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問題的歷史記錄

寫古代寫得多了，轉轉口味，寫近代。

所謂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點嘛，可以更直接地講明白呀，免得全世界都誤會了….實情是：中國自古以來都干涉南洋諸國內政，而且到處都是殖民地嘛。區區幾個在中途鳥不下蛋、滴水全無的小島(實在也只是時出時沒的幾塊礁石)，又算什麼? 連做歷史註腳的水平也不夠呀。

前文也有提到，秦朝派人南下搶奪百越之地，所搶佔的不是什麼蠻荒地帶，而是一個擁有和地中海地區直接通商水平的海洋經濟中心。從考古資料可以說明北人的歪曲歷史去到一個什麼程度。之前越人的文物記錄被催毁的情況，北人絕對不會去記載，因為歷史都是勝利的佔領者所寫的嘛。但在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陪葬品，有波斯進口的銀製藥盒、更有地中海地區的金花飾物，在在都證明廣州(番禺城)從來都是海上貿易的東方重點。難道一個來自中原的秦國將領，會懂得國際港口建設乎? 至於必經之地的香港和澳門，又應該是一個怎樣的景況? 就只從中國的描述來看嗎? 那當然只是蠻荒地帶囉。

北人寫歷史的鐵律就是：對自己有利的就寫，並且必須要當真。對自己不利的就不寫、被人發現了也要當假來刪掉。因此所謂「海上絲綢之路」的說法，北人歷史硬要由漢朝算起 (漢書.地理誌)，至於秦之前的百越歷史，則一筆抹殺。

至於中國人，尤其是官方代表，航海所到之處，又會如何處理? 看看明朝歷史吧，比較接近現代，大家容易理解一些。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傳第二百一十三.外國六，當中有記載今日馬來西亞「馬六甲」的一段往事(明史稱「滿剌加」)。詳情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明朝當時，馬六甲是泰國(暹羅)的領土。但土著馬來族人，就向明朝政府「請求策封為王」。結果明朝皇帝很高興地派了鄭和護送回去「建國」，實質就是踢走泰國人。馬來西亞建國，擺明就是中國軍事介入南洋的事實嘛。大家以為鄭和的「寶船」幹啥要造得那麼大? 可以載運騎兵火砲等等現代海軍陸戰隊一般的裝備?

這點還不止，因為隨着軍事介入之餘，還有「意識形態」的介入。南洋的歷史學家一直都不諱言，伊斯蘭教在南洋大盛，都要多謝本身就是穆斯林的鄭和。鄭和是「世界仔」嘛，本身是穆斯林、也知道穆斯林向東擴張要找合作伙伴，於是一拍即合。原本在東南亞的印度教和佛教政權就因此倒霉了。就在「海上絲綢之路」正式結成「横貫東西」的大聯盟之下，沿途不合作的東南亞國家就面對「船堅砲利」的明朝無敵艦隊。不肯叩頭朝貢的話，一律拉去中國「治罪」。假如不信，除了明史之外，還有當時隨鄭和下西洋的文書費信所著《星槎勝覽》可供參考，第一筆記錄由1409年開始，終章在1436年。

而明朝對南洋的干預，到了什麼時候才停止呢? 就是葡萄亞人開始向東擴張之時囉，中國「打人唔嬴」就「賴人侵略」而已。《明史》記載「後佛郎機(葡萄牙)強，舉兵侵奪其地(馬六甲)」。時維1511年。中國在「南海」的霸權，只維持了大約一百年左右。而在1557年，葡萄牙人才「佔據」澳門。可以看得出，是明帝國在海上向外擴張，侵略和控制南洋諸國之後，被葡萄牙人「起尾注」，繼而退回本土，最後連澳門也被人「佔領」掉。

北人對於海上擴張失利，反而被洋人反攻佔領一事，當然非常清楚。但就是處處都將自己描述成為無辜的受害人，處處都是被動的、被侵略的….

