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賜談騙子

不知是《信報》的編輯高明? 還是《信報》的作家高明，文章出現的時間地點簡直比約定的特稿還要「合拍」。也許是《信報》的讀者也高明，否則這種「文化一品煱」也又不一定得到欣賞也。拐個彎子哄自己開心一下也好。

今日2013年5月1日信報副刊專欄，見劉天賜文章在一邊談《生命通識》，題為《騙子世界》，旁則就是 Dilala 《見觸城市》的《逃離共振》，兩篇文章可用「天衣無縫」來形容，因為一邊是講中國文化、另一邊在講科學現象，兩者都是同一個主題：人是如何自甘受騙。

先講劉翁文章，以世界騙子情況起題，謂「騙子無分國界」，引香港人到美國投訴香港「奶粉荒」為例，繼而「有熱愛中共政權的劉迺強先生指….這是辱港辱國的國際事件，中國的面子往哪裡放?」。

劉翁註：如果大家都感到辱國「便大好事了」，因為「最緊要知恥」，否則不知羞恥，中國人固有文化即淪落至深淵了。

不知劉翁此話是否「反言正說」，文章當中細節，不能盡錄，但有關這個話題，中國人本來就不應該陌生才對。因為大家只要翻一翻國史，即不難看到明末大儒顧炎武先生名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而當中所謂「無恥」者，正是騙子的本質，劉天賜所指：此乃歹徒的最大優勢。因為只要無恥，就什麼都能做得出來。

至於《逃離共振》一文，則用「科學現象」起題，引日本電視劇《神探伽利略》的劇情，指「共振」乃一種「使事物趨同的科學現象」，而用之於人類社會，乃有「共盲」的結果。尤其是網絡世界擠開了現實世界之後，「過去從書本與報章中得來的世界、以及對事物的判斷，被零碎的資訊取代，每一件事對或錯，網絡上短短數百字就判定了….最後是直接從網民的 comment 中判斷這件事….有時猛然省起，網民中有可能中學都未畢業、有的可能成日足不出戶、有的可能一事無成….為何在網上我反而被他們所引導? 」

此處又與劉翁共通：法力者沒有證書，人人皆可自認，神棍之由來也。

作者以此而驚覺何謂「共振現象」。慨嘆難得一人獨處、自省心靈的機會。此亦正切合社會心理學家的通識：尋求大眾認同，本身也是一種令人行為盲目的原因。

將兩篇文章併在一起，也又不難看出，所謂「曾參殺人」的故事，假如放在現今的網絡社會，原來這種「謠言殺人」的土方法也是依然適用。果真如此，那麼這幾千年來，大家又進步到什麼地方去了?

舉一反三，所謂教育也者，最重要是教人如何獨立思維、理性判斷。人之不立，一個文明理性的社會也就無從建立。顧炎武其人只能「遺世而獨立」，看來也又不是偶然事例了。

天之鏡：玻利維亞 Uyuni 鹽湖

《詩經‧王風‧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何謂拼經濟?

昨日經民聯代表團到了北京朝聖，取得「御旨」謂：香港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因為只有繼續發展經濟，才能改善民生，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噢，這句說話聽了十萬八千七次了，不過對於一個新興經濟體向一個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自由經濟城市談經濟，也挺有趣，而當香港的貧富懸殊快要爆煲的時候還在講這個，算是「贈慶」乎?

美國的大亨講過一句也同樣有趣的說話，就是「華爾街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有些人由司機接送他們去請教坐地鐵上班的人，學習如何賺錢」。試想想畢菲特什麼時候要靠華爾街那班炒家替他賺錢的耶? 他老哥半張迷魂債也沒有買過嘛。

「發財有道」，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當畢菲特見到自己秘書交稅的比例比自己還要高的時候，二話不說就向總統自首，要求提高有錢人的稅率。你以為他是傻的嗎? 皆因這位老江湖明白一個最顯淺的道理：這種不平衡狀態不能長期維持呀! 要是他真的關心自己的安危，就應該盡量避險嘛：快刀斬亂麻，與其爆煲不如自首。正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見到火頭還不救火嗎? 表面還要裝個義正詞嚴的「社會公義」，買了保險再賺口碑，這個才叫聰明嘛。

回頭一看，中央領導人話猶未完，香港政府清潔工和外判商就一齊約定五一勞動節，到政總外面紮營，實行「勞資和諧」，一齊和政府「拼經濟」去了。皆因在最低工資實施之後，政府的外判清潔合約原來沒有「與時並進」，而是維持原來的成本預算。看來這個「外判變剝削」的絕世好橋，不是李首富的獨門秘方了。而碼頭工人的人工比英國佬當政時期還要低，這種狀態又可以如何長期維持?

