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資高?

剛巧看新聞，見到香港第一打工皇帝霍建寧在北京接受傳媒訪問，就有關貨柜碼頭工潮發表一下意見。講到底，他也是首富的左右手嘛。

相信他有本事拿香港最大份的人工，「數口」應該很精明才對。不過他老是在慘叫「碼頭工人加薪20%一定會拖垮香港經濟」，那又有點一言驚醒夢中人的感覺：原來我等凡夫俗子，之所以永世也不可能拿得到他那一種人工，只能算是活該。因為他的確和超人一樣，能人所不能，尤其一對透視眼，能看到我等凡夫俗子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因為我們只看到「事實層面」的東西的話，只能看到這些數據 (我是引述商報的評論，理應是非常建制的立場吧《樓價高工資低將引爆危機》香港商報2012年 11月 27日《經濟點評》一文)：

2003年香港經濟由「谷底回升」，截至2012年8月為止 ，私人住宅樓價上升約2.6倍，寫字樓價升約5倍，商舖升約4.5倍，而分層工廈更升近6.4倍，均遠超GDP及市民收入同期增長。樓價如此快速增長自然削弱競爭力，港府調查亦顯示有二成四公司認為一年來營商環境轉差，較上年增加7個百分點，而主因是樓價過高。其他多項專業調查亦得出相同結論。澳洲會計師公會報告則指出，由於高成本等因素，跨國企業選擇在星洲設地區總部的有六成，比選香港者高出近兩倍，主要原因是租金及生活成本過高。從上述已可明顯看到，樓價高已成為當前影響香港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那麼香港的工資變化呢? 按同一篇報導：

15至24歲的就業人士的月入中位數2001年與2011年相同，25至34歲群落則女的相同，男的在2011年微升4％。

假如扣除通脹，應該是「工資負增長」才對吧? 即使不計通脹，最應該有上晉能力的青壯年人士，收入「升幅」與樓價相比，簡直連「追車尾食塵」也沒有份。

香港之所謂「缺乏競爭能力」，能算到工資的頭上去嗎? 即使工人加薪100%、甚至200%，也還是追不上樓價升幅嘛。

這個還未算神奇。大家假如細心看看，到底「成本」是什麼比例吧。香港政府統計：租金佔營商成本起碼40%以上；而達到60%的大有人在。至於工資，佔不到20%。換言之，人工即使狂升兩三倍，對商業活動的影響才可以和租金「睇齊」。而講到底，這又是常識而已。不同統計結果也可以互相印證核實以上的分析。

而所謂「工人加人工會拖垮香港經濟」，從這個角度來看，的確是對的：因為香港的經濟早就被地主會的各位老爺們抽乾抽淨、市民的生活早已在水深火熱之中，經濟可說是弱不禁風。要是這個時候，工人們還「不識抬舉」，居然想對經濟增加一丁點的壓力，那麼香港經濟的確會支撐不住的噢。因此，他的確「很精明」，尤其對數字看得非常通透，連這麼難看得出的角度他都能看得到，果然不愧為首富的「頭馬」。

Oliver Twist, 1948 by David Lean; 原著 Charles Dickens, 中譯 [孤雛淚]

佔領中環, 後事如何?

上次寫出了預測，就是佔領中環的主角，就是碼頭工人。果不其然，一是主政者無心亦無力拆局，碼頭「外判」決定「劈砲唔撈」，擺了「老闆」上枱。於是工人老實不客氣，也又跳過了重重的中間人，直接找碼頭的老闆理論去。而老闆在中環的「總部」，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討債主場。而佔在這個中環主場的，是碼頭工人。他們不是主角，誰人才算?

而屈指一算，由3月28日開始的工業行動，今日已經超過三個星期。參與人數由最初的數十人，增加至過千人。地點亦由地處邊緣的貨柜碼頭，轉移到香港的金融心臟：中環的長江中心。這些東西，也又不能說是預見不到。因為我寫《佔領中環，誰是主角?》一文時，也只是4月4日凌晨，行動開始才不到一個星期。照道理我也只是路人甲，主政者死到那裡去了? 老闆身邊的「謀士」又死到那裡去了?  拿了薪水來倒米?