滿州人也看得出這一點，因此在滿州人佔領中國之時，對澳門也和之前對香港的情況一樣，就是「長期利用」。而葡萄牙人也非常「識做」的，和滿州的關係如何? 如果只是看明末小朝庭處處要靠葡萄牙僱傭兵和火器來支撐，就以為鬼佬很支持中國人，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先前也有寫過的呀，到了19世紀初，當滿清政府要對付海盜張保仔的時候，就是和駐守澳門的葡萄牙人組成「聯合艦隊」來夾攻張保仔的嘛。

鬼佬絕對是看風駛裡的海盜。之不過，中國絕對不是什麼受害人。國際關係從來都沒有所謂對與錯，只有強與弱。假如曾經侵佔就是自古以來的領土，那麼當然南海諸島算得中國的版圖...之不過，整個南洋以至印度洋沿岸、直至東非沿海，按這條道理，都是中國自古以來的版圖了吧? 

聯合國....出來講兩句啦。

秦代之前的金融管理知識水平

前文講大秦亡於金融風暴，根據近年考古發掘出來的時間囊，提供了對歷史文獻的佐證、也修正了不少以訛傳訛的故紙堆說法。其中一點引發反思的，就是秦國以武力「統一」中國之前，到底中國大陸地區各國的金融管理，實在是一個怎樣的景況? 而秦國以其「好打得」的「工農兵」管治能力可以武力統一天下，但馬上得天下又是否可以馬上治天下? 強秦再強，又能否駕馭一個高度發展的龐大金融市場?

就「包山楚墓」的竹簡記錄顯示(年份約為公元前320年，秦統一前約100年)，即使身為南蠻的楚國，也有大宗的金融交易一直存在，不止是民間的自由交易這麼簡單，更包括政府與私人商業之間互相借貸的金融互動。當時各國政府，與市場持份者，基本上是「平權」的，並不存在什麼剝削或者不公平對待的問題。

而有這種水平的金融自由交易經驗，才能累積出相適應的金融理論。不過由於秦始皇的其中一個「德政」就是夷平六國的宮室，當中有多少可供參考的記錄被同時焚毁? 又真是天曉得了。現在唯有寄望其他時間囊陸逐出土，以供後人論證。

而現時仍能傳世的金融理論，大家可以參考《管子》。文章雖然不是真的由管仲親自寫成，但後世所能對號入座的原因，的確是因為這套理論在戰國甚至更早之前，已為各國所共用，只是管仲以其治理齊國的經驗，適合作為代表人物而已。

有關管子對金融理論可與現代水平相符合的分析，大家可以參考宋杰著《中國貨幣發展史》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年) 68頁：有關「貨幣供應與物價」一項，「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管子，山國軌七十四)，意謂：國家如果收縮貨幣供應，令到貨幣九成在官、一成在民，那麼幣值就會大升、而物價就會大跌；相反國家大量發放貨幣，用來收納物資的時候，幣值就會大跌，而物價就會大升。

這種理論放了在現今的眼光來看，平常得很。不過假如放了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空，是否表示當時已經同樣了解「貨幣供應與物價的關係」? 很明顯吧。那麼這種經驗何來? 真的只有從實行過自由貨幣政策的經驗而來嘛。

而同時需要反思的，就是所謂「錢重難用」或者「大錢」「小錢」是什麼意思? 也很明顯，不是真的指「實物貨幣的輕重」甚或「實物貨幣的大小」，而是貨幣的兌換值。錢重難用是用來形容物價相對於貨幣的兌換值太低，因而無法支持物資流通，因此所謂「更鑄小錢」就也很明顯不是把硬幣改細，而是增發貨幣，以增加交易進行。這是用增加貨幣供應的方式來剌激經濟嘛。

而相關的理論，也可見諸《國語.周語下》的「子母相權論」。約公元前524年，當時周景王二十一，由於「大旱」，政府收支拮据，於是企圖「鑄大錢」，用來收斂物資以供政府開銷。很明顯，周朝的所謂中央政府，到了戰國時期，根本不是富有的嘛。因此卿士單旗反對這個措施，理由是：

…古者天降災慶，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匾乎? 民若匾，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演汙也 ……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翁其人也。

講得很坦白，就是貨幣不是隨便由政府決定兌換率的。假如不按經濟規律而調節貨幣供應，「廢輕作重」亦即人為推高貨幣兌換價，那麼「民資」當然會被政府所奪取，但經濟收縮就無可避免。

反思一下，《史記.平準書》所謂的「秦錢重難用」，是什麼意思? 還不正正就是人為提高貨幣兌換價囉，目的就是掠奪民資。這些金融理論，早在秦統一天下之前的三百多年，就經已是各國的「通識」了。

