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烙印

半夜三更，在銅鑼灣「一番居酒屋」等食宵夜的時間，想到一些頗為哲學的問題：每一個人都無可避免地帶着一個「時代的烙印」。但到底這是一種經驗的增長，還是對思維的局限？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觸呢？原本的反應沒有這麼大，但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同一個現象，而且受害人都是自已尊敬的學術前輩，那就不能不牢騷一下。

話說去年，看到一篇很奇怪的文章， 不能不回應一下。當時寫文章的是鄭赤琰教授，在2012年8月9日在信報刊的，提及國民教育，用《最後的一課》為例子，說「教人敵愾同仇」是很正當的。而我亦在當日出文章，說明這種「仇恨式的愛國教育在歐洲早就被摒棄」，代之而行的，是符合歐洲一體化的和平教育。

其實當時就已經察覺得到，有一些「時代烙印」是會跟人一輩子的，想改也改不了, 此即一例。如果仍未夠明顯，可以再看看，丘成桐教授2013年6月13日所講：

除非政府已腐朽到不堪，壓逼人民，如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出賣民族，否則市民不應以身試法聲討政府．．．但到今時今日，香港市民如何評價？香港政府都未去到獨裁、希特拉或蘇聯時代。

為什麼對一個民主政府的訴求要去到袁世凱的賣國程度才能提出呢？ 又或者對一個政府的施政批評，一定要又去到希特拉式的種族滅絕程度才能提出呢？ 很明顯，丘教授的「忍受能力」比起香港一般的人特別強，除非到了受到暴力血洗的種族滅絕情況才會「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再看看最近8月23日，又是鄭赤琰教授和林行止先生的筆戰，可以看得到鄭教授所引述的歴史經驗為：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威權政府建立的歷史，兩國為了堅持政治安定的環境條件，分別利用緊急命令限制人權，獅城為了杜絕學潮，更成立鎮暴隊．．． 維持安定肯定是任何社會的沉默大多數人的最高政治原則，除非革命能重建長治久安的可能，革命才有其正義性，否則沉默多數不可能支持革命。

再看看鄭教授的生平，以上的觀點基本上也又與「時代」相關連：祖藉廣東，1936年二次大戰期間在馬來西亞出生， 馬來西亞獨立運動期間到新加坡南洋大學讀政治，1963年新加坡獨立前兩年畢業，1971年取得加拿大碩士，其後1975年越戰結束時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1977年在中大開始任教，正值香港中文運動高潮的火紅年代。因此很順理成章地，鄭教授會拿「最後的一課」來講道理，又會擔心香港會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極權」後塵，真是簡單非常。而鄭教授亦早已從中大榮休，與新生代有二十年的鴻溝。

香港年青一輩，尤其是在1989年以後才出生的那一批，現時正是盛年，基本上「連不上線」又有何出奇。而謂鄭教授之為受害人，是在香港現時的環境下發表他的個人意見，只會換來一片罵聲，他的學術水平，也抵銷不了與社會訴求相抵觸的損耗。

至於戴耀廷教授等學者，在香港出生長大，1986年港大法律學士，其後隨師兄李柱銘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現時仍在大學教書，和年青一輩接軌較易。其所以較有影響力亦由此而來。由此而觀之，老一輩的學者與新一輩的學者要是因此而吵起來的話，很難指是誰比誰有道理，皆因大家都似乎活在不同的時空裡。

當然，戴耀廷教授也同樣有他的時代烙印改變不了。尤其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因此亦不難發現，他提出「佔中」口號之後，很快作出了重大修訂，重點強調是「愛與和平」，以相對於「仇恨與暴力」。以求盡量避免演變成天安門式的流血場面。

不過在香港九十後的眼中，由於過去主流媒體對六四的持續自我檢查和清洗，他們根本對天安門所知有限，因而可算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於是才又有學民思潮義無反顧的拼死反國教。看來是建制派自作自受了：愚人教育的後果就是製造了一班對屠城完全沒有恐懼的青少年。

假如幫港出聲要和戴耀廷對着幹，照道理不難，因為鄭教授教了那麼多年政治，總會有些政見可以分享。就提個2017方案出來嘛。

可惜到目前為止，「反佔中」的所有人，都好像完全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可以提出，都好像只有為反對而反對的噪音。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