者看得急了，等得不耐煩，自己爆了一篇文章出來，謂要追殺郝鐵川的自決論。要命！要是有看過我的跟進文章，應該可以看到我和郝教授的主要分歧只是在於學術重點，不是政治立場。那就是郝教授認為一個國家之內，不能由局部地區的人民進行自決公投，而我並不同意。當中涉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獨立公投」以及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詞解讀。另外一件就是一個國家只是部份地區被殖民侵佔的話，只有「還完」的可能而同樣不適用公投自決；這點我也是反對的，涉及的個案是「直布羅陀」，以及英國和西班牙對直布羅陀的主權爭議。

假如個案還未夠多，也又剛好有一個案件在進行中，那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尋求脫離西班牙而要求進行公投。

讀者援引我和和郝教授的文章，自己搶先寫了一篇，題為《香港加入中華民國的理據》。其中主要是引述郝教授所指的局部地區不能公投。而台灣的國民政府也是祖國，並且早已七次修憲，也可以修憲容納香港。當中明顯涉及一個海峽兩邊都暫時處理不了的大問題，就是「一個中國」的問題。因為北京方面雖然成功取代國民政府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更在國際上成功孤立台灣，不過台灣依然存在，而且並無任何投降歸順的意思。而更要命的，正正就是那種不停修憲的舉動，對於「中國」這一重身份，看來是愈行愈遠了；尤其在於台灣結束「訓政」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廢掉所謂「萬年國會」這一舉動 （亦即在台灣的民國政府國民大會之上，仍有逃難而來的各省代表，但又並不能依憲進行重選）。其後更加進行「廢省」（廢除台灣的省政府），重新劃定國民政府的實際管治領域，亦即所謂「台彭金馬」，並稱之為「自由中國」。至此「中華民國」實際上就只是一個台灣，而再沒有半點中國大陸的遺留。這兩個動作的重大意義在於：中華民國政府其實不再是中國的政府，這是以退為進，將台灣從「政治中國」的版圖劃了出去，第二是台灣不再是一個「省」。不是一個中國的省這又是什麼意思？盲的也看得出，這就是實際宣佈獨立嘛。

講真的，要是台灣早已不認自已是中國的一部份，那麼所謂香港可以向台灣尋求劃為「自由中國」的一部份，恐怕也是一廂情願而已。因此那篇文章，不能當成認真。但對於台灣的立場和取向，的確有一定的反思作用。

回想當年，鄧小平為了要回收台灣，的確做了不少功夫。尤其在於可以保持「民選政府以及保留軍隊」這兩點，簡直有點聯邦的氣味了。1983年7月，老鄧是這樣講的：

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到底這張一國兩制支票台灣是要否會接受？

回頭看看香港這邊的情況，要是如梁振英一直所願，北京最後都有藉口可以出動解放軍來中環清場的話，就算不是重演八九六四的血洗天安門水平，台灣那邊看來也不會再相信什麼高度自治的口號了。因為鄧小平只講過不派行政人員駐台，但沒有講過不派梁振英之類的「愛國」份子駐台嘛！ 要是香港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北京居然連「公投抗爭」這種「台灣例牌菜」也受不了，還講什麼一國兩制？ 而其實世界上又那會有一種軍隊是會對外不構成「威脅」的呢喂？ 到時還不一樣是可以釋法釋掉你的軍權唄。

言歸正傳，對於學術上來講，一個國家的部份地區，是否有權進行民族自決的公投？ 魁北克和直布羅陀的個案都夠消化的了。

要是還不夠喉，看看加泰羅尼亞吧。

伊比利亞半島在羅馬垮台之後，經過幾個世紀的變化，最終在公元750年左右完全落入回教世界的手裡，從直布羅陀入侵的摩爾人最後以比利牛斯山為歐洲分界，而西班牙今日的版圖，才在那個時候形成。再又經過幾個世紀的變化，伊比利亞半島的天主教政權從1212年開始反抗伊斯蘭統治，直到1492年將摩爾人逐出半島；到了那個時候，才有所謂「西班牙」的版圖出現。而在這種由分裂到統一的過程中，各地的分歧異化情況，也又很明顯是自然形成的。

加泰羅尼亞地區本來是一個獨立國家，名為亞拉貢王國（Corona d' Aragon); 原本與西班牙的統一相對文明，是在1462年由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大王國婚姻所建立，卡斯蒂利亞 (Castilla) 的女王與亞拉貢王子成親，聯合組成西班牙王國。但好景不常，經過了幾百年的聯手建國，兩國最後反目成仇，並在1714年亞拉貢被卡斯蒂利亞王國的軍隊打敗，收歸為一個省並且實施鐵腕統治，廢除加泰羅尼亞文字。