再回顧「包山楚簡」所記述的政府與私人商業之間的自由信貸關係，以及國家黃金儲備用來穩定物價以及解決短期公共財政開支等使用情況，足可見這種金融自由的水平，在秦統一天下之前起碼一百年，就已經相當成熟。

反觀「睡虎地秦簡」所描述的半兩錢使用情況，真的就只能算是「代用券」一類的東西。相比較之下，大家就會明白，為什麼秦始皇統一天下十年之後，仍未能統一貨幣就是這個原因。在統一初期，很明顯是「金融雙軌制」。但雙軌制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政府不能隨意斂財! 金融自由，對於一個自然傾向胡亂花錢的極權政府而言，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約制嘛。

照正常道理，假如秦朝中央政府是傾向亂花錢，而的確大建宮室、對外用兵之類，是會引致貨幣貶值和大幅通脹的。但為什麼歷史經濟學家反指秦朝出現的是「嚴重經濟緊縮」呢? 這點就可以由秦朝政府的「解決方案」來理解了：金融自由阻礙極權政府運作，於是乎「很合理地」，極權政府取消了金融自由。

秦政府最終的做法就是廢除六國貨幣以及一切非半兩錢的金融結算。另外就是強遷天下富豪，「共」了他們的身家。所謂「秦錢重難用」的作用，也就早在單旗的「子母相權論」就講得很老實了，就是用來掠奪民資。

種種粗暴干預經濟的措施，在現代世界的共產主義國家都幾乎同出一轍；而後果也又是千遍一律了：就是嚴重滯脹、信用破產。表面上是通縮，那只是因為貨幣被人為地定下過高的兌換價，但實在是物資供不應求而有超級通脹。「平衡」的方法就是強大的地下經濟，由黑市交易來解決!

在蘇聯在解體之前，其實也經歷了同樣的內部蛻變，直至到地下經濟再也無法被駕馭，卒之土崩瓦解。極權政府到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明白? 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真的與人無尤。崩潰解體的成因，永遠就只是自己的無知與極權而已。大秦亡國拿來比較蘇聯解體，又如何? 這點鑑古知今，才是發人深省嘛。

戰國時期的金融發展

繼續講古，不過不是只鑽故紙堆。

前文有講，有些大中華膠就是一味死撐秦國統一天下、兼且統一貨幣，就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好事。這種錯誤思想源自於「大一統」的迷信，總之統一就是好。這只不過是對一個循環論證不斷加入註腳而已。

要破除迷信，第一件事就是要科學搜證。「秦錢不值錢」是客觀結論，不是濫發不濫發的問題，原因在於它的目的根本就與自由經濟所要求的貨幣背道而馳。它只是秦國沿襲的統治工具而已。在秦朝「虎狼之國」的手上，對六國征服之後，只淪為巧取豪奪的工具。所謂「劣幣驅逐良幣」，歷史是最好的見證，秦人只知有皇帝的極權，根本不知「信用」為何物。又可以如何接管六國相對先進的金融系統呢?

上文已指出戰國時期，民間操作的信用制度早已成熟；其運作除了「官對民」以及「民對官」之外，還有更多的「民對民」自由運作，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信用系統」。反觀秦國的情況，由「睡虎地秦墓竹簡」文件所顯示的情況，《金布律》所規定的「兌換率」只規定「官民之間」的操作，而且由昭王期間到始皇帝歸天之前，幾十年沒有改動過。相對於六國所繼承的自由經濟，又會一種怎樣的衝擊呢?

先交代一下，到底「貨幣」的概念，六國的承傳是怎樣的。

第一件事，就是「商業自由」的基礎。這點可以看看當時記載「商人」的謀生模式如何。當中有所謂「商人」是源自商代後人的說法。見《左傳.昭公十六年》一段，就有關一宗涉及一隻玉環的交易，交代了商業原則背景：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謂譯：我們的祖先和商人共同開發這塊土地。而「世有盟誓」，就是在互不為敵的情況下，不會強行買賣搶奪，何況只是為了一隻玉環，又如何可以失信於諸侯?