如此光境，很難不令人懷念前朝英國佬的德政 (或者說他們的聰明吧)。這又怪得了誰? 中國人現在還在盲搶香港人的奶粉，你問他們的領導人如何為之安定繁榮，他可能只會遞一個奶樽給你。

隨手翻一翻201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發現香港的人均收入中位數比起2001年，增加了大約一千大元 (2001年是11,000, 2011是12,000)，但按2011年物價計算，亦即扣除通脹之後，實質收入是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 (2001年是12,380, 2011 年是12,000)。換言之，香港整體打工仔，沒有因為近年的經濟復甦而得到任何益處，反而情況比起十年前更糟。至於香港 GDP 增長，從統計數字看，十年來按人均計算應該已是增長了44%。於是日夜打拼的打工仔不能不問一句：財富增長? 去了那裡?

物價和樓價倒是升了不少。此消彼長之下，惟一有所增長的，除了怨氣，沒有什麼了吧。

再看看港英政府一向賴以維穩的「屋仔主義」情況如何。

按經濟者王于漸教授對香港房屋供求的研究顯示，以上的外圍因素加上本港人口密度高而形成的「住戶與住宅單位比例」，在90年代開始維持在1以上：由1971年的0.78升至1986年的0.97，再升至1991年的1.09，也就是住戶數多過單位數。最近這二十年雖然供求條件有變，但這個比率維持在1.08-1.11之間。

光是看見王于漸教授所顯示的數據，其實自中英談判被鎖死不能多賣土地的情況下，香港社會已一改七八十年代的情況，住屋單位的數目低於住戶數目。因此才又會有「上樓難」的情況出現。面對這種情況，樓價不是「乾炒」才怪。因此這個爆煲的死循環才會不停僵屍復活嘛。

如此折騰，試問香港的「有生力量」可以如何安心「拼經濟」呢? 因為拼了也是白拼嘛。

其實經濟學上面有一個也是很顯淺的道理，也又是「搶奶粉」的三聚氰胺腦袋想炸了也不能了解的。那就是「財富再分配」的概念。即使從絕對自由的經濟概念來看，應該是最有意願支付成本的人，就會得到最大的資源分配，這樣才是資源的最大運用。假如這種自由流通的平衡狀態不存在的話，這個經濟系統肯定不能維持。

且看單是一位「四叔」，就已經坐擁4,000萬平方尺的「農地」，但仍是閒在那裡曬太陽而沒有租給農民種田，除了「評估升值」之外，實際經濟產出是「零」；而平均成本價是一百大元。另外望樓興嘆的一大批無殼蝸牛，即使如何有生產力，卻需要支付的「尺價」是起碼一萬元，否則無從「安居樂業」。很明顯這個遊戲只是一個純資本炒作，真正搞生產的人根本完全沒有活動空間。因此什麼創意產業啦、傳統工藝啦、服務行業啦、得個講字而已。所搵「覓地難」，不用四處找了吧? 土地原來真的不缺。

假如「曬太陽」也是一種經濟生產的話，香港應該會是世界上最好賺的「曬太陽中心」，看來香港應該大搞太陽能發電之類才對噢。至於今次碼頭一鑊粥的最新笑彈打工皇帝，因為護主有功，人工方面錦上添花加了23%，但仍然死口咬定，打工仔的人工不能加超過20%。香港人看來有點精神分裂了吧?

