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提及曾鈺成謂「特區政府的政策分析好弱」，但香港民間的政策分析更弱。大家對今次的「東北事變」實在錯誤理解了。
發展新界東北之所以搞到：霸王硬上弓、墮馬倒裁葱，乃是因為梁振英基本上對北京已經是一個負累
(也奇怪他的破壞能力應算最勁的「無間道」)，莫說是事關重大的「四大任務」可能隨時「走數」，如果連「東北發展」這種一早已有「定案」的東西也無法「按章出牌」，他自己的政治後果肯定嚴重。而中央政府更加是「國威盡喪」。甚至可能提早出現「蘇聯式解體」也有可能。
對於中聯辦刻意扶植梁振英建立理論上可以直線控制的政府，先前的文章已有分析。[1]。不過中聯辦最大的失策，就是連最起碼的實際工作也搞錯了：以為只要扶了姓梁的登上大位，香港這個地方就會像國內一樣，全民跪低接旨。但香港這部巨大的政治機器，他根本操控不來。梁班子身邊本來就一個人材也沒有，而扶植梁振英上位的「政治平台」，本身更是一件朽腐不堪的「生蟲枴杖」，又可以如何「給力」?
前文講到華潤的宋林案以及摩根大通的方方案，基本上都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先前練乙錚先生認為「唐下梁上」是「新舊利益板塊之爭」，也越看越不對路。今次可以先由東北發展的「既得利益分配」來說明。今朝的《蘋果日報》有一個不錯的示意圖：
對於所謂利益輸送，很明顯受益的都是「傳統利益板塊」而不是什麼「新利益板塊」。今次受惠的包括：劉皇發、侯志強、李嘉誠、李兆基、新鴻基家族、新世界家族等等。至於其餘的「掹車邊」利益包括葉國謙、何建宗以及陳茂波等，也不算是什麼意外驚喜。
那麼為什麼梁班子甘願「頂硬上」也要明益「舊利益板塊」呢?
很簡單，因為新界東北的開發，本來就是一早約定好的交易。不論誰人上台，都得「找數」。至於利益分配，不分新舊，在阿爺眼中是一文不值。嚴格來講，國內一個雞毛鴨蒜的貪腐案也動輒過百億，香港這邊的代理人撈些少油水又算個屁。
因此大家不要只循香港本土的看法去研究事情，因為這一局棋的佈局比香港本身大得很多。
早在2008年，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廣東省已在籌辦「大珠三角」規劃。而該「規劃」的「遠見」，就是「以廣東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市為主体，輻射泛珠江三角洲區域，並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規劃…」。
講得複雜，實在「一小時生活圈」以及「三小時商業圈」簡單來說是這樣設定的：
在深圳和珠三角的經濟轉型概念中，香港也是配合轉型的「必要一環」。
在理念上，中國的想法是「不能不提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實力」。因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前的「前店後廠」模式已不能回應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而的確中國的經濟發展，在2014年己達到一個非常危險的「拐彎」位置。(見以下「三期疊加」的說明)
而同年成立《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整合香港商界意見，開始進行「規劃」工作。部份商人非常興奮，認為「香港終於可以和國內的經濟規劃同步」因而「避免了邊緣化」。此為之「為香港好」。而2009年該委員會發佈了《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研究報告》。當中具體說明了這個「粵港融合」的框架。[2]
當中的「中港融合」概念，不是單向的香港向中國開放。同時影響更深遠的，是「中國也向香港開放」。亦即推行鄧小平所講的：在內地多造幾個香港。政策所指的「戰略高度」，是以全國為基礎，重要性更在深圳和廣東省的需要之上：
報告建議以粵港雙贏、互利平等為基礎，在惠及香港廣東的同時，也要給更廣泛的地區帶來相應的益處，以擴大雙方共同利益的基礎。從整體上看，有效地落實《綱要》，不僅有利粵港未來發展，更可惠及全國，共同提升兩岸三地經濟圈的整體競爭力。[3]
因此在深圳方面，不能不進行轉型的安排就是「嘗試在深圳複製一個香港」。「前海特區」就是這樣來的，當中的重點是「使用香港的法律」來確保經濟運作可以與世界接軌。
但單是深圳向香港開放是不夠的，同時「照鏡」的條件就是：香港也必須向深圳開放。而《報告》是這樣建議的：硬軟基建對接，打通四流(資訊流、人流、物流和資金流)。因而需要「互相降低進入市場的條件」。在「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的對等安排，就是「便利內地人士在港生活」。[4]
因此整個「東北發展」其實就是建基於這個「互相開放」的安排。因此在「蓮塘口岸」的建設規劃之中，基本上已採納了《報告》所指的「一地兩檢」政策 (報告第11頁)。其餘的所謂「為中國人殖民香港」也是建基於該《報告》的種種執行細節。
對於「中國殖民」的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這種看法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在本土派的論述當中，基本上排斥了「中港融合」這個需要的假設，更加又對「中國更加開放予香港」的條件完全不作比較。這些「誤解」其實全拜梁振英的「亂搞一通」所賜，稍後詳加分析。
因此正當中國傾「全國之力」，實行「先行先試」，甚至達到要冒着「治外法權」的危機來進行「同城化」。並且先掏腰包推出「前海特區」的時候，香港這邊竟然「反枱」! 阿爺自然「生蝦咁跳」。
因此「阻住東北發展」，基本上已經不是香港本土的事、更加不是梁振英的事，而是涉及到第十二個五年計劃裡面的「大珠三角轉型」計劃。而中國不能不冒死實驗搞新特區和自貿區，更可見「中港融合」這一着棋，絕對不能輸掉。[6]
1.