可見六國所繼承的，就是由周代接軌商代之後，諸侯之間的互相承諾：尊重買賣自由，所謂「信用」就是這樣來的，不是靠什麼權威、貨物、寶物或者貨幣。

再看周代的法律，例如《周禮》，就有「司市」的官員，職責就是管理市場，但不是經營市場。市場是自然存在的。而地域之間，也是有自由貿易的。因而《周禮》又有「司關」之職。至於「稅率」大概如何? 可參考《管子·幼官》所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這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後由於戰國經濟比諸春秋又更為發達，商業活動更為繁盛，關賦和市賦對諸侯國的收入就益形重要了。到了戰國，可以看看《孟子. 滕文公下》所載，關賦已經去到「十賦一」的水平，但仍然是貿易興旺到不得了。

其實換算了是現代金融術語：10%關稅，抵到爛! 而「按值征稅」又說明了實物貨幣的通行及普及情況。因此可以印證，在商代古墓出土的「無文銅貝」，其實就已經顯示早在商代就有通用金屬貨幣的需要。而起源是自由貿易，不是什麼他媽的大一統政權。

有關情況，在出土竹簡也有佐證。例如1987年湖北荊門「包山大墓」發掘時所得的竹簡，稱為「包山楚簡」，地位和睡虎地秦簡一樣重要。因為當中又是一位律政狂人，攬住一大堆文件去陪葬。竹簡之中全部都是楚國在戰國晚期，有關當時社會情況的原裝文字記錄。

除了提到上述有關「關賦」的征收之外，(楚人稱為「關金」)，竹簡之中更有「官府借錢」的記錄! 這個才好玩噢。

楚地盛產黃金，因而結算貨幣以黃金為基礎並不出奇。但當中記載有不同的官府，因為要購買農民播種所需的種子，要向「越異」這位應該是擁有大量黃金的商人借錢 (身份待考)。還談好了還款和逾期安排的事。但同時，又有記載不同的官府，以「王金」亦即公家資金，借給私人的記錄。可見楚國當時真的正如前文所述，具備成熟的金融交易操作經驗。也不要忘記：楚國在春秋時間，被「中原」文化人歸類為「南蠻」。連南蠻之地也有民間向官方借錢、又有官方向民間借錢的市場。說明除了商業自由、貿易自由之外，連金融信貸也是自由的。這些記錄，又與前述孟嘗君「狡兔三窟」的故事有關「會計」的微觀信貸操作互相脗合。

以上文獻加上考古資料，再印證考古確定的「四大貨幣系統」在七國之間的互相流通情況，都足以說明：戰國期間，中國大陸之上，經已形成一個諸侯國之間的「國際」金融系統，由自由經濟主導，超越個別政府的支配。尤其在黃金可以作為通用貨幣的情況下，仍然有以銅金屬為主的抽象貨幣廣泛流通，更有成文契約規範信貸交易。說明黃金是大額交易和儲備功能大於實際交易功能。各國又有黃金和貨幣互相兌換的市場。這種金融水平，又落後得到什麼地方去了? 有需要靠秦始皇印一堆爛銅來打救? 可見歷代擦鞋仔之水平低到一個怎樣的地埗。

至於戰國期間，到底又有沒有「宏觀金融政策」這回事? 有沒有「金融儲備」、「浮動匯率」這些東西? 這又關係到自由市場的「金融管理」問題呀，下文再續。

讀書又豈能無常識?

講好談古代金融，不用急，慢慢道來。

先前有人誤會了，以為大量發行貨幣就一定會造成通脹，這個其實在金融分析上來說，是過於簡化的。最簡單的例子莫如美國的「量化寬鬆」，傻的都知道是大洪水級數的狂印鈔票，而美國政府欠債達到天文數字，但怎的又不見美金匯率會一瀉如注? 又或者美國本土就會通貨狂脹? 反而美元匯率是倒頭轉強，而經濟是溫和增長而並無通脹。

相反美國在70年代修改金本位，雖然並無大印鈔票，但美元狂瀉不止、通脹狂飚，變成一種「滯脹」局面。當時經濟萎縮似通縮、但貨幣貶值似通脹，兩者看似背馳但是可以同時出現。

歸根究底，金融穩定是關乎「信用」的事，與實物貨幣的發行，不一定是直線的必然關係；經濟萎縮更直接的原因是貨幣的「信用失效」，70年代的金本位變化就是這個狀況。相反在量化寬鬆的情況下，由於美元的保值功能大於交易功能，大印銀紙穩住金融之後，反而美元是升值。這個「信用」的課題頗為複雜，戰國時代是怎麼模樣，慢慢道來不遲。