如此這般的「拼經濟」，又豈止一句精神分裂了得? 真正拖垮香港經濟動力的，其實就只是一句：資源分配不平衡。真正創造香港經濟動力的人口，根本得不到所需要的經濟資源。沒有投入又那會有產出? 別開玩笑了吧。

至於一肚怨氣會「谷」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相信藝術家的社會觸角比起任何人都來得銳利。例如十年前有句口號：地產龍頭! 得西九者得天下。而今西九建成，又是偌大的空地在曬太陽。於是「有心人」就創造了這個「藝術作品」讓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一塊曬太陽的空地最適合用來做什麼。就是「承載一肚怨氣的後果」。

不過這位作家美國佬 Paul McMarthy 好像沒有寫中文下款的習慣，大家可以替他出個主意。例如「拼經濟? 食啦你」。

新聯事件公告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由於被提控之三位答辯人已簽署好正式道歉信，有關事件將告一段落，詳情待法律顧問整理好結案事宜再行正式公告。

考慮到新聯名譽已得到合理之澄清，本人同意不再向三人追究此事。

另外在聽取各自表達其私人困難之後，亦決定完全豁免追索所有法律費用。

在雙方法律顧問整理結案文件期間，本人先行主動將先前所有提及本案之文字抽起，以信守不予追究之承諾，亦避免影響三人之善後安排工作。

謹此公告

香港工資高?

剛巧看新聞，見到香港第一打工皇帝霍建寧在北京接受傳媒訪問，就有關貨柜碼頭工潮發表一下意見。講到底，他也是首富的左右手嘛。

相信他有本事拿香港最大份的人工，「數口」應該很精明才對。不過他老是在慘叫「碼頭工人加薪20%一定會拖垮香港經濟」，那又有點一言驚醒夢中人的感覺：原來我等凡夫俗子，之所以永世也不可能拿得到他那一種人工，只能算是活該。因為他的確和超人一樣，能人所不能，尤其一對透視眼，能看到我等凡夫俗子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因為我們只看到「事實層面」的東西的話，只能看到這些數據 (我是引述商報的評論，理應是非常建制的立場吧《樓價高工資低將引爆危機》香港商報2012年 11月 27日《經濟點評》一文)：

2003年香港經濟由「谷底回升」，截至2012年8月為止 ，私人住宅樓價上升約2.6倍，寫字樓價升約5倍，商舖升約4.5倍，而分層工廈更升近6.4倍，均遠超GDP及市民收入同期增長。樓價如此快速增長自然削弱競爭力，港府調查亦顯示有二成四公司認為一年來營商環境轉差，較上年增加7個百分點，而主因是樓價過高。其他多項專業調查亦得出相同結論。澳洲會計師公會報告則指出，由於高成本等因素，跨國企業選擇在星洲設地區總部的有六成，比選香港者高出近兩倍，主要原因是租金及生活成本過高。從上述已可明顯看到，樓價高已成為當前影響香港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那麼香港的工資變化呢? 按同一篇報導：

15至24歲的就業人士的月入中位數2001年與2011年相同，25至34歲群落則女的相同，男的在2011年微升4％。

假如扣除通脹，應該是「工資負增長」才對吧? 即使不計通脹，最應該有上晉能力的青壯年人士，收入「升幅」與樓價相比，簡直連「追車尾食塵」也沒有份。

香港之所謂「缺乏競爭能力」，能算到工資的頭上去嗎? 即使工人加薪100%、甚至200%，也還是追不上樓價升幅嘛。

這個還未算神奇。大家假如細心看看，到底「成本」是什麼比例吧。香港政府統計：租金佔營商成本起碼40%以上；而達到60%的大有人在。至於工資，佔不到20%。換言之，人工即使狂升兩三倍，對商業活動的影響才可以和租金「睇齊」。而講到底，這又是常識而已。不同統計結果也可以互相印證核實以上的分析。

而所謂「工人加人工會拖垮香港經濟」，從這個角度來看，的確是對的：因為香港的經濟早就被地主會的各位老爺們抽乾抽淨、市民的生活早已在水深火熱之中，經濟可說是弱不禁風。要是這個時候，工人們還「不識抬舉」，居然想對經濟增加一丁點的壓力，那麼香港經濟的確會支撐不住的噢。因此，他的確「很精明」，尤其對數字看得非常通透，連這麼難看得出的角度他都能看得到，果然不愧為首富的「頭馬」。

Oliver Twist, 1948 by David Lean; 原著 Charles Dickens, 中譯 [孤雛淚]

佔領中環, 後事如何?

