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除了示弱還可以做什麼?

上次朋友邀請上電台做嘉賓，本來只是計劃講一下文化題目的，但也被問着政改問題。我當然也不必迴避什麼，只不過有時講老實說話都不一定有好下場，香港的「民情」問題倒不能掉以輕心。而由於話題不太夠時間講解，於是乎也又只能講到一半。

懸在半空的問題是：如何令到政府在政改問題上不能「走數」?

我的看法是，到底政府當初又憑什麼可以經常「走數」?

這個話題其實有點「問得太遲」，不是指節目時間不夠，而是因為歷史沒有「如果」。而經年累月、積聚至今，相信民主派今天還想討價還價的話，有點難度了。至於光是上街喊喊口號什麼的，看來也只是和新年願望一般：得個講字。

在未講「方案」之前，也許大家應該先汲取一下歷史教訓，就是到底所謂民主派的弱勢從何而來? 所謂選票六四開，還有沒有市場?

假如大家有時間看一下我在中大教書的講稿，也有提及這個話題，就是到底輿論如何可以影響政府決策。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到底在政府決策部門裡面是否存在「內部聯繫」，讓外面的輿論可以連接起來。而學術權威來源是 Irving Crespi 的著作：The Public Opinion Process – How the People Speak (1997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而這個「內部聯繫」越是確實的話，那麼影響也就越是直接。

例如民主社會的政府是由公民投票選出來的，也有直接的民選代表在立法議會裡面，那麼影響就當然最直接。但即使不是直接有代表在議會裡面，或者執政的政府是對家的主場之類，也沒有所謂，因為有「說客」去幫忙走後門也一樣可以溝通。

而比較蠢的「影響」方法就是在沒有「聯繫」的情況底下，在決策系統外面瞎叫囂。至於有沒有比瞎叫囂更蠢的做法呢? 有呀，那就是自己先行把聯繫切斷，繼續在外面瞎叫囂，而仍然幻想可以有影響。

也因此不能不努力看書，以免真的變了死蠢。例如可以看看 Henry Kissinger 的 Diplomacy (港譯《大外交》)，聽聽這位世界級外交高手的忠告。要不是美國在七十年代改變外交政策，積極參與蘇聯和中國的談判，又那會有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改革」新政?  這一點我在先前的文章《蘇聯解體的說法》2013年1月27日，也已經提出了，就是蘇聯的經濟體系和國際環境基本上不可分割，因此美國利用這個切入點來和死對頭開展對話，那麼冷戰才有機會完結。當然，蘇聯自己不爭氣，先行自絕、變成解體那又怪不得誰。反而中國繼續推行改革開放，世界的新和平秩序才有望在後冷戰時期出現和扎根。而中國的對外開放，也是基辛格在1972年訪華佈下的機遇嘛。

大家應該還記得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所謂令到「廿三條」不能強硬通過的原因是什麼? 遊行聲勢浩大是一回事，但具體操作是《自由黨》在政府內部推倒嘛；這個時序不能算錯。而為何自由黨會選擇那樣做? 是因為他們要轉型為民選政黨而不是靠欽點，因此當他們的選民也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時候，他們可以企硬贊成乎? 若非自由黨是「執政聯盟」的成員，那麼即使是辭職不幹，也影響不了董政府的決策，這個才是「聯繫」的重量。

回頭看看歷史，到底這種爭取對話的空間是否真的受到民主派的重視? 而這種不重視的結果又會如何?

眾所周知，1997年的過渡安排有部份是強差人意，例如直通車被拆掉而另搞一個臨立會，這個當然令市民難以下咽。不過起碼在1998年也要再搞正式的立法會選舉嘛。而當時由於有功能組別這回事，於是乎泛民的人「抗議」而不肯參與。

當時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案例，就是身為《港九汽車司機總工會理事長》的陳恩賜，本身是香港老一輩的工運領袖，獨立於左派的工會；其前輩臨立會勞工界代表彭震海退休 (同屬國民黨)，陳計劃接棒，於是參選1998年的立法會選舉。但當時由於泛民的《職工盟》拒絕參與「小圈子選舉」，於是陳恩賜被迫單人匹馬挑戰左派工會候選人陳榮燦(民建聯)，結果當然慘敗。身為工運領袖而不能在立法會出任勞工代表，只因為「泛民拒絕參與」，於是議席就白送了出去。(還是寧要共產黨、不要國民黨? 懸疑)