在長江中心的人數，由最初的「遊行途經」、變成坐下來的四百人；昨晚雷電交加、狂風暴雨之下，聚成二千人。罷工基金由最初的零用錢，現時已積聚超過五百萬元、支援物資更是駱驛不絕。而同情工人的「中環打工仔」捐錢更是「沒有最狠、只有更狠」，中環單日籌款超過九萬元。而即使是「白領」也一樣認同藍領工人的口號，一致聲討「剝削工人致富」的香港首富。

再過數天，就是「國際五一勞動節」，到時「普天同慶」、國際轉載，工人更加是天時地利人和集於一身。這場工運堪稱「完美風暴」。

而昨日閱報，見到最新情況，主角身份甚是明顯，因為一眾政治家，經已反過來，要到中環向工人抽水。說致敬也可以，視乎大家怎樣看吧。例如原本號召「佔領中環」的戴耀廷，秉持學者本色，到中環「講課」，提醒工人「民主普選的重要性」；大會安排工人及支持者上台發言。學民思潮黃之鋒在台上帶領巿民指着長江中心，要求李嘉誠「出嚟對話」，情況一如上次國教撤科一模一樣。長毛梁國雄更在台上向工人鞠躬，激動時更跪地叩頭；而李卓人就更加老實不客氣，由本應是和事老的工會代表，搖身一變，帶領工人「向李嘉誠宣戰」!

這般光境，莫講話「佔領中環」，基本上已是「人心所向」，到了這般田地，碼頭工人已由被迫討薪，變成「維權英雄」，市民也好、政客也好、社運也好，全部都將先前未能聚焦的各種「訴求」，全部押注在工人身上了。工運參與者變成了「先鋒」，看來要退也退不了。

也聽過一個故事，叫「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可能最後還會有人秋後算帳，當成我是幕後黑手也說不定。不過對於歷史教訓這回事，也又不知日後如何向子孫交代了耶?

有一個案件也請各位對「本土研究」有興趣的人士參與一下。我也懶得自己寫了，讓我照抄原作，註明出處：香港電台香港歷史系列二，在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晚上7時，在無綫電視翡翠台播出。各位可以「欣賞」一下。

港台的「介紹」是這樣寫的：

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由1月12日開始至3月8日結束，歷時56天。罷工由開始時的數千名香港海員參加，演變至後來的全港工人同情大罷工，罷工離港人數更高至12萬人，成為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貨幣對外匯率大幅貶值，通貨膨脹，工人生活日見困苦，以致20世紀初的香港工潮不斷。對於香港海員來說，除了工資低的問題，他們還面對華洋工人待遇嚴重不公平，以及包 工制的剝削，令到他們決心組織起來，於1921年3月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決心與資方對抗，爭取公平待遇。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以後，先後三次向資方提出加薪等要求都不獲理會，海員總會最於在1922年1月12日正式宣佈罷工。在罷工令發出的24小時內，就已經有90艘輪船，大約1500名海員離船，在海員總會的安排下返回廣州。

同時，亦由於廣州政府的背後支持，令到當時的殖民地政府認定，是次罷工並非單純的經濟性罷工，是孫中山在背後一手策劃，目的是攻擊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所以港府一直都對海員採取不退讓的態度。

另一方面，在組織罷工的同時，海員總會亦一早聯絡了其他12間工會，組成「十三太保聯盟」，團結勞工力量。全港各行各業的工人，更於1922年2月下旬實行同盟總罷工，使原來的海員罷工演變成全港工人大罷工，香港政府隨即宣佈「戒嚴令」，香港市面陷於癱瘓，經濟損失更加是不可計算。據當時的報章統計，參與罷工的工人總數超過12萬人，佔當時的香港總人口超過四分之一。

最後，殖民地政府、勞資雙方在香港大會堂簽字達成協議，海員總會提出的要求全部為資方接受，並宣布在3月8日復工，正式結束歷時56日的海員大罷工。

海員的勝利，使整個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高潮。海員大罷工培養了一批工人運動的積極份子和骨幹，如林偉民、蘇兆徵等；鼓勵了以後的工人抗爭，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各行業工人進一步認識到加強聯合、團結的重要性，更加明確地認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開始了中國工人運動的新紀元，是中國工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以上報導，完全沒有加鹽加醋。只是照抄。到底歷史有沒有「照抄」這回事? 大家等着瞧吧。至於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工人早晚要部署如何做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安排。

退可以守，在於「道德高尚」，不佔道路，但仍能「長期聚眾」抗爭。進可以攻，在於人潮聚集之後，去向可以發揮到影響力。這個人潮去向，推測如下：

第一，     獅子銀行的英國佬果然又是早著先機，「拉閘」預防。因為地下的空間，先前已被社運人士佔領過一次，好不容易才能清場，這次要不是預防，那個「風涼水冷」的偌大空間，剛好在長江中心對面，是「後勤基地」的最佳選擇。之不過，銀行當初是答應了那個「空間」是「限時的公眾空間」，不能老把捲閘落下，光是每個週日都「幫趁」的家傭就極度不爽的了。工人隨時會像先前的社運人士一樣，乘機霸佔。而這個霸佔，也是無法制上的：因為工人有權「路過」!  而銀行不能永遠落閘，當「路過」的人數變成無限大，這又個佔領有何分別了?