上次寫出了預測，就是佔領中環的主角，就是碼頭工人。果不其然，一是主政者無心亦無力拆局，碼頭「外判」決定「劈砲唔撈」，擺了「老闆」上枱。於是工人老實不客氣，也又跳過了重重的中間人，直接找碼頭的老闆理論去。而老闆在中環的「總部」，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討債主場。而佔在這個中環主場的，是碼頭工人。他們不是主角，誰人才算?

而屈指一算，由3月28日開始的工業行動，今日已經超過三個星期。參與人數由最初的數十人，增加至過千人。地點亦由地處邊緣的貨柜碼頭，轉移到香港的金融心臟：中環的長江中心。這些東西，也又不能說是預見不到。因為我寫《佔領中環，誰是主角?》一文時，也只是4月4日凌晨，行動開始才不到一個星期。照道理我也只是路人甲，主政者死到那裡去了? 老闆身邊的「謀士」又死到那裡去了?  拿了薪水來倒米?

在長江中心的人數，由最初的「遊行途經」、變成坐下來的四百人；昨晚雷電交加、狂風暴雨之下，聚成二千人。罷工基金由最初的零用錢，現時已積聚超過五百萬元、支援物資更是駱驛不絕。而同情工人的「中環打工仔」捐錢更是「沒有最狠、只有更狠」，中環單日籌款超過九萬元。而即使是「白領」也一樣認同藍領工人的口號，一致聲討「剝削工人致富」的香港首富。

再過數天，就是「國際五一勞動節」，到時「普天同慶」、國際轉載，工人更加是天時地利人和集於一身。這場工運堪稱「完美風暴」。

而昨日閱報，見到最新情況，主角身份甚是明顯，因為一眾政治家，經已反過來，要到中環向工人抽水。說致敬也可以，視乎大家怎樣看吧。例如原本號召「佔領中環」的戴耀廷，秉持學者本色，到中環「講課」，提醒工人「民主普選的重要性」；大會安排工人及支持者上台發言。學民思潮黃之鋒在台上帶領巿民指着長江中心，要求李嘉誠「出嚟對話」，情況一如上次國教撤科一模一樣。長毛梁國雄更在台上向工人鞠躬，激動時更跪地叩頭；而李卓人就更加老實不客氣，由本應是和事老的工會代表，搖身一變，帶領工人「向李嘉誠宣戰」!

這般光境，莫講話「佔領中環」，基本上已是「人心所向」，到了這般田地，碼頭工人已由被迫討薪，變成「維權英雄」，市民也好、政客也好、社運也好，全部都將先前未能聚焦的各種「訴求」，全部押注在工人身上了。工運參與者變成了「先鋒」，看來要退也退不了。

也聽過一個故事，叫「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可能最後還會有人秋後算帳，當成我是幕後黑手也說不定。不過對於歷史教訓這回事，也又不知日後如何向子孫交代了耶?

有一個案件也請各位對「本土研究」有興趣的人士參與一下。我也懶得自己寫了，讓我照抄原作，註明出處：香港電台香港歷史系列二，在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晚上7時，在無綫電視翡翠台播出。各位可以「欣賞」一下。

港台的「介紹」是這樣寫的：

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由1月12日開始至3月8日結束，歷時56天。罷工由開始時的數千名香港海員參加，演變至後來的全港工人同情大罷工，罷工離港人數更高至12萬人，成為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貨幣對外匯率大幅貶值，通貨膨脹，工人生活日見困苦，以致20世紀初的香港工潮不斷。對於香港海員來說，除了工資低的問題，他們還面對華洋工人待遇嚴重不公平，以及包 工制的剝削，令到他們決心組織起來，於1921年3月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決心與資方對抗，爭取公平待遇。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以後，先後三次向資方提出加薪等要求都不獲理會，海員總會最於在1922年1月12日正式宣佈罷工。在罷工令發出的24小時內，就已經有90艘輪船，大約1500名海員離船，在海員總會的安排下返回廣州。

同時，亦由於廣州政府的背後支持，令到當時的殖民地政府認定，是次罷工並非單純的經濟性罷工，是孫中山在背後一手策劃，目的是攻擊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所以港府一直都對海員採取不退讓的態度。

另一方面，在組織罷工的同時，海員總會亦一早聯絡了其他12間工會，組成「十三太保聯盟」，團結勞工力量。全港各行各業的工人，更於1922年2月下旬實行同盟總罷工，使原來的海員罷工演變成全港工人大罷工，香港政府隨即宣佈「戒嚴令」，香港市面陷於癱瘓，經濟損失更加是不可計算。據當時的報章統計，參與罷工的工人總數超過12萬人，佔當時的香港總人口超過四分之一。