先前隨意寫了幾篇有關大秦亡國的最新考古發現和專家研究，對於實物考證與古代文獻之間脗合與不脗合的地方，都引述不同資料來源，和讀者分享一下，並無偏頗，這種讀書人應有的考證，算是常識吧? 反正轉載的《輔仁媒體》打正旗號是「以文會友」，一個文明社會，理應如此噢。

講歷史又是否要親自回到古代去看看呢? 很奇怪的想法，因為常識告訴我們：有考古出土的時間囊嘛。想了解歷史，除了泡在故紙堆，也可以親自到博物館去逛逛，甚或更好是到考古現場看看。之前在國內也跑了不少博物館和遺址，其保存和導賞的質素當然仍是和歐美有一大段距離，不過博物館旨在「保存真相」，這點倒還做得不錯。相信有心鑽研的話，日後仍有可觀的知識可以和大眾分享。至於秦代應該是最大型的時間囊是始皇陵，到目前仍未發掘出來。當中還會有什麼有趣材料可供與文獻校對呢? 想落也興奮。

其中一個有趣的話題是：到底戰國時期至秦統一天下期間，到底是否有一個先進的金融和商品市場存在? 有些東西，真的是文獻也提及不多，甚或是刻意抹殺的。

先談商品市場，金融慢慢來。

商品方面，大家可以參考在廣州出土的「南越王墓」。 該墓是在1983年才被發現，經過整理之後，差不多到90年代才開館，因而「故紙堆」少有提及。而當中的發現，有很多和歷史記載的脗合，例如墓主人身份是南越文帝趙眜，當中的「文帝行壐」和文獻相符，都城在廣州等等，皆可以印證。不過對於被認定是「南蠻」的南越地方經濟情況，墓中的珍藏又反映與古書的說法不符。

一般以中原文明自居的講法就是，南越是落後地區，只有生蕃和瘴疫，沒有文明。而商業文明，是漢代之後才「大盛」，根據的文獻是勝利者所寫的《漢書.地理誌》。

噢，是嗎? 那麼為什麼這位趙公子，陪葬的有外國東西「波斯銀器」?

南越王墓網站圖片

我就親自在廣州到過墓室的展館看過了。再看考古介紹，銀器確定是波斯地域的進口貨，不過有後期加工，以符合當時的口味和使用習慣，例如加了蓋鈕和圈足，以方便放置案頭；原本的設計應該是隨身携帶的「圓盒形藥囊」，因為盒內還有藥丸，成份也是進口貨。墓室另外還有中東進口的乳香，相信香料和藥材都是中東所產。

另外還有金花飾物，則是地中海沿岸的手工，屬於當時埃及或者希臘出產。

不過導賞介紹就非常「中原」觀點了，說是「西漢時間，廣州已是中國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就是死命不提、或者無法提及南越和漢之前的廣州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明明和地中海地區有明顯的高端貿易關係嘛。

也有參考過文獻和其他最新考古材料，例如張榮芳、黃森章著，2008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的《南越國史》，可以肯定廣州當時的確是一個海運中心的國際商港無疑。不過實在和「西漢」又有什麼關係呢? 漢朝還未建國喎? 難道又是建國六十年、慶祝勝利七十年乎?

南越王國是秦將趙佗「擁兵自立」而建國的嘛，怎看也是自給自足甚至是非常富足；看秦人的餓狼本質和它的掠奪習性，趙佗帶了秦軍應該是南下搶掠才算是正常吧。到二世文帝入殮之時，西漢政權除了名義上「策封」了南越之外，根本廣州就自古以來不是西漢。之前也有詳細寫過南越王國的一段歷史，不嘮唆了。

不過親自看過館藏之後，還有其他有趣發現，就是「食在廣州」真是自古皆然。因為這位趙公子，墓中最大的空間留了給「廚房」! 尺寸當然不是真的相同大小啦，砂煲爐灶之類，都是用壁畫繪成，詳細繪劃了廚房開工的熱鬧境況，各式伙食包羅萬有。看來當時的「御廚」，應該有半個足球場大小。而墓室裡面的實物，就收集了這位為食皇帝的整套開餐工具和酒杯，堆積如山。