而所謂本來獨立也又很難講是真還是假，因為伊比利亞半島應該最早是在羅馬帝國時期才有所謂統一出現，而且一直都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當然，這個也是有異議存在的，因為羅馬帝國其中一場主要的生死存亡戰爭《迦太基戰爭》，帶着「鐵甲大象」起兵攻打義大利本土的「漢尼拔」部隊，其基地正正就是今日的加泰羅尼亞。因此加泰羅尼亞人自古已有一種自成一國的文化思想，早於羅馬人建省之前，已認同於另一個地中海文明古國迦太基。

至於是否真的達到「語言文化自成一糸」的分裂程度？ 這點應該又是理想比現實更為明顯了。也又是適逢其會，我在法國讀書的時候，正巧西班牙的塞維爾市成功奪得到1992年的國際博覽會主辦權。負責成功申辦的公關顧問到我學校授課，其中一堂就是講到西班牙內部的語言文化分歧。當時為了要兼容北方和南方的文字，在不少官方刊物當中，都是以雙語平行編寫；而對於不能平行出現的一些重要標語，則採用「符號」來取代個別有分歧的字母，變成既不是西班牙亦不是加泰羅尼牙的文字。

真正有分歧的，是在文化和生活價值方面，因為北部較接近法國和德國，而南部則更像意大利。我班也正好有兩個西班牙同學，一個北部來的工程師，讀書很認真，溫文有禮、金髮碧眼高個子，迷倒不少法國女同學；另一位是南部來的戰鬥機師，亂七八糟不修邊幅，更加口沒摭攔、嗜酒成性，但其野性難馴，也又有他自已的粉絲，而最教人意外的，在法國奪得美人歸的，是戰鬥機師!

那麼，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獨立運動情況又如何呢？

在經歴過拿破倫戰爭之後，歐洲逐步摒棄「舊制度」，各地的民主自治運動興起、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羅尼亞地區更加日漸加速工業化、全力擁抱新經濟形勢。經過近一百年的爭取，終於在20世紀初，加泰羅尼亞成功和平重建自治政府，有點恢復當年「聯婚時期」的景氣。可惜又是好景不常，1939年西班亞獨裁者佛朗哥在納粹德國的支持下，成功武力奪權，又一次鎮壓各地的異見份子。加泰羅尼亞再一次被暴力整頓、文化清洗。又試問加泰羅尼亞人又可以如何歸心？而在1979年，佛朗哥過身之後，西班牙重新由國王實施憲政，加泰羅尼亞才又重新組建自治政府。不過對於西班牙過去幾百年的野蠻干預，相信加泰羅尼亞人是真正歸心的話，那倒是沒有太多人會相信。又怪得了誰？ 而以此觀之，直布羅陀的對西班牙反感、不肯「回歸」，也又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這些也又是外人很難了解的，更何況是在地球另一邊的盲目愛國人士。

今年2013年9月3日，正正就是1714年那個「戰敗日」紀念。當地人民乘機號召遊行。據報有160萬人參加，共同組成長400公里長的人鏈，將加泰羅尼亞從西班地圖上分割出來。其目標再也明顯不過，就是西班牙連自己都搞到一團糟，還有什麼藉口可以繼續干預加泰羅尼亞的人民？

早前在 2006年，其實加泰羅尼亞也進行過公投，不過那一次的性質不同，不是尋求獨立，而是增加自治的內容，包括：更高的財政賦稅自主權、由當地自治政府任命官員的獨立司法體系，掌握當地鐵路、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的主控權、以及發給外籍勞工工作許可權。另外，居住在加泰隆尼亞地區的人也將被要求學習當地方言。結果超過73﹪票數贊成通過去。而2006年的加泰羅尼亞公投，是得到西班亞國會以及加泰羅尼亞議會同意的。

其實要是認真留意伊比利亞半島歴史的話，不難發現，現時的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不是個別的偶然事件，也不單是經濟權利的爭拗。2006年的公投，其內容甚至可以說是和香港的一國兩制差不多了。因此同一個國家之內，由局部地區人民進行公投而達致創制和改變這一點，大家可以看看和魁北克的情況又是否吻合？

半島上的另一個國家葡萄牙，建國背景和西班牙一模一樣，都是反殖抗爭、從摩爾人手上奪取回來。而又和加泰羅尼亞一樣，都是通過王國之間的婚姻而和西班亞在1580年結合在一起。但其後又是由於牙班亞的逐步干預而反目成仇，也又是拿破倫戰爭之後開展民主運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1640年脫離西班牙之後，西班牙再也沒有本領用武力侵佔成功。在1762年5月，西班牙真的「捲土重來」在法國的支援下，揮軍入侵葡萄牙企圖「恢復行使主權」；不過這次葡萄牙得到英國的支援。戰事膠着了兩年之後，西班牙人「知難而退」。因而葡萄牙得以一直保持獨立的地位。以一個只有大約一千萬人口的細小國家來說，實在是得來不易。但講到要防範西班牙的「和平統一」主張，葡萄牙人心裡明白：敬而遠之。而且有心理準備， 要打的話，避免不了的話，還是得要打的。