最後，殖民地政府、勞資雙方在香港大會堂簽字達成協議，海員總會提出的要求全部為資方接受，並宣布在3月8日復工，正式結束歷時56日的海員大罷工。

海員的勝利，使整個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高潮。海員大罷工培養了一批工人運動的積極份子和骨幹，如林偉民、蘇兆徵等；鼓勵了以後的工人抗爭，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各行業工人進一步認識到加強聯合、團結的重要性，更加明確地認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開始了中國工人運動的新紀元，是中國工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以上報導，完全沒有加鹽加醋。只是照抄。到底歷史有沒有「照抄」這回事? 大家等着瞧吧。至於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工人早晚要部署如何做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安排。

退可以守，在於「道德高尚」，不佔道路，但仍能「長期聚眾」抗爭。進可以攻，在於人潮聚集之後，去向可以發揮到影響力。這個人潮去向，推測如下：

第一，     獅子銀行的英國佬果然又是早著先機，「拉閘」預防。因為地下的空間，先前已被社運人士佔領過一次，好不容易才能清場，這次要不是預防，那個「風涼水冷」的偌大空間，剛好在長江中心對面，是「後勤基地」的最佳選擇。之不過，銀行當初是答應了那個「空間」是「限時的公眾空間」，不能老把捲閘落下，光是每個週日都「幫趁」的家傭就極度不爽的了。工人隨時會像先前的社運人士一樣，乘機霸佔。而這個霸佔，也是無法制上的：因為工人有權「路過」!  而銀行不能永遠落閘，當「路過」的人數變成無限大，這又個佔領有何分別了?

第二，     工人本身也一早發現了，在長江中心後面的公園，原來早已被長江「佔領」，「被命名」為「長江花園」，還設有公厠，這個空間變成後勤基地，也又名正言順是長江中心的一部份嘛。

第三，     對面街的「摭打花園」，也又從來都是示威熱點，空間也又不缺，設施也足夠，人潮聚腳容易，看來佔領也又無可避免的了。

第四，     花園道對面的「香港公園」更加是空間無限，設備更好。工人可以「下午茶」也不錯，鳥語花香，充完電，可以繼續「快樂抗爭」。

之前我也指出了「長江中心」這個地點，是「龍蟠虎踞」之選，應該完全準確。光是以上周邊設施能容納的人數，絕對多過香港大球場。

一百五十年前，英國海盜上岸，就是在這個地方架設起一個管治中心出來。「首富選址」，又怎會沒有考慮過這點呢?

這股「人潮」能凝聚的話，要是向海旁走去，就是政府總部和新立法會大樓；向山邊走去，就是梁振英的總部以及美國領事館，可以鬧出一個國際大新聞出來；向東邊走去，那是「阿爺的錢箱」中銀大厦，多走一步就是最高法院；換言之，香港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機關，都只是幾分鐘的腳程。這個還不是心臟地帶是什麼?

而向西邊走去，那可更加哇哇不得了：那是香港所有富豪闊太購物消閒的置地廣場和文華酒店。

各位「地主會」的首富們，日損斗金事小，因為正如工人正確地指出，這些老闆們的身家「十世都食唔完」。而即使香港玩完，也只是小菜一碟。但老闆的太太們要是終日鬱悶在家，而老闆又不能出門到中環上班 (或者說是到中環實是暗渡陳倉找小三)，肯定「日日家嘈屋閉」。看來這個才是最終令到各位首富們要和談的條件也說不定。

理性不時興了嗎?

