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到：香港是一個極大的「意識形態試驗」，而當中又以共產黨最關心的「經濟歸人民、政權歸共黨」這一條尤為「重中之重」。
這個其實不止是「香港」的實驗，而是「中國」甚至全世界共產黨的重要實驗。而同一時空之下，當年蘇共以至東歐共黨，其實全部都面對相同的問題。
未講「問題」之前，也許先解釋清楚問題從何而來。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自認是「唯物」主義的思想，本來就是以「非常科學」的角度去解釋世間事物的，尤其是政治。當中又以「底層結構」與「上層形式」的關係作為其「政治思想」的主要解釋工具。用平常人用的語言來比喻，那就是「經濟基礎」的關係決定了上層的「政治權力」結構。而上層的政治權力結構又會反過來強化底層的經濟關係。
之所以共產黨一開始就認為西方的「議會式民主」不是「真民主」就是這個原因。尤其是「資本家」是「事實上」把持着國家的經濟命脈，因此表面上看起來「議會」是由人民選出，但其實議員都只是棋子，背後都是由「資本家」扯線的。因而西方議會式民主只是資本家的「門口狗」，通過的法律以至委任管理政府的代表，都只是一面倒地對資本家有利、對無產階級有害。
因此才又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就是通過共產黨「真正代表人民」的進步力量，「獨享」政治的權力，並且由共產黨領導所有社會組織，才可以替人民把關，確保資本家不能重新「從下而上」地再次篡奪政權。
好了，知道了這個背景重點，對於蘇共改革以及香港基本法的出台前的情況應該可以有更準確的理解了。
自從波蘭的華里沙站出來開始搞《獨立團結工會》的一刻，全世界的共產黨都開始意識到一個「理論上的大問題」了，就是：假如共產黨是代表勞動人民的話，為什麼勞動人民會跑出來反抗?
雖然華里沙以及波蘭的獨立團結工會很快就被鎮壓，但當中所引起的反響對共產世界的震盪才剛剛開始。
中共方面，也同樣意識相同的問題。其實鄧小平的復出以及在1979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也是基於同樣、甚至是幾乎同時的「反省」。在華里沙被打壓之後，其實蘇共本身也開始在尋求出路，因此而又有戈爾巴喬夫80年代中開始的「政治改革」政策。
蘇共才算是真正要求科學論證的「唯物主義」，因為思想衝突的焦點是鎖定了「最上層的政治結構」；反觀中共是預先就認定了「理論空虛」，才會有鄧小平的「務實主義」；而「摸着石頭過河」是很好的口號，不止是務實安全這麼簡單，而是很形象化地說明了「思想空乏」才對。
1984年開展的「中英談判」在時間上與全世界的「後冷戰」潮流配合得天衣無縫。其實同一時間內，東歐也在進行相同的「談判」，不過談判的主角不是兩個對等的「國家」，而是同一國家之內的「共產/非共產」的對等勢力。
中共「務實主義」的選擇是「經濟開放、政治保守」，而東歐以至蘇共的選擇最後是「政治與經濟同時開放」。但在此之前，不完全開放的「平衡」理論反而佔了主導地位。因為誰人也不想天下大亂，而唯一能減低風險的，就是不要武力推翻現有的建制。
因此在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口號之後，首先真正實行「一國兩制」的，竟然是波蘭共產黨。方法不是採取「地理分隔」，而是在同一個最高權力的政治議會裡面，由「民選」代表負責經濟事務，而代表主權的國防、外交、治安等「主權組織」就由共產黨繼續管理。
這個過程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形成的。因此正當香港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開始引入「除國防外交之外，一切高度自治」，其邏輯也是異曲同工的。
而1989年發生的事，就可以理解為一個令到兩個共產世界背道而馳的分水嶺。
一方面，中共希望可以「照抄英國佬」的殖民主義，在經濟放任自由的同時，可以繼續「專政」而不受挑戰。不過基本法起草到了關鍵時刻，天安門就出事了。但一早設定的「政治目標」不可能貿然改變。但到了東歐以及蘇聯共黨的迅速消失，中共當然不可能不擔心得要死嘛。但事情己到了不能逆轉的的情況，於是最後基本法都是按照鄧小平最初的意思寫好了下來。只是這種「兩制」的試驗最終都是以「隔離地域」作為試驗場地，而不會一步登天按照鄧小平原本的意思 - 在國內多製造幾個香港 - 在中國內地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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