而受影響的也不單獨是一個勞工界議席，而是泛民拒絕參與所有功能團體選舉。例如原本是民主黨成員的陳財喜，在臨立會沒有退席，而為了參加98選舉，反而要「退黨」才能循「零售界」參選；當然又是民主黨自己人在背後放箭，確保他慘敗收場。民主派又自動放棄一個議席。

此消彼長之下，結果不是民主派「反敗為勝」，而是這種阿Q 式的自殺行為，令到1998年的立法會一面倒變成左派和建制派的天下。其後董建華順手以「改革市政服務」為藉口，在1999年12月31日解散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正式結束香港的「三級議會制」。這個影響有多大? 查市政局自 1982年已經有民選議席，到回歸前己是全部直選，一直都是香港最多民選代表的議會。作為「民選議員訓練中心」，當時民主黨在市政局擁有較多議席，大部份民主黨的第二梯隊(少壯派)都是兩個市政局的成員! 因此可見，泛民在「退出」立法會的同時，建制派不是讓你回氣再打，而是連消帶打，將民主黨的後防基地《市政局》也放火燒掉!

而假如大家又是心水清，覆查一下當年的投票過程，解散市政局其實也差點不夠票通過，連很多建制派也有保留；最後是民建聯決定放手搏一舖，大搞拉布(1999年12月1日)，最終拖到第二日早上(1999年12月2日) 才勉強夠人數通過 。要是泛民力保98年那一屆的議席而不是進行自相殘殺的話，難道又輪得到董建華可以任意將「三級議會」推倒唄?

而自從「殺局」之後，民主黨少了一個大山頭和培訓基地、少壯派也少了一個出身的梯階，頓時凝聚力大減，而香港也少了一個公民平台來讓市民自己解決民生問題；少壯派於是四出自求出路，搞到今日泛民自相殘殺的惡果就是那個時候自己種下的，又怪得了誰?

相反，民建聯雖然同樣也受到影響，但反而能通過區議會的平台專心做地區工作，最終成功扎根基層變成香港第一大黨。結論很明顯：就是民主派喜歡搞口號而不搞實務，更加喜歡損人而不利己。

以這種不成熟的政治操作水平，根本可以用「全無章法」來形容。又可以如何確保政府不「走數」?

言歸正傳，到底到了今時今日，可以如何令到政府不再「走數」? 要難可以很難，要易可以很易。先就其易來講吧，也又是李飛一早「自爆」的了：很難不看民意。不過難在那裡呢? 假如大搞一個「網上公投」，設計上限是80萬，而結果也只有6萬多少少。大家又以為這種民意可以令誰人認真看待?

而事後也又例必有「馬後砲」。例如電子公投和遊行效果甚差，學民於是又有新發明：五區公投。

咦? 不是已經搞過一次嗎? 結果如何? 就是建制派齊齊「唔玩」。於是乎所有辭職議員「空轉一圈」搞補選、最後原位坐低；而投票率只可以用「慘淡」來形容：17.1%。

再搞一次又如何? 原來學民是這個意思：通過補選的票數，反映「公投」的意向云云。算不算曲線救國? 也許吧。分別是：要搞公投，誰人搞就誰人「埋單」。搞補選，是由納稅人埋單。而即使搞得成，又如何? 又和上次有什麼分別?  最多也又是原班人馬空轉一圈囉。

學民的如意算盤是這樣的 (其實有點像收集貼紙)：透過立法會議員的辭職補選，取得全港整體約350萬合資格選民30%以上、即近百萬選民投票結果，來形成「公投」的民意云云。

為什麼不好好搞一下「議席」的問題? 也可以循這個方向想想：假如功能組別是建制派必勝，是否又是「不打先降」?請問莫乃光的一席算是民主派還是建制派? 要是梁營必嬴? 那麼醫學界的梁家騮和和金融服務界的張華峯又算是那一個營的人? 要是功能組別是「邪」的，那麼法律界、社福界、教育界、科技界，這些界別的代表又算不算是邪? 假如當年不是自己把勞工界議席割讓出去，今天就一定是《工聯會》自動當選嗎? 泛民不都是說，代表基層的嗎? 職工盟不出選這個組別，那麼代表就只有工聯會嘛。

左看右看，泛民只是「貪小便宜」而已，因為要培養候選人參選、要搞實務、要搞地區工作，最主要的還是要有組織力和凝聚力，建立合理的施政方案讓選民去揀，這些東西，都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不過……成本高嘛。喊喊口號上街示威，沒有成本，算是「快樂抗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