今時今日，要講理性，的確有點難度。

今屆港台大專盃三十週年比賽，勝出的是中文大學。論票數的意義不大，因為事實上分數十分接近。而正方教院的學生，在演講水平方面絕對沒有什麼問題。值得反思的，倒是觀眾的反應。看來，香港實在沒有什麼空間可以講理性。

對於該場比賽的表現，一般的評論是「很悶」。因為「反方竟然沒有作出任何攻擊」。

辯論真的要「攻擊」的嗎? 有人拿着中大的筆記，謂「必攻不守」嘛。兵法是這樣寫的，中大的教材也是這樣寫的。原來是這樣理解? 那麼看來這份筆記還真要再寫得詳細一點才成。

講到底，學術辯論是講道理、也應讓人學懂如何講道理；至於道理怎樣講才會比較動聽，那才輪到口才的考慮。這個先後輕重不應倒轉。《論語》有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繪事後素。這本來就應該是中國人的文化素養才對。又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還要再講得坦白一點嗎? 因此一個辯論員假如真的要學辯論，第一戒是戒「表演」。先要反躬自問，學問造好了沒有。

所謂：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這個渾然不覺，也又是兵法有寫嘛。假如一眾街坊也還不覺得悶的話，還有這一句包保所有自認「辯論專家」的人也要悶得白瞪眼：今場比賽，中大台上辯論員所收到的作戰指示，是「不作回應」。因為所有需要回應的材料都已經由辯論員一早準備好，攤好在枱面上，只等對方講到什麼、就在自己面前的卡片之中拿出什麼，實在沒有什麼需要「回應」的東西。既然早就有備而來，又有何臨場反應的需要呢?

至於所謂兵法也者，看書請看全套：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換言之，預算要有怎樣的攻擊，就讓你看到怎樣的攻擊，還算是攻擊嗎?  

到底所謂「攻」字又應該怎樣理解?  《孫子.虛實篇第六》：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戰場主導權這回事，從來都是看部署的，與表演無關。即使不作回應，正方的立論也一致得不到評判的認同，到底這又算是有攻擊還是沒有攻擊? 看不出來嗎?

廣東俗語有這個講法：內行看門路，外行看熱鬧。所謂「很悶」，那是因為看慣時下流行的所謂「精彩辯論」，不外乎鬥吵鬧。既然沒有這些娛樂安排，算是「趕客」了吧。

到底為什麼「不作回應」也可以說服評判呢? 也又當然會有不少自認專家的人出來指指點點。喜歡挑骨頭的可以隨便，之不過到底終審法院的大法官、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以及副廣播處長，對着一個政府政策的議題，又算不算是專家呢吓?  

其實評判的評語當時也講得相當明白，就是到底在正反雙方的陳述之間，評判可以有什麼選擇? 這一點要是聽得清楚，也又應該考慮到，到底評判們平日在議會之中以及法庭之上，是如何衡量怎樣才算「較為可信」的。這個才是理性討論的重點嘛。

先從題目分析入手。題目為《香港房屋政策失敗》。第一層分析：題目為「實然判斷」類，辯員須就命題提出的判斷，進行論證，以證立或反證該判斷是否符合要求的標準。

題目文字較為含糊，皆因使用了一個「虛字」 - 失敗，作為判斷。因此到底何謂「失敗」，這是構成命題開展的最大困難。假如命題字眼改為「未能達標」，此乃相對客觀科學的標準，雙方只需要確定「達標」是什麼意思即可開始討論。但「失敗」又是否等同「未能達標」呢? 而即使直覺地認為等同，那麼所謂需要達到的「標準」，本身又是否合理呢?  因此在未開始討論之前，光從語理分析，己可得出一個「吊詭」情況，就是「假如標準不合理」，那麼達標與否、和政策失敗與否，兩者之間不一定有邏輯關係。

因此根據第一層分析，正方已需要首先證立「正方所提出的標準是合理的」。而觀乎現場的情況，正方對於「標準」，是取材於「政府自訂的量化指標」，而解釋是「政府訂定目標當然有理由」，但到底是什麼理由呢? 這點似乎並無說明。

換言之，只是指出「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標準」，這是「存在就是合理」。這個說法不一定有邏輯意義。這一點，反方有明確指出質疑，而評判亦接受這一個質疑。反方另外提出了衡量標準，就是按聯合國所要求的普世標準。再提供數據證明目前基本上是全民受惠、並己達到普世標準。正反雙方兩個「標準」截然不同，評判在很早階段即要面對「二擇其一」。

第二層分析：到底按「同一律」而言，命題所指的「政策」是什麼意思? 是一個連貫性的概念還是一個可以獨立分割的措施? 這點其實評判在現場也已指出，否則就不會出現「十年建屋計劃」這樣的名稱和概念。因為政府施政，有其組織和層次：目標之下才有政策、政策之下才有計劃、計劃之下才有措施；一板一眼，才能組成政府的具體工作。