第二，     工人本身也一早發現了，在長江中心後面的公園，原來早已被長江「佔領」，「被命名」為「長江花園」，還設有公厠，這個空間變成後勤基地，也又名正言順是長江中心的一部份嘛。

第三，     對面街的「摭打花園」，也又從來都是示威熱點，空間也又不缺，設施也足夠，人潮聚腳容易，看來佔領也又無可避免的了。

第四，     花園道對面的「香港公園」更加是空間無限，設備更好。工人可以「下午茶」也不錯，鳥語花香，充完電，可以繼續「快樂抗爭」。

之前我也指出了「長江中心」這個地點，是「龍蟠虎踞」之選，應該完全準確。光是以上周邊設施能容納的人數，絕對多過香港大球場。

一百五十年前，英國海盜上岸，就是在這個地方架設起一個管治中心出來。「首富選址」，又怎會沒有考慮過這點呢?

這股「人潮」能凝聚的話，要是向海旁走去，就是政府總部和新立法會大樓；向山邊走去，就是梁振英的總部以及美國領事館，可以鬧出一個國際大新聞出來；向東邊走去，那是「阿爺的錢箱」中銀大厦，多走一步就是最高法院；換言之，香港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機關，都只是幾分鐘的腳程。這個還不是心臟地帶是什麼?

而向西邊走去，那可更加哇哇不得了：那是香港所有富豪闊太購物消閒的置地廣場和文華酒店。

各位「地主會」的首富們，日損斗金事小，因為正如工人正確地指出，這些老闆們的身家「十世都食唔完」。而即使香港玩完，也只是小菜一碟。但老闆的太太們要是終日鬱悶在家，而老闆又不能出門到中環上班 (或者說是到中環實是暗渡陳倉找小三)，肯定「日日家嘈屋閉」。看來這個才是最終令到各位首富們要和談的條件也說不定。

理性不時興了嗎?

今時今日，要講理性，的確有點難度。

今屆港台大專盃三十週年比賽，勝出的是中文大學。論票數的意義不大，因為事實上分數十分接近。而正方教院的學生，在演講水平方面絕對沒有什麼問題。值得反思的，倒是觀眾的反應。看來，香港實在沒有什麼空間可以講理性。

對於該場比賽的表現，一般的評論是「很悶」。因為「反方竟然沒有作出任何攻擊」。

辯論真的要「攻擊」的嗎? 有人拿着中大的筆記，謂「必攻不守」嘛。兵法是這樣寫的，中大的教材也是這樣寫的。原來是這樣理解? 那麼看來這份筆記還真要再寫得詳細一點才成。

講到底，學術辯論是講道理、也應讓人學懂如何講道理；至於道理怎樣講才會比較動聽，那才輪到口才的考慮。這個先後輕重不應倒轉。《論語》有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繪事後素。這本來就應該是中國人的文化素養才對。又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還要再講得坦白一點嗎? 因此一個辯論員假如真的要學辯論，第一戒是戒「表演」。先要反躬自問，學問造好了沒有。

所謂：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這個渾然不覺，也又是兵法有寫嘛。假如一眾街坊也還不覺得悶的話，還有這一句包保所有自認「辯論專家」的人也要悶得白瞪眼：今場比賽，中大台上辯論員所收到的作戰指示，是「不作回應」。因為所有需要回應的材料都已經由辯論員一早準備好，攤好在枱面上，只等對方講到什麼、就在自己面前的卡片之中拿出什麼，實在沒有什麼需要「回應」的東西。既然早就有備而來，又有何臨場反應的需要呢?

至於所謂兵法也者，看書請看全套：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換言之，預算要有怎樣的攻擊，就讓你看到怎樣的攻擊，還算是攻擊嗎?  

到底所謂「攻」字又應該怎樣理解?  《孫子.虛實篇第六》：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戰場主導權這回事，從來都是看部署的，與表演無關。即使不作回應，正方的立論也一致得不到評判的認同，到底這又算是有攻擊還是沒有攻擊? 看不出來嗎?

