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工時爭論的可悲

香港還在爭論一個十九世紀的命題。看着只能說可悲。

人家真正搞「知識型經濟」的，早已不拗這個東西的了。香港要拗的，倒不如拗「取消奴隸制度」好不好? 香港真的是遍地奴隸嘛，因為假如財政司司長拿三百幾萬年薪還要「呻窮」認「中產」 (也還別忘了他拿的是淨現金薪酬、住屋津貼「咁高咁大」，還未計其他各種福利呢)，那麼其他的各色蟻民，拿個十萬八萬的，一世只想替地產商打工的也沒有希望，這個境況不是奴隸制度又是什麼?

言歸正傳，說到底，工時之爭，其實不能和「工作生態」抽離來談。香港實在需要一個怎樣的工作生態，這個才是重點。計時、計薪、計福利….凡此種種只是「萬殊色相」而已。

到底所謂「知識型經濟」是怎麼搞的? 而這個「爭拗」又是什麼一回事? 看看「震央中心」的《硅谷》在搞什麼吧。

話說2013 年3月2日《信報.投資者日記》畢老林的專欄有一則《雅虎奇招清理門戶, 搵食艱難中產哀歌》。

主旨為引述美國互聯網開山祖宗之一的《雅虎》因為「業績隕落」，因而重金禮聘《谷歌》之主政人 Marissa Mayer 過檔主持大局。而這位大姐，是出名的工作狂。上任之後，第一個大動作，就是「取消在家工作」的安排。

查當年互聯網新興之時，業界人員是極度自由的，因為「沒有自由就沒有靈感」，因此「新世代的工作態度」，就是要「自由」。因此穿著自由不在話下，即使要帶心愛的寵物上班也是鼓勵的!  而衍生出來的，是「上班時間和地點的自由」，因此才有雅虎現時所要「處理」的「在家工作」問題。

這個東西本來不是問題，因為當年推出之時大受歡迎。尤其是「新世代」既要講求工作滿足、又要平衡家庭責任。因此視之為德政，尤其是確立男女平等這一點，女性可以在家庭崗位和工作崗位上，不必面對「假兩難」的局面。

不過有謂「時移世易」，對於雅虎的業績，華爾街的大鱷當然又是要挑骨頭才能「解釋」這個「投資回報」的難題。於是招來工作狂的大姐大，誓要「修理」雅虎一下。於是乎很順理成章的，就推出了「取消在家工作」這一新世代德政。

而第一個跳出來叫好的，是「地產大鱷」 Donald Trump，而第一個出來質疑的，是「創意商家」維珍集團的老闆 Richard Branson.

但香港這邊的信報專欄，卻推論出「二流專才命途坎坷」…這個推理在邏輯上不能說是錯，但總有點「跳綫」的氣味。因為在「修理」的過程中，Mayer 大姐的確是說「不接受就另謀高就」，因此畢老林認為這是「中產哀歌」。但這和美國的國情又不能相提並論了。而再提出「這種在家工作的人….是甘於自我放逐、閉門造車的員工…」，更可見畢老林對美國硅谷情況是「一竅不通」之至。這個推理，在「事實」上，的確是風牛馬兩碼事。

要看，請看看華爾街日報、新聞週刊、以及彭博資訊等等美國刊物吧。

涉及事件的，是美國科技業界最頂尖的精英、不是什麼「二流專才」，而修改工作合同的條款，不能不和僱員重新談判。雅虎和美國科技業界担心的，不是「這些人下場如何可憐」的問題，而是「人才流失」的問題；更兼而提升到「工作權利」、「兩性平等」的問題，這個可不是「飯碗」這麼簡單。

Mayer 其中一項「自相矛盾」的措施，是「自資在辦公地點附近建設一個托兒所」，讓她自己可以和孩子時刻親近。但對也有家人要照顧的女下屬，卻要強迫離家!  女下屬的指控很簡單：公司有本事把她們的家人也搬到公司來嗎? 即使能夠，但「家人的其他生活自由」又如何擺平?