因此評判才又有意見，到底「個別計劃和措施的成敗」，和「政策」本身的成敗並不一定相題並論，兩者之間也同樣不一定有邏輯關係。這一點質疑，反方亦有指出，而評判亦接納此一論述。

第三層分析：到底「達標」是以最終的成績計算還是中途的個別階段計算? 因為這個量度的方式會有很大的推算分別。例如正方所指的「十年建屋計劃最後有十多萬戶寮屋居民不能入住公屋」。要是情況這麼嚴重，香港捱不到今天吧? 而反方所提出的統計數據，「廣義的弱勢社群」，在2012年佔不到全港住戶的1.5%、挺多是幾萬戶。兩個數字一拼起來，只會留下一個大問號：在香港人口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那些數以十萬計的寮屋居民現在那裡去了?  只能是最終都解決到住屋問題吧?  否則統計數據有數十倍的落差!  這個想法合理嗎?

因此評判在現場也又提到了，到底衡量「成績」，是以最終表現計算還是分段表現計算? 而這個思路，又將評判帶回到第一層的分析裡面去了。

因此在邏輯推演的過程中，只要反方能提出有效和合理的質疑，正方的立論就只能不停地被困在原地循環而無法推進，也就無法達成任何結論。因此評判又有意見，講到「差不多可以預見會有什麼答案出現」。而反方拋出來要正方拆解的質疑包括「其他環境和政策的限制」等等，於是乎外來因素、規劃限制、經濟政策…. 都構成針對「個別計劃」和「個別指標」的成績不能用於衡量「政策成果」。正方需要逐一拆解的話，幾近不大可能，但又不能置諸不理。於是疑問越堆越多，評判心中的問號，也就自然越積越大。

而反方由始至終都在重複「現時全港市民的住屋需要基本已得到解決」，並提出一組整齊的數據以作論證；而需要特別照顧的，不到1.5%。而正方一直也沒有反駁到底這組數據有何不妥。

亦因此反方全場的部署，都只是「質疑」、而不是強求拆解正方的立論。基本上也不必要有什麼嚴謹的舖排，只需要針對正方立論理據不足的地方，準確地提醒評判即可。而如果正方不能「釋疑」，亦即立論不存在，那結果當然是「疑點利益歸於反方」。這種情況，犯不着什麼「舌劍唇槍」了吧?

這也還只是表面的包裝而已。因為假如真的要「舌劍唇槍」，硬要表演所謂口才的，也不是不可以。不過，這樣做，在學術上和操守上，是對的嗎? 這層考慮有點沉重，但也又是同樣道理，就是辯論的重點是講道理，對於不合道理的東西，當然不能提出和認同嘛。

各位可有聽到反方指香港的房屋政策很成功的?  又或者聽到反方指少數弱勢社群是不需要解決燃眉之急的?  甚至可以聽清楚一點，到底反方有沒有指斥正方對政府的批評是錯的?

講道理的難度就在這裡嘛：政府的房屋政策實在贊同不了，弱勢社群的確有解決住屋的燃眉之急，而正方對政府的從不達標，批評一點沒錯。反方即使要想嬴比賽，也不能違反學術原則和社會良心，講出一些看來漂亮的說話來，將錯的講成是對

講到這裡，相信對於反方同學的忍辱負重，會有較清晰的了解了吧? 一句「不作回應」的確是因為回應不能輕率，不可以將錯的講成為對的。因此唯一選擇，只能令正方不能成功立論。

可惜港台也不能「造馬」，站方是抽籤決定的。要是由中大做正方，那才好玩呢。

香港的房屋政策之所以不可能會成功，是因為決策缺乏民主、執行也缺乏民主，市民無從參與。因此目標不可能正確，而據此不正確的目標、在不配合市民真正需要的情況下勉強執行，結果也不可能會成功。因此結論是「香港的房屋政策其實一早注定失敗」。這種失敗，不單止有綜合性，可以從以往事實加以檢查；這個判斷甚至是前瞻性的，按目前的情況推算，一個錯誤的開始，將來也必定以失敗告終。

能講得出既有綜合能力、又有前瞻性的道理，這才算是理性造學問嘛。

做人難，做辯論員更難，要做一個講道理的辯論員，那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