廣東俗語有這個講法：內行看門路，外行看熱鬧。所謂「很悶」，那是因為看慣時下流行的所謂「精彩辯論」，不外乎鬥吵鬧。既然沒有這些娛樂安排，算是「趕客」了吧。

到底為什麼「不作回應」也可以說服評判呢? 也又當然會有不少自認專家的人出來指指點點。喜歡挑骨頭的可以隨便，之不過到底終審法院的大法官、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以及副廣播處長，對着一個政府政策的議題，又算不算是專家呢吓?  

其實評判的評語當時也講得相當明白，就是到底在正反雙方的陳述之間，評判可以有什麼選擇? 這一點要是聽得清楚，也又應該考慮到，到底評判們平日在議會之中以及法庭之上，是如何衡量怎樣才算「較為可信」的。這個才是理性討論的重點嘛。

先從題目分析入手。題目為《香港房屋政策失敗》。第一層分析：題目為「實然判斷」類，辯員須就命題提出的判斷，進行論證，以證立或反證該判斷是否符合要求的標準。

題目文字較為含糊，皆因使用了一個「虛字」 - 失敗，作為判斷。因此到底何謂「失敗」，這是構成命題開展的最大困難。假如命題字眼改為「未能達標」，此乃相對客觀科學的標準，雙方只需要確定「達標」是什麼意思即可開始討論。但「失敗」又是否等同「未能達標」呢? 而即使直覺地認為等同，那麼所謂需要達到的「標準」，本身又是否合理呢?  因此在未開始討論之前，光從語理分析，己可得出一個「吊詭」情況，就是「假如標準不合理」，那麼達標與否、和政策失敗與否，兩者之間不一定有邏輯關係。

因此根據第一層分析，正方已需要首先證立「正方所提出的標準是合理的」。而觀乎現場的情況，正方對於「標準」，是取材於「政府自訂的量化指標」，而解釋是「政府訂定目標當然有理由」，但到底是什麼理由呢? 這點似乎並無說明。

換言之，只是指出「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標準」，這是「存在就是合理」。這個說法不一定有邏輯意義。這一點，反方有明確指出質疑，而評判亦接受這一個質疑。反方另外提出了衡量標準，就是按聯合國所要求的普世標準。再提供數據證明目前基本上是全民受惠、並己達到普世標準。正反雙方兩個「標準」截然不同，評判在很早階段即要面對「二擇其一」。

第二層分析：到底按「同一律」而言，命題所指的「政策」是什麼意思? 是一個連貫性的概念還是一個可以獨立分割的措施? 這點其實評判在現場也已指出，否則就不會出現「十年建屋計劃」這樣的名稱和概念。因為政府施政，有其組織和層次：目標之下才有政策、政策之下才有計劃、計劃之下才有措施；一板一眼，才能組成政府的具體工作。

因此評判才又有意見，到底「個別計劃和措施的成敗」，和「政策」本身的成敗並不一定相題並論，兩者之間也同樣不一定有邏輯關係。這一點質疑，反方亦有指出，而評判亦接納此一論述。

第三層分析：到底「達標」是以最終的成績計算還是中途的個別階段計算? 因為這個量度的方式會有很大的推算分別。例如正方所指的「十年建屋計劃最後有十多萬戶寮屋居民不能入住公屋」。要是情況這麼嚴重，香港捱不到今天吧? 而反方所提出的統計數據，「廣義的弱勢社群」，在2012年佔不到全港住戶的1.5%、挺多是幾萬戶。兩個數字一拼起來，只會留下一個大問號：在香港人口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那些數以十萬計的寮屋居民現在那裡去了?  只能是最終都解決到住屋問題吧?  否則統計數據有數十倍的落差!  這個想法合理嗎?

因此評判在現場也又提到了，到底衡量「成績」，是以最終表現計算還是分段表現計算? 而這個思路，又將評判帶回到第一層的分析裡面去了。

因此在邏輯推演的過程中，只要反方能提出有效和合理的質疑，正方的立論就只能不停地被困在原地循環而無法推進，也就無法達成任何結論。因此評判又有意見，講到「差不多可以預見會有什麼答案出現」。而反方拋出來要正方拆解的質疑包括「其他環境和政策的限制」等等，於是乎外來因素、規劃限制、經濟政策…. 都構成針對「個別計劃」和「個別指標」的成績不能用於衡量「政策成果」。正方需要逐一拆解的話，幾近不大可能，但又不能置諸不理。於是疑問越堆越多，評判心中的問號，也就自然越積越大。