這個爭拗有更長遠的背景歷史，就是雅虎和谷歌的「工作生態環境」不盡相同。

雖然大家都是互聯網的巨頭，但谷歌的辦公室，是設有各種生活設施，讓谷歌人樂於留在公司的。因此才又有大姐大「搬」到雅虎之後，也「忍不住手」自掏腰包要建一個托兒所。反過來看，很明顯是因為雅虎根本就沒有這個設施嘛!  因此這位大姐大的所謂工作狂，很大程度其實是谷歌「家庭友善」的措施，由公司出錢讓員工甚至家人樂意留在公司，而不是反過來要員工有抉擇的需要，「要拿公司的錢就先放下你的家人」嘛!

而 Mayer 大姐也又不是甚麼無良僱主，她也是想搬谷歌那一套成功先例到雅虎的。例如她的見解是「創意需要面對面的互動」，因此才又推理出「不到公司上班就不能提升創意」。而「創意」這一點是「知識型經濟」非常重要的。

看過前述那些背景資料，相信對於真正的爭拗才又有點更準確的理解了吧? 真正令到「雅虎不能變谷歌」的，起碼在目前的條件下，不是在於大家是否趕着下班回家甚至不出現在辦公室，而是兩者的「工作生態」能否相提並論。而如果公司能出錢出力出心，讓員工可以「樂於面對面互動」，則雅虎才有可能變谷歌也。雙重標準的話，肯定車毀人亡。

香港的無良僱主除了不會想想僱員和家人的需要，當然也又不能理解到這個層次上。況且這個「家庭友善」的條件，是要僱主掏腰包的，那就更加是先天性有抗體的了。

而說時遲那時快，剛在寫這個的時候，《南華早報》送到門口，信手一翻，其中標題就是《香港機場保安公司加薪留人》，原因是「經過長時間調查之後」，有需要避免員工「近家擇業」，於是遠在天邊的機場當然要加人工才能把人留在工作崗位上囉。很常理吧。

不過在這裡可以轉一轉話題，就是 Mayer 的理論是否真確? 到底是否「面對面互動」才能有助創意?

就這一點，我當然又是打爛砂盤查到底啦。答案是：很成疑問。

看看幾乎同日刊登的文章就知道：2013年3月2日 Bloomberg Businessweek p.27 的科技行業專欄  SAP Dials It Up To Warp Speed.

SAP 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應用軟件供應商。對於只知上網的香港蟻民也就不一定知道這個名字，對於連電腦也不懂得用的香港「地產霸權」也又更加免提了。SAP 其中一項骨幹業務，就是「後台數據庫系統」。沒有了這種後台系統來儲存和整理數據，前台的作業軟件或者大家最習以為常的搜查軟件不論如何高明，都只能算是老鼠拉龜。

SAP 也和雅虎有類似的麻煩，就是越做越大之後，軟件的「創意」開始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尤其是「雲端」技術出現之後，經雲端協作而產生的存取系統越來越便宜，反過來讓客戶開始挑剔 SAP 的成本和效益不成比例。

面對這種情況， SAP 可以有什麼選擇呢？是否像雅虎一樣，讓大家卡在一個辦公室裡想辦法就能有助解決問題？

SAP 採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但最重要的分別是：SAP 成功了。

最新推出的存取系統，可以用4秒鐘的時間，處理好一年之前要用兩個星期到一個月的時間來處理的數據！

這個叫 Hana 的系統，在一年之內的銷售額上升100%，達到2.67億美元，超過一千個商業客戶還在大排長龍要安裝。它的原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儲存數據不再使用大型的傳統旋轉式硬碟、改用比較昂貴的集成電路。這個簡直是「他媽的簡單」笨方法，從成本上來說是有點「倍數的增高」，但作為收費服務(尤其是提供操作這套系統的獨家軟件)，客人想到「一個月的功夫可以用4秒完成」，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半點抉擇難度。

那又到底這個「絕世好點子」是如何「想」出來的呢?