經濟增長「換檔期」(經濟放緩)，
2.
結構調整「陣痛期」 (尋找新的增長點)，以及
3.
前期政策「消化期」 (處理先前過度刺激政策的負面後果)。
《信報》引述「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的講法是：宏觀調控的難度「前所未見」。而《信報》亦分析：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來担當這個小組的組長，先例只有江澤民在93至98年期間。而該段時間，正值89之後的「經濟重建關鍵時期」。而我一早已經說明了：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自從89之後，根本只有一種繼續執政的所謂「合法性」，就是「拼經濟」。[8]
而「國家對香港寄予厚望」的立場，亦可以從《報告》裡面看得清楚：
香港國際化的程度較高，應積極配合國家「走出去」的策略，鼓勵內地，尤其廣東的人流及企業到香港，開展跨國業務，善用香港作為融合國際的平台。這有助國家培育一批具競爭力的公司和品牌、提高國家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產業整合的能力…[9]
很明顯，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確到了今時今日，其實中國對香港的依賴是更大而不是更少才對!
而印證這個說法的, 大家可以看看國內對於中信集團整體上市的安排 (2014年4月15日) , 正正就是 「遷冊到香港」。當中提及的 「六年籌備時間」雖然有點誇大, 但以龍頭央企的身份, 挾 2,800億元資產注入香港, 也正好符合上述十二五計劃的 「大珠三角」策略, 而重點亦正正是 「作為深化國企改革的試點」, 當中亦重點提到「救贖香港」的一貫立場!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15/12127202_0.shtml
姑勿論這個「十二五」對香港如此設定「承担國家興亡重任」是對是錯，或者到底是中國救香港還是香港救中國: 這場「東北事變」搞到今時今日天下大亂，其實是基於香港特區政府、尤其是梁班子的一連串策略失誤。
而印證這個說法的, 大家可以看看國內對於中信集團整體上市的安排 (2014年4月15日) , 正正就是 「遷冊到香港」。當中提及的 「六年籌備時間」雖然有點誇大, 但以龍頭央企的身份, 挾 2,800億元資產注入香港, 也正好符合上述十二五計劃的 「大珠三角」策略, 而重點亦正正是 「作為深化國企改革的試點」, 當中亦重點提到「救贖香港」的一貫立場!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15/12127202_0.shtml
姑勿論這個「十二五」對香港如此設定「承担國家興亡重任」是對是錯，或者到底是中國救香港還是香港救中國: 這場「東北事變」搞到今時今日天下大亂，其實是基於香港特區政府、尤其是梁班子的一連串策略失誤。
到底如何失誤法?
1.
如果一早講清楚，東北發展是為民族前途着想，起碼可以留住一批大中華膠、啃得落「犧牲小我」的號召
2.
又如果一早講清楚，香港的農民和弱勢社群可以在深圳得到更好的照顧和空間，起碼可以留住一批左膠和本土農民
3.
明明是互惠共嬴的計劃, 本來可以留住一批中產專業, 竟然反過來講是為香港人解決住屋問題
– 這場戲很爛囉，呃鬼都唔會信
梁班子對這些亟需正確處理的事不好好處理，反而想卸掉政治責任, 將東北發展與政制發展綑綁在一起，狐假虎威想借阿爺的《白皮書》來「力壓」本土意識，以求順利過關。
這算是什麼政治水平? 當然只會火頭越燒越大。
行文至此，已見到「政改公投」的電子票數超過了四十萬。而剛和劉細良
先生吃飯時也閒聊到：今次的「公投運動」勢必比2003年的「七一遊行」對阿爺的威信衝擊更大。而這個情況, 正好就是當習近平視香港作為
因此阿爺的緊張程度，也又超乎本土政策分析所能理解的水平。正正因為大家過於關注本土，而忽略了中央隨時「國威盡喪」、甚至可能提早出現「蘇聯式解體」的可能。
先前各地「爭相申辦自貿區」的情況，已見到中央政府未能壓得住各地諸侯
[10]。如果香港的東北發展這一步最早安排好的棋局也不能順利完成，亦即緊隨中央定調的規劃反而不能帶來經濟突破，其他諸侯肯定只會加緊自己想辦法來解決，甚至參考香港的「公投」，後果有如滿清亡國前的「東南自保」… 滿盤皆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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