而反方由始至終都在重複「現時全港市民的住屋需要基本已得到解決」，並提出一組整齊的數據以作論證；而需要特別照顧的，不到1.5%。而正方一直也沒有反駁到底這組數據有何不妥。

亦因此反方全場的部署，都只是「質疑」、而不是強求拆解正方的立論。基本上也不必要有什麼嚴謹的舖排，只需要針對正方立論理據不足的地方，準確地提醒評判即可。而如果正方不能「釋疑」，亦即立論不存在，那結果當然是「疑點利益歸於反方」。這種情況，犯不着什麼「舌劍唇槍」了吧?

這也還只是表面的包裝而已。因為假如真的要「舌劍唇槍」，硬要表演所謂口才的，也不是不可以。不過，這樣做，在學術上和操守上，是對的嗎? 這層考慮有點沉重，但也又是同樣道理，就是辯論的重點是講道理，對於不合道理的東西，當然不能提出和認同嘛。

各位可有聽到反方指香港的房屋政策很成功的?  又或者聽到反方指少數弱勢社群是不需要解決燃眉之急的?  甚至可以聽清楚一點，到底反方有沒有指斥正方對政府的批評是錯的?

講道理的難度就在這裡嘛：政府的房屋政策實在贊同不了，弱勢社群的確有解決住屋的燃眉之急，而正方對政府的從不達標，批評一點沒錯。反方即使要想嬴比賽，也不能違反學術原則和社會良心，講出一些看來漂亮的說話來，將錯的講成是對

講到這裡，相信對於反方同學的忍辱負重，會有較清晰的了解了吧? 一句「不作回應」的確是因為回應不能輕率，不可以將錯的講成為對的。因此唯一選擇，只能令正方不能成功立論。

可惜港台也不能「造馬」，站方是抽籤決定的。要是由中大做正方，那才好玩呢。

香港的房屋政策之所以不可能會成功，是因為決策缺乏民主、執行也缺乏民主，市民無從參與。因此目標不可能正確，而據此不正確的目標、在不配合市民真正需要的情況下勉強執行，結果也不可能會成功。因此結論是「香港的房屋政策其實一早注定失敗」。這種失敗，不單止有綜合性，可以從以往事實加以檢查；這個判斷甚至是前瞻性的，按目前的情況推算，一個錯誤的開始，將來也必定以失敗告終。

能講得出既有綜合能力、又有前瞻性的道理，這才算是理性造學問嘛。

做人難，做辯論員更難，要做一個講道理的辯論員，那是難上加難。

港台大專辯論賽三十年思緒

港台今次籌備三十週年的記念活動可真不容易。十年人事幾番新，更何況是三十年。

踫巧今日收到英國鐵娘子戴卓爾夫人辭世的消息，頗為神傷。香港人認識她的時候，也又真的是這個巧合的時空。而這個「三十年」也又真是過得匆匆。

1984年第一屆大專盃舉辦之時，正值戴卓爾夫人1982年訪華之後，中英談判正式開展。當日社會氣氛甚有風起雲湧之勢，港台也很懂得把握時機，在1983年與學聯携手、就社會關心的各種問題順勢推出一個學術活動，口號正是「衝出校園、關心社會」，而正式比賽在翌年舉行。我手頭上還有港台精心用「油印紙」準備的「參考材料」，陳耀南先生手寫的講義；當時是港台戴健文先生親自到各大專院校搞講座時派發的。三十週年決賽當日，見到戴先生仍精神奕奕上台合照，當真是三十年如一日。敬業樂業的港台精神，令人佩服。

《大專盃》與之前的純學術辯論氣氛截然不同。查中文大學正式校方記錄，第一屆港大與中大的辯論比賽，題目是《大學教育應更加注重技術性及實用課程》(各位前輩如有更正，請不吝賜教)。時維1972年中大馬料水校址啟用。港大和中大雙方派出隊員除了比賽之外，交流才是主題。項目包括「交換代表」進行混合賽，真正做到不分彼此。我本人也有幸參與過，就是連習訓也是一起進行的噢，可惜那是一個令人極度心傷的年份：1989。青春的日子斷裂得有點驟然。

時光飛逝，一別數年。留學歐洲回來，已是1993年。這個二十年前的當日，正巧師父陳永明博士「過檔」浸會學院，執掌中文系、兼任浸會辯論隊教練。浸會隨即拿下接連兩屆大專盃冠軍。論「一代宗師」，應該算陳永明博士才對，因為在他領隊之下，總共是拿下五屆冠軍!