SAP 在2009年也開始思索這個「轉型」的問題，而老闆想到的，不是把專家關起來迫他們思考，而是反過來，把專家分開成為很細小的小組，把他們「外放」到遠離總部的輕鬆自由小地方，比較像大學的夏令營多一點，讓專家們自由發揮。結果是「古靈精怪的主意源源不絕」地反饋到總部去。十萬八千七個都可能不管用，但當中就由這個 Hana 系統用最不可思議的簡單方法就把一個老大難的問題解決掉。這個情況有點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只是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而已。

但對於這種「創新」最大的阻力，全世界也意想不到，就是SAP 自己的科研部門。指控是「新技術令到原有的賺錢系統快速被淘汰」。噢，這個本來是這個意思吧? 只不過，被淘汰的，除了是競爭對手的產品之外，連自己的產品也面對「競爭壓力」，也其實也很常理的。但更常理的是，假如老闆居然用「脫離正常科研程序」才能解決得到問題，那麼這個應該負責「創新」的「中央科研部門」，是否要思考它的存在意義呢?

這個情況和 Mayer 的設想完全相反噢! 就是「集中起來面對面的互動」原來才是創意的最大障礙。

而 SAP 的老闆更加幽了市場一默，請來了新世代的「大師」來公司教導員工如何保持創意。Deepak Chopra 大師的教導也很簡單：多睡、少吃，經常冥想。其中最「癲」的點子是：如有需要，請配戴 Dream Weaver 眼罩。這個東西是用電磁波光譜令人產生發夢一般的幻覺。大師說：這是我在17 歲吃迷幻藥時想出來的好主意。

死未?

當然，我的打爛砂盤查到底的毛病不會停在事實引述的層面，學問不能缺。於是又跑去看書，買了一本「奇書」來核對了。看來 SAP 的方法才對。

這本書是 Quiet :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 Susan Cain, 2012 Penguin Books.直譯是《寧靜：內向人才在喧鬧世界的影響力》。

這本新書由推出開始一年之內快速上升到銷售榜首。正好衝着後金融風暴的反省思潮。當中也不是「口號」這麼簡單。而是搜證了極大量的個案，以及橫跨幾個世紀的專家科研結果，得出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就是「創意是一種不能和自然生態分割的活動」。既不是完全遺世獨立的隔離、也不是時下流行的強迫參與腦震盪。而是一種平衡的自然狀態，能讓人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同時也有友善聆聽的互動環境、間中也要有爭執詰難的挑戰環境。

對香港的教育專家來說，這本書的研究材料足夠讓大家好好反省一下：我們的所謂「新精英教育」，尤其是強迫參與的所謂「團體活動」是有助還是有害學生的成長。

答案看來是否定的，因為香港的一套沒有科學研究的根據。

智性的成長甚至人格的成長，不能通過強迫集體活動來達致。而強迫集體活動的手段，對智性和人格的成長隨時是有害而不是有利的。其中提到一個很著名的「認知試驗」，情況是：當個人被放在集體的環境中，對於「錯誤」的信息，不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判斷；個人獨立判斷的犯錯比例大約是14%，集體思考犯錯的比例是25%，而在被「集體誤導」情況下的犯錯比例：幾乎全中。

而更要命的，不是犯錯的人因應同儕壓力而勉為其難同意接受錯的觀點，而是幾乎毫不自覺地主動認同了他人、甚至主動「修正」了自己原本意識得到的正確信息、接受了假的為真。這點在大腦掃瞄器之下是明確顯露出來的，而掃瞄器所揭視的大腦活動情況：大腦在很高興地接受假信息，但很沮喪地堅持真信息。這個反應令到科學家也大吃一驚。

不知道我們的教育當局，還想怎樣? 又或者，某些洗腦專家看在眼裡，心裡在咒罵，怎麼給抖了出來。

香港有一個本來毫不起眼的小伙子，叫黃之鋒，是這樣形容的：自己平時喺學校冇咩機會上台，因為有讀寫障礙，小學默書成日都要溫習到凌晨兩、三點鐘。雖然好勤力，但小四至小六默書合格嘅次數加埋都唔夠十次…但在2012年，他就是不同意國民教育要接受單一價值。

美國也有一個案子，主角是一位女士，性格沉默害羞。她在1955年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坐巴士，但就不同意有色人種要和白人分開來坐。她的名字叫 Rosa Parks

The rest is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