因此假如我們都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維方式：堅持「曾經並且長期」是西班亞領土一部份的地方就不能尋求民族自決，那麼世界上將會繼續有很多打不完的戰爭。

不過這場爭拗有個很有趣的故事可以援引：

金庸筆下的《鹿鼎記》寫過這個：話說韋小寶在雅克薩城和羅剎國的大使談判中俄兩國的界址問題。羅剎人堅稱，由於曾經佔領過雅克薩城，因此該地區要歸他們管轄。韋小寶當然讀得書少，西瓜大的字也認不出多少個，什麼國際法，他當然知個屁啦。之不過同場的索額圖倒有讀過書，也知道有成吉思汗的事，於是乎不忙不急，只反問一句：那麼成吉思汗佔領過你們的莫斯科，可以還給我了吧？

看來，魁北克公投的餘波，還會擾攘好一段時間，對於民族自決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看來也不是聯合國通過幾份文件就能讓人類整體即時文明起來。

時代的烙印

半夜三更，在銅鑼灣「一番居酒屋」等食宵夜的時間，想到一些頗為哲學的問題：每一個人都無可避免地帶着一個「時代的烙印」。但到底這是一種經驗的增長，還是對思維的局限？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觸呢？原本的反應沒有這麼大，但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同一個現象，而且受害人都是自已尊敬的學術前輩，那就不能不牢騷一下。

話說去年，看到一篇很奇怪的文章， 不能不回應一下。當時寫文章的是鄭赤琰教授，在2012年8月9日在信報刊的，提及國民教育，用《最後的一課》為例子，說「教人敵愾同仇」是很正當的。而我亦在當日出文章，說明這種「仇恨式的愛國教育在歐洲早就被摒棄」，代之而行的，是符合歐洲一體化的和平教育。

其實當時就已經察覺得到，有一些「時代烙印」是會跟人一輩子的，想改也改不了, 此即一例。如果仍未夠明顯，可以再看看，丘成桐教授2013年6月13日所講：

除非政府已腐朽到不堪，壓逼人民，如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出賣民族，否則市民不應以身試法聲討政府．．．但到今時今日，香港市民如何評價？香港政府都未去到獨裁、希特拉或蘇聯時代。

為什麼對一個民主政府的訴求要去到袁世凱的賣國程度才能提出呢？ 又或者對一個政府的施政批評，一定要又去到希特拉式的種族滅絕程度才能提出呢？ 很明顯，丘教授的「忍受能力」比起香港一般的人特別強，除非到了受到暴力血洗的種族滅絕情況才會「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再看看最近8月23日，又是鄭赤琰教授和林行止先生的筆戰，可以看得到鄭教授所引述的歴史經驗為：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威權政府建立的歷史，兩國為了堅持政治安定的環境條件，分別利用緊急命令限制人權，獅城為了杜絕學潮，更成立鎮暴隊．．． 維持安定肯定是任何社會的沉默大多數人的最高政治原則，除非革命能重建長治久安的可能，革命才有其正義性，否則沉默多數不可能支持革命。

再看看鄭教授的生平，以上的觀點基本上也又與「時代」相關連：祖藉廣東，1936年二次大戰期間在馬來西亞出生， 馬來西亞獨立運動期間到新加坡南洋大學讀政治，1963年新加坡獨立前兩年畢業，1971年取得加拿大碩士，其後1975年越戰結束時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1977年在中大開始任教，正值香港中文運動高潮的火紅年代。因此很順理成章地，鄭教授會拿「最後的一課」來講道理，又會擔心香港會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極權」後塵，真是簡單非常。而鄭教授亦早已從中大榮休，與新生代有二十年的鴻溝。

香港年青一輩，尤其是在1989年以後才出生的那一批，現時正是盛年，基本上「連不上線」又有何出奇。而謂鄭教授之為受害人，是在香港現時的環境下發表他的個人意見，只會換來一片罵聲，他的學術水平，也抵銷不了與社會訴求相抵觸的損耗。

至於戴耀廷教授等學者，在香港出生長大，1986年港大法律學士，其後隨師兄李柱銘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現時仍在大學教書，和年青一輩接軌較易。其所以較有影響力亦由此而來。由此而觀之，老一輩的學者與新一輩的學者要是因此而吵起來的話，很難指是誰比誰有道理，皆因大家都似乎活在不同的時空裡。