命運就是這樣離奇。本來我也只是一眾舊人之一，但中大正值群龍無首之際，竟然要臨危受命，協助抗擊自己師父帶隊的浸大。1995年在一眾校友協力之下，中大截住了浸大的「三連冠」。而我亦由臨危受命，正式應聘中大教練職務。而也是同樣有賴中大團體協作，令校隊重奪其後兩屆冠軍。我一直跟校方也講得清楚，隊務是新舊師生與校方共同維護之事，我這個代表的責任是協調各方，以建立自然永續的承傳。而非常幸福地，中大仝人真正做得到這點。三十年的薪火相傳，就是這樣鑄造出來的。

而不講也又有很多人不知，陳博士是公私分明。擂台上他的格言是「比賽第一、友誼第二」。但私底下，他的枱頭就老是放着1990年他和中大辯論隊合照的全家福。他在香港的那些年，每年新春我都會親自拜年，中國人的師父是終身制的噢。

言歸正傳。港台把握的時代脈搏也又真的很準確，因為《大專盃》作為一個學界精英的活動舞台，也又真的見證到新一代的社會領袖人才輩出。而中大很榮幸地，仍能維繫三十年來的一眾舊生，秉承薪火相傳的學術宗旨，一直支持這個極有意義的學術活動。

今次港台需要邀請各屆代表派人準備的特別訪問節目《辯論宗師》，中大可以一口氣按年提供人名，最後定下名單是：第一屆代表張志剛先生(行政會議成員)、第八屆代表陳志全先生(立法會議員)、第十三屆代表鄧飛先生(香島中學副校長)、第十六屆代表廖舜禧先生(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這個點將錄應該不算「封神榜」，因為中大從來都是團隊工作，我身為前教職員以及校友會主席，也只算一個「為人民服務」而已。參與辯論隊工作的校友，為數其實在百人以上，個個都是精英。反正港台的任務只是叫我「找人」而已、沒有叫我站台嘛，而我也只是據實回報：人多的是，隨意挑選。

而講到三十年來的台上演出，大學初哥的即場表現，可以謔稱「蝦碌」的場面也又不會缺少。要點算辯論員出錯真的不難，實在台上的演出不會出錯才怪。例如決賽時候正方的結辯可以大喊一句「今日的命題絕對不能成立」，連他自己也笑了出來、匆匆糾正；而遇上談論數字的時候，數位錯誤固之然不在話下，百份比念完之後加起來多過一百的都有。至於更為詭異的時空錯誤、人物錯配、張冠李戴等等情況，簡直不能盡錄。至於錯解法律條文、誤解立場聲明，也又是常見得很。

如果港台想搞一個「蝦碌大全」，內容應該會相當豐富。而我也有在內部教材有所收錄。不過當然，按學術操守，也又不宜胡亂引述。但凡上過台的，都知道只有短短幾分鐘的時間，但題目是政治經濟社會各科紛陳無盡，要事後孔明挑骨頭實在太易。因此我準備給隊員的參考材料，也只是註明：請盡量少犯錯。相信隊員也知道我絕少公開批評對手的。而我的筆記裡面寫得出心悅誠服的，總是港大的某幾位前輩。

本來一場簡單的學術活動，興緻有餘就是，但反而真正感受到對社會有所貢獻的，是十年前的事。時維2003年，正值教改進退維谷之際、香港在沙士洗禮之後。當時教育界不時傳來教師執教困難的苦況。而正值我在中大開辦政政和通識的《政治辯論》課上了軌道正式成為主修科目；同儕覺得也挺管用，於是謔稱「私器公用」，拿了教學個案去「拆件」改裝為《融辯入教》。其實只不過是「活動教學法」的一種，但由於在組織和運作上，學生自動參與的程度增加，於是教師的工作逐步由主導調整為引導。結果課堂討論學習的氣氛大為改善。到2009年總結大會的時候，有些老師講出學生的進步時，感動得當場流下淚來。原來最管用的，不是什麼高深技巧，而是讓學生最平實地學懂如何講道理。

回頭一望，如此這般，三十年就走過了。真是不經不覺。

人生如夢，作為一個很討厭數字的人，實在我的正職是金融。替國家安排過人造衛星上天的融資、替地下鐵路搭建過國際銀團；目前仍保持幾個行內的記錄，包括新股上市最大倍數超額認購等等。絕對應該只是一隻賴死在中環的肥貓。但即使肥貓也有九條命吧，兩種生活不知如何可以併得起來? 不知這個平行宇宙式的學術生活是否也算是「通材」的一種生活模式? 也許吧。

