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人認為要改變一下的,概念也挺有趣;也可以拿出來研究。
先講為什麼我說中大辯論隊收生標準一直都沒有什麼改變吧。
中大辯論隊一直都採取兩輪面試制來核定收生人選,不過為什麼要這樣設定? 而這個兩輪設計到底如何發揮作用呢? 要收的學生又是什麼人呢?
先解釋一下來龍去脈。2000年之前,中大辯論隊直屬學生事務處,按《中文大學條例》,由學生事務處授權以中大代表身份對外出賽。學生事務處委任一名教職員為教練,另外委任一名學生代表為「經理人」,全權負責訓練和隊務、賽務工作。至於後勤和其他物資支援,由學生事務處管理,由一名主任負責。
由於一切授權都無可避免按法理由上而下,因此中大的前隊員 (大家習慣稱為「老鬼」的),都只是義務身份出場打氣打氣, 順道提點一下後輩,在隊內其實並無實際身份。當然,同門份上,親密程度又確實非此尋常。
至於收生方面,由於是中文大學的學生事務,當然必須要面向所有合資格的學生。但辯論隊的確不可能無限大的,因為不止是課外活動,還有代表中大出賽的行政問題要考慮嘛。
由於必須向全校學生開放公平的參與機會,同時又有員額限制的前題,因此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篩選機制是必需的。
至於篩選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個人主觀或者私相授受,因為評審委員是代表大學全體挑選人材,馬虎不得。所以當年的兩輪面試制,全部都由相關的教職員、學生事務處代表、學生代表等等綜合作出評估。
面試以口試方式進行,第一輪的題目以通識哲學或者文學等等一般常識設定,真的連「英雄難過美人關」之類的東西也有。即席短講,要考的是學生演講能力, 急才和能否淡定應對。第二輪題目設定以時事或者學術知識設定,不一定是什麼「政策題」之類,宏觀一點、深入一點,要考的是學生的學術水平和思考能力。
面試時又當然是百般刁難,極度挑剔之類。當然評委同學生沒有私人恩怨,只是假如連幾個評委的挑剔都過不了,如何面對公眾?
至於應徵者有沒有「辯論經驗」,倒不是一個問題。
何解?
因為中文大學是一個學術機構,不是戲班,只要符合「可被培訓」的能力,培訓責任在教練,因此遴選只著重潛質,不在乎當場表現。另外在團隊工作方面,同樣道理,只要不是性格明顯不合群的,管理責任在經理。
真的就以當年由陳博士帶領下的大專盃三連冠記錄,隊友們都有很多在中學時候根本沒有參加過辯論隊。假如教不好、管不好,即使是再好的人材又如何。
但話分兩頭,是否「好人材」就一定是合適的辯論員呢? 時下很流行講「八十後」的出路問題,其實真的要是社會肯秉持這種開放的途徑,才是防止後輩沒有出路的正確措施。試想像一下,一個有錢有條件的小孩子,所應獲得的機會就是否應該一定要比其他小孩子多呢?
從1995年開始和學生事務處進行改革研究, 為活動的可持續發展進行探討; 到2000年辯論學會正式成立後,學會接管了大學的主要行政負擔,「主權」亦由大學單一主導改為學生與大學共同合作。在支援上是方便了很多,但真的在遴選原則上一直都沒有改變。中大辯論隊面對的仍是全個中大,也是不搞精英小圈子選舉。
當年紅爆公仔箱, 七步成詩的狀元鄧飛, 來申請入隊的時候, 就是錯過了面試時間, 但是他夠膽來考, 大學又怎會不敢考他? 於是特地安排了學生事務處的面試小組, 按相同標準, 在正式截止時間前進行篩選. 一視同仁. 操正步入隊代表中大的.
當年紅爆公仔箱, 七步成詩的狀元鄧飛, 來申請入隊的時候, 就是錯過了面試時間, 但是他夠膽來考, 大學又怎會不敢考他? 於是特地安排了學生事務處的面試小組, 按相同標準, 在正式截止時間前進行篩選. 一視同仁. 操正步入隊代表中大的.
曾經有人提議過,不如辯論隊員要有辯論隊的人介紹才能入隊,又或者在面試的時候,要考一考如何搶咪(自由辯論)才好,因為「以這樣有背景和出色的現成辯論員」,入隊就一定最能代表中大。
這個想法當然是荒謬的,試想一個學生即使沒有參與過辯論活動,是否就一定不可以是一個能受訓成材的辯論員? 按這種標準,其實只有預早內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公平的遴選機會。到底誰人才有資格介紹人入隊? 又或者誰人才會懂得玩搶咪的無聊遊戲? 這還不是內定是什麼.
能代表中大是表示這位代表在可以進行比賽時,能以中大的標準和水平去表現,而不是他/她入隊時的表現去出賽。因此在考慮入隊人選的時候,基本上是不用理會背景,而是要注重心態。
試過有候選人演講是超時的,但當時我做了一件讓所有辯論評判都可以嚇死的指示「請繼續講下去」,因為一般人真的視那個叮叮為死線,只有這一個人會即時抗議「我還沒有講完」。一個人要學懂控制發言時間和技巧不難,但要有發言的勇氣和說服別人的決心和準備,這種心態才是難得。亦試過另外有一次,一個辯論經驗豐富的「資優生」進入第二輪面試的時候,由於沒有做好第二輪的答問準備,被一個統計數據難倒,但居然笑笑口自我開脫「統計只不過是另一種藝術….」。到底那一種學生才適合代表中大呢?
其實假如年青人的出路有困難,要提供機會和出路的話,人為地設定和提高一些荒謬的門檻會是好主意嗎? 傻的也知道這是和人材的物色和培訓目標背道而馳,只能算是「僞精英主義」的近親繁殖而已。
也許是年紀越大越長氣吧,但「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爭著出主意的人也許不是立心不良,但至於主意是好是壞,其實不難知道後果。有些東西還是應該先看看才好指點江山不遲。
先前和一位師妹談起中國古代飲食文化之精緻水平,當然足夠另書一篇文章,但當日談論內容觸及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我的重點是 : 不論這種上層的精英文化再如何「先進精緻」,假如只是建築在浮沙之上,沉淪只是早晚問題。
有些社會崩坍很快,像金觀濤眼中的中國; 有些社會崩坍很慢,像吉朋筆下的羅馬帝國;
但假如真的像 Jared Diamond 講的,一個社會可以選擇失敗或成功,有時只要看看它是往那個方向走就是。
創傷和挑戰是很難避免的,但一個社會是否具備自我復原的條件,有時看看它的教育設計可以得知。大學教育不在於鑽牛角尖搞演藝事業, 而在於砥礪學問, 立己立人.
詭辯的技巧再高,拿的獎項再多,也不表示學術水平就因此會越高。再假如觀眾看在眼裡的所謂成功例子都只不過是詭辯胡謅,這種擴散後果就更加可以用癌細胞來比擬了。
當然, 這種對普及教育理念的堅持是無可避免會得罪不少人的, 但甘地的下場又如何? 我又算得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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