當然，戴耀廷教授也同樣有他的時代烙印改變不了。尤其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因此亦不難發現，他提出「佔中」口號之後，很快作出了重大修訂，重點強調是「愛與和平」，以相對於「仇恨與暴力」。以求盡量避免演變成天安門式的流血場面。

不過在香港九十後的眼中，由於過去主流媒體對六四的持續自我檢查和清洗，他們根本對天安門所知有限，因而可算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於是才又有學民思潮義無反顧的拼死反國教。看來是建制派自作自受了：愚人教育的後果就是製造了一班對屠城完全沒有恐懼的青少年。

假如幫港出聲要和戴耀廷對着幹，照道理不難，因為鄭教授教了那麼多年政治，總會有些政見可以分享。就提個2017方案出來嘛。

可惜到目前為止，「反佔中」的所有人，都好像完全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可以提出，都好像只有為反對而反對的噪音。奈何。

行政主導的不同理解和後果

這個題目在回歸之前就已經一直在爭論，而當中的理解分歧足以左右香港的政治大局，不能只是望文生義就算。

對於不是由港英文官系統出身的外人來講，只能望文生義地解讀出一個 「唯心兼人治」的結論，並且非常切合中國的國情，就是「行政長官說了算」，此謂之「君臨天下」式的行政主導。看來中國人果真有點反祖現象，在一百年前的年國民革命推翻帝制之後，腦袋後面原來還是拖着那條奴才專用的小辮子。

大家如有時間好好涉獵一下其他名家的說明，相信會比較客觀理解當中的真正意思。例如2013年9月5日，信報林行止專欄 《非關政權惹禍事，事緣管治出蹺蹊》。看看在沒有民選政府的情況下，到底行政決策應該如何形成。

林行止是這樣說明的：

．．．過往是由不同政府部門分頭蒐集、整理、然後經專業部門小心因應、進而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見，然後才上呈政策科撰寫利弊兼俱、利害紛陳的政策報告；最後經由行政、立法、二個議會的諮詢和辯論，才有定奪、才出定案。

在沒有民選政府的情況下，由「行政機構主導政策形成」這個方法來替代公民社會的正常民主決策程序，當然只能是唯一辦法。而由於英國佬的管治水平高，於是乎長久以來， 香港人就習慣性地接受了這一種管治方式。這點也反映在很多相適應的憲制安排之中，例如劉兆佳在《香港21世紀藍圖》裡也提到了 （第一章，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設想與現實 p.4），在繼承英國的管治方面，基本也反映了「行政長官所享有崇高的憲制地位,是行政主導政體的基石」。

這種管治方式當然有流弊。例如養成殖民地精英官僚的「精英心態」， 由一班專業官僚替代了社會的民意代表來創制施政的政策，日積月累而變成精英自戀，繼而排斥民意、進而指為民粹云云。而對於不滿現狀的若干社會階層，看不見一個清楚透明的決策程序，於是很容易演變成積怨。而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亦由於經過層層篩選整理，亦有很大的風險變成「偏聽」；而對於種種「官商勾結」的涉嫌，港府亦很自然地要設立《廉政公署》來確保社會能夠保持大眾能夠相信的廉潔和公信力。香港的行政主導是什麼一回事，其實從這個角度看才算是比較全面。

至於林行止先生文中的其他評論，也又交由各位讀者自行閱讀。但對於如何創制一個與香港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民主政府，的確需要思量一下。而經過三屆特首的白老鼠實驗之後，市民與政府的互信經已低無可低，甚至於連廉政公署這一個重要的信心圖騰也受到嚴重的衝擊。但行政長官以及他的管治同盟亦繼續錯誤解讀行政主導，繼續向錯的反方向加大力度與市民「對着幹」，所謂「社會撕裂」就是如此而來。

如果套用以前港英的角度來看現在的情況，也又只能嘅嘆一句：英國人能，為什麼中國人不能？ 且看董朝第一件大事就是撤掉市政局，顛覆了一直行之有效的咨詢體制，以確保民情不能上達。這個逆天行事的舉措，足以具體說明事情可以往那個方向走。因此不是中國人不能，而只是某些中國人不能。

而情況再繼續發展下去，相信政府方面只會進一步陷入死角。因為在社會和民間，對於各種「民主」的論說，都可以完全無難度地取得一整套的理論以及個案和先例，用以支持自已的政治訴求。但在執政的一方，看來是連最起碼的行政主導概念也搞錯了，再加上「後台」本身也是處於政治虛無情況，換言之是手空空無一物，基本上是空手入白刃、赤膊鬥虎狼，前無去路、後無援兵。

到底香港什麼時候才有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政治理論出台、以及可以據此而形成一套管治制度，看來過去的十多年回歸時間，真是浪費光陰得太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