但做人有時除了要懂得「投入」，也更重要的是懂得「抽離」。因為辯論的舞台太吸引，一踩上去，每個人都不自覺的飄飄然，以為都是為民請命的社運英雄。其實最精彩的演出，也總有離場的時候，「虎渡門」這個環節，同樣也是人生很重要的學習重點吧，否則凡事只學得一個雄辯滔滔，又能經世濟民否? 木人巷的目的是讓人學懂如何打出去.

人生才是最重要的舞台。辯論的擂台，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歷煉台階。假如辯論員能夠對社會有什麼貢獻的話，應該在擂台以外。

佔領中環，誰是主角?

佔領中環的主角，將會是貨柜碼頭的「新工會」。

佔領中環這個概念不新，去年本來就是由「佔領華爾街」一役衍生出來的一場社運，尤其是一班最後決定在匯豐銀行地下集結，搞露營、唱歌煮飯、賣菜園村有機菜的一大伙社運人士。當中尤其以「本土新左派」為主。倡議的是「後資本主義」的本土立場。當然是焦點模糊兼夾婆婆媽媽得要命啦。

亦很正常地，由於打着「左」的旗幟，而挑戰的又是「中環價值」，在大家炒樓炒到飛起的時候，當然最後是「清場」了事。而社會大眾也又真是連眼尾也沒有多看一下。也要佩服獅子銀行的一眾鬼佬大班，英國佬果然盡得殖民地功夫真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後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合情合理合法地「清場」。

好了，鏡頭一轉，今年輪到學者出場。藉機是「普選」問題，既然中央派出大員「鎮壓」，搬出一個「喬裝普選」出來，那正好順勢借力，跳出來挑戰啦：今次夠晒高度可以符合「學者」的身份嘛。

不過今次有點「聲東擊西」、或者應該說「聲中擊西」。因為問題出在西環、河水要來犯井水，幹啥搞中環? 而好玩的地方在於：西環的反應比中環更快! 看來今次的叫陣是有點「靠譜」了。

靠譜在那裡? 就是「中環」要是不保，那麼「西環」也自然不保。這個變了火燒連環船，一眾「既得利益」的金主難道會乖乖等人「阻住發達」乎? 要是這個搵食的前題保不住，那麼西環那邊肯定日子不會好過。先一排由於「工作不到位」，中環對西環的「告御狀」震撼中南海，結果西環兩員前朝大將，據說是經已「外放」。那麼新接手的少年才俊，難道會想英年早逝乎? 於是乎反應之快、格調之高、簡直令人咋舌。

當中的來來回回、拉拉扯扯也先按下不表了。為何我會說，今次的「主角」會換成「碼頭新工會」呢?

有一點這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是搞不通的，就是社會意志不會隨着學者的指點而「循規蹈矩」。學者習慣了在課室裡面高高在上，手握派成績表的大權，面前乖乖聽話是一班少男少女。長期浸淫在那種環境下的，要他們放下身段「打拼」，開玩笑了吧。

而今時今日，社會焦點在那裡呢?

貨柜碼頭一役，現在正以超光速完成「反抗力量總集結」。先前所有失焦的「反中」(反中環呀各位，別上綱)，現在都變成非常力氣有力地 – 一起挑戰中環價值。而參考「國教」一役，帶頭點火的，也只是幾個家長和一班小朋友。談的還只是「虛無飄渺」的「價值觀」。今次的「工運」，是有血有肉、殺到埋身的「資本家剝削」，而且主角是「天字第一號資本家」。大家想想這個「完美風暴」的組合會有什麼劇情開展?

因此回頭再細看這次火頭的「形成」過程：三個互不相干的貨機操作員，出於個人義憤四出張羅「討薪」。走遍各大工會，原來都是和中環同一立場 (保持西環式維穩)。於是向原本最不是首選的「職工盟」求助，一拍即合。期間又懂得「找傳媒」，而傳媒又是「肥佬黎」的最為「瞓身」。繼而 Facebook 召集，糾集過萬民眾聲援。前線「揭竿起義」，各界社運人士自動雲集。立即己迫使「首富」要靠法庭出動禁制令「清場」。(試想想獅子銀行的法律手段是拖到最後一分鐘才用的噢)。

高下立見!