除了「死都掛住食」之外，最有趣的，是他有一套「便携式BBQ串燒爐」。不是開玩笑，只可惜沒有拍照，下次補拍。設計和現代的一模一樣，是一個大約尺半方型的有腳青銅盤，中間可放置火炭；盤上放有一個方架，上開數個半圓型坑槽，坑糟放的，就是一枝枝用來串燒的銅籤。形制和中東的kebab 一模一樣。不過這個還未夠爆笑：亮點是旁邊還有刀叉呢! 而這套「架生」如何使用，在壁畫裡都找得到，有圖解的噢。

這個時間囊好玩的地方在於原汁原味說明了漢朝之前、秦代開國之初，即使在所謂南蠻之地，也早就有高端的國際貿易。這位南方首富趙公子，應該和我的生活品味頗為投契，都有買洋貨和服西藥的習慣。有多西化就不清楚，不過起碼喜歡拿着便携式BBQ爐、喝酒和吃串燒就肯定的了。再看看一地的酒杯，就不知有沒有開派對、品洋酒和泡洋妞…有待考證噢，哈哈。

有了考古資料補充，再看《漢書.地理誌》所提及其後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描述，再檢視南越王擁兵自立當時廣州的物質豐盛情況。可見即使是「蠻方」的邊陲，也有興旺的國際商品貿易存在。那麼理應是經濟更為發達的戰國七雄呢?

中原地區的商品經濟，早在商周期間已經有銅製貨幣出現，見《尚書.洪範》有關「八政」的說明，其中「貨」一項，排第二名，在「食」之後。後世以「食貨」作為經濟的代名詞，出自於此。說明以物易物的狀態，早在商代已不敷經濟發展需要，而交易的需要已經進化出貨幣結算的經濟模式。而近代考古在商朝墓葬之中發現的「無文銅貝」，是商朝以銅仿貝殼作為錢幣之用，換言之：文獻所記之事，以貝為幣，至商周以銅為幣的演變，是可以互相佐證的。

而由貨幣經濟所演化出來的，就是「信用」制度。這一個法理概念應該比商品和貨幣還要古老，但在貨幣出現之後，就更有規範化操作，變成市場行為。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戰國策》有關「狡兔三窟」的故事。大概就是馮煖作為孟嘗君的食客和謀士，到薛地為孟嘗君豁免了當地的欠債，因而為主子謀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盤。

不過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請注意當中的關鍵：

1.     當時查詢誰人可代為去薛地收債，要求條件是「習會計」，亦即是有會計知識和經驗的。說明理財和處理債務(信用關係)是早已發展成熟的專業知識。

2.     出發收債，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計算信用關係的工具，是「券契」，亦即文字記錄，已超越貨幣交易這麼直接的物質層面，信用關係由「明文合約」來規範；

3.     具體的處理方式是「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說明債權人和債務人手上各有券契，兩者核實，才能確定信用關係；請注意，現代的 bearer bond,都是這樣的呀，就是「認票不認人」

4.     馮煖免債的方式，是「券徧合赴，矯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以債賜諸民」，之後才「因燒其券」。把欠單燒掉本身並不能免債，重點是債權人可以反過來將債權「回贈」給債務人，從而達成註銷的效果。而這個權力何來? 就是出發之前，由孟嘗君的授權，以債權來置換「吾家之所寡者」。

當中對於現代金融操作的條件全部齊全，唯獨不需要實物貨幣，純屬「信用」的法律操作。

而大家更需要留意，這種「信用」關係的管理方式，是「民間」的行為! 與民負官債(例如應繳的稅賦)和官負民債(例如購買和借用物資)，是同時存在的。而有關的概念，也早在《周禮》之中，已有記載「賒」和「貸」的管理和利息計算方式。對於違反信用而處之以罰息的原則等等，都早有明確記載。

而遲至戰國時期，諸侯要籌措軍費，也往往向商人借錢，這一點，又和西方由商人組成銀行，替政府包銷「公債」，其實又是一模一樣了。

因此朱嘉明在《從自由到壟斷》一書之中，討論到中國於戰國時期己形成的「四個貨幣區」，而考古發現各國貨幣雜處，並廣泛流通於商人之間 (除了不受歡迎的秦國半兩錢)，說明貨幣流通超越六國的本國範圍，而操作的主體是自由商業家。可見中國的金融市場，在戰國期間早於秦國統一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些都是有大量史料可供互相核實的。

這個話題，長講長有，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