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辯與詭辯

文件滯積有時也頗煩惱，今早正在清理枱面的時候才發現文件檔中夾了一份舊報紙，2012年12月10日，《信報》《忽然文化》專欄，由占飛寫的副文《說服別人》，內容是評論亞里士多德的《修辭的藝術》。文檔註明是跟進辯論分析的參考材料。因為當時答應了學生要寫《政治辯論》的參考材料，難得一份好文章，竟然就這樣丟下了幾個月，嚇得冷汗直流。

話說我執教中大《政治辯論》課的時候，也有引述亞里士多德的 Rhetoric, 但的而且確，論文筆，我肯定比不上占飛，要是這篇文章早幾年就讓我看到，當時上堂也又真是輕鬆不少。因為這篇文章對亞里士多德的重點拿捏得很準，尤其那兩句：「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以及「政治社會的存在，是為了成就高尚的目標」。

不過絕大部份的人都只注意到前一句，而永遠忽略後一句。

因為要是這兩句說話分開來看的話，那麼第一句差不多和「人性本惡」差不多了。但下一句才能夠講得清楚，政治本身也有正邪之分，或者可以這樣講：政治是「必要之惡」。這樣來看，政治辯論本身才有意義，否則什麼蠱惑人心的詭辯技倆也算到「辯論」的頭上來，那麼倒不如什麼都不要講還好。

而占飛也頗懂得「玩嘢」，因為左面一篇正文，正正就是《雄辯且看梁振英》。

而正文臨尾一段的評論是這樣的：

怎樣才算是一個誠實可信的人呢? 亞里士多德提出三個條件：智、德、善。智是「實踐的智慧」，即是說，這個人能實踐他的主張；德是個人的操守無可詬病；善是他有善意。三者俱備便無往而不利，公眾必聽從他。有智有德而無善，聽眾會懷疑他提出的是否最佳辦法…有智而無德無善，聽眾會懷疑他背後的動機….三者均久奉，聽眾只當他的話是耳邊風….. 這番分析比較複雜深入，但跟儒家的「修辭以立其誠」要義是相同的。聽眾從來都「以人廢言」，一個沒有誠信的人，無論如何善辯，都難有說服力。

因此亞里士多德對政治辯論的心得，也是如此。因為

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之中，領導者只能靠說服而不能靠武力或其他方法管治。要說服群眾，當然要懂得雄辯之術。古希臘如是，今天有公平選舉的社會亦如是。

不過占飛後補這句才要命：

向群眾演說，最方便及最容易博取掌聲的方法，當然是煽動聽眾的情緒。但古希臘重「理性」，連演說也以理性及邏輯去說服人為之「上品」、煽情為「下品」。這是古希臘文化最與別不同的地方，也是跟其他文化的最大分別。

要是再寫《政治辯論》課的序言，看來直接引述以上就已經差不多了。因為我教《政治辯論》的其中一個宗旨，就是貫徹中大政政系的教育原則：為社會培訓政治人才。因此從政者、甚至論政者，如果連亞里士多德的 Rhetoric 也不懂，那麼可以算是一個什麼水平?

再進而，如果學辯論只是教一個「無智無德無善」的詭辯家出來的話，演說辯論不從上品以理服人而是從下品搞情緒煽動，這與「成就高尚的目標」就更加是背道而馳。這基本上不是培訓人材，是在坑害人材才對。

因而占飛也在正文引述當時亞里士多德反對《智者學派》的「雄辯術」，因為根本講不上是雄辯而極其量是詭辯, 因為該學派的教導：

只重技巧，例如怎樣煽動聽眾的情緒、怎樣攻擊對手、被抨擊時怎樣轉移視線等等，卻毫不重視理性辯論，也不重視演說內容是否符合邏輯、是否真理….

所謂正邪不兩立，看來亞里士多德未圓的心事尚有不少。放諸今日香港社會，更加是發人深省。各位要學辯論以至想教辯論的，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