現在據報是連「家傭」都出來「送飯送水」，所有打工仔「敵愾同仇」。也又試想想，到底將工人趕離碼頭，而又若然行動要「升級」，下一站會到那裡「集結」?

除了首富的中環總部，還作何他想?

而這個地點只可以用一個「絕」字來形容。因為正好「龍蟠虎踞」，完全「鎮」住香港的中心位置：半山花園道入中環(連接美國領事館/禮賓府)、中環往金鐘、中環往灣仔、面向中英兩大銀行以及舊立會大樓。這個「心臟中的心臟」，正好是兵家必爭之地。若要「佔領中環」，這個才是最佳選址。

而非常有趣地，客觀環境已經替這場運動選好外境地點了。主角也已捧出、配角自動「埋班」，連「龍虎武師」也在做好熱身了。觀眾亦不等開場，自動入座、在網上看好預報 – 劇本早已寫好。

而一班學者還在拉扯。

大家還會有什麼懸念嗎?

中國的憲政夢

這幾天因為譚慧珠「一言驚醒夢中人」，認真的查看了到底《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情況。詳情後話，倒是當中一個大喇喇的簽約國名字，看罷嚇得人仰馬翻：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簽約時間為1998年10月5日，亦即香港回歸後一年、澳門回歸前一年。

這下可要考起了……到底偉大的祖國有那麼多的「代言人」爭着替阿爺解釋「公約並不適用於香港」，噢嘩，那麼名正言順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能保障還要多唄。起碼目前仍未聽到什麼風聲，說「公約並不適用於中國」，因為假若如此，那麼在1998年簽約的時候，難道那是「冒認簽名」乎?  而觀乎事態發展，也又不能這樣講噢。因為很明顯，中央政府不單止沒有否認「己經簽約」的事實，而且還正正經經地一再宣佈「會盡快施行」(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閉幕，總理溫家寶接受記者訪問回簽內容)。

至於為什麼拖拉了十年還未正式「實施」呢? 其中一點是有關「死刑」的保留。須知公約本身不是鐵板一塊，每個國家也會因應自己個別情況而要求「部份保留」不予實施的。而其中爭議較大的是「死刑」問題。這一點倒是中國和美國扯個平手了，因為美國也是在簽約後，提出了「保留」條款的，其中就包括了「死刑」。美國憲法並不禁止死刑而且個別州政府是仍實施死刑的。那當然，也又不一定和中國相提並論，因為其中第九條有關「公平審訊」這一點，美國就肯定完全沒有保留。

對於國際條約的「適用」範圍，也又要嘮叨一下，那就是「必須經過本地立法予以確認實施」，這是主權問題嘛，每一個國家的法律也不盡相同，因此《公約》也按相同法理，必須要經由本地立法才能實施。在沒有本地相關的立法，《公約》即使簽了也不能算是落實。但簽約國絕對不能「抵賴」不實行，因此極其量是一個「時間」問題。因為本地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

例如英國，早在1966年《公約》起草完成時己第一時間簽約，但由於其全球不同地方的「屬土」情況複雜，決不可能一時三刻完成所有相關的本地立法程序，因此要拖拉到1976年，亦即簽約後的十年，才能確認已經「實施」。當中還有不少「保留」條款。

倒過頭來看看中國，相信實施的難度不會比英國低。而中央政府也又不是閒着無聊。因為根據中央的「進度表」，也不能算是「慢」的了。以下是「抄自官方網站」的聲明：

2004年，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使人权保护上升为宪法原则。近年来，中国先后通过《国家赔偿法》、《监狱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师法》等一系列新法律，分别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作出了重要的修订和修改…最近更取消了亟具爭议的《劳教法》。

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也又不能硬說中國沒有「努力實施公約責任」噢。問題可能真的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而這個「落差」也又甚是「磨人」。

剛在溫家寶卸任前的記者招待會，他也具體交代了一些事，就是「選舉」的問題。當中也印證了2012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3月4日新聞發佈會，大會副秘書長兼發言人李肇星的「發言」：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因此，我国选举制度采取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主旨是：中國因為交通不便和發展不平衡等等「技術問題」，才未能在全國實施直接選舉。目前情況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並行」。他真的沒有推搪說「直接選舉不符中國國情」耶! 甚至明確地表明「直接選舉才是基礎」，未能全面實施只是「還有困難」。

所以只能說，中國的憲政夢，理論上來說是和普世價值看齊的才對。只能說，很是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