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

教育這回事 – 從來都是政治

剛剛聽到另一個笑話,就是教聯會主席兼福建中學前校長黃均瑜先生呼籲[1]「任何人都不應將政治運動帶入中學」。
至於何謂「政治運動」? 總不成是「他贊成就不是,他反對就是」吧? 算是中國式邏輯乎? 雖然明白有些人教書的日子長了,就總會以為自己講的就是真理。不過放諸一個公民社會,說話講了出來,還要讓公眾也覺得是真理才成。例如非常愛國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也是在自己就讀的中學發起「反英」運動呀。這個又算什麼?
而再查「福建中學」的政治定位,在1967年的反英暴動之中,當時的校長黃潛,正正就是「鬥委會」的成員之一! 1967627日,當時香港左派學校 包括福建中學在內,熱烈響應「鬥委會」的號召,集體進行罷課。那麼請問黃潛當時身為中學校長、以及身為中共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在自己學校策劃罷課就沒有問題? 看來黃均瑜主席在教人「以史為鑑」之前,最好自己先讀好自己本校的歷史吧。
好了,言歸正傳。到底「教育從來都是政治」此話何來?
話說中國官方的教育方針,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開始成形。所謂「獨尊儒術」為的是什麼? 就是要確立中國式的君權至上的政治系統而已。而在金觀濤先生的鉅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之中,也重申以上的論點,就是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管治思想,是構成中國自漢以來的政治支柱之一。中國歷代的帝皇,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拜孔子,以示「尊孔崇儒」,然後才能成為「正統合法」的統治者。漢朝開始雖然已有「選舉」制度,但那是「推選孝子廉吏」,是按儒家標準由地方政府推舉人才往中央效命。再遲至唐太宗「開科取士」,才又將「書中自有千鍾粟」確立成為「學而優則仕」的事業邏輯。
因此中國的歷史,對於「請勿將政治帶入學校」一類的講法,基本上當成是屬於神經病。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在學校讀書,就是為了要做官進入政治系統。而教育此事,施之於民間也是要教人做皇帝的順民。
至於這種所謂教育的效果如何?
最後的「迴光反照」是在「洋務運動」期間,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先來一個「精神分裂」式的「袋住先」。要「現代化」就可以即管做、總之不影響幾千年來的「禮教」就是。
而在甲午戰爭之後,洋務運動一敗塗地。於是國人才又有反醒,得知日本之急速發展、並且一舉打敗中國,乃是「大開民智」所使然。因此才又有康有為「廢八股」的奏折來終止了科舉制度。其後待至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已可以打敗當時的世界列強。中國簡直一地都係眼鏡碎。
中國的教育改革,在晚清才開始。而其後在滿清覆亡之後才搞得成「政治分家」,其中的「佼佼者」應該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無疑。正正就是由他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中國之有新希望,也是由於這種自由學風。之不過,北大當年可以這樣講,但自從「學校也要有黨委」之後,就肯定壽終正寢矣。
而所謂「自由學風」只能在香港才能生根,而培元培先生最終亦在香港下葬入土為安,也許真的是命運使然:香港,真福地也。
而「自由學風」又是否不涉政治呢? 此亦非常清楚:絕對不是。
查「學術自由」之由來,乃是來自西方的哲學思想。古希臘的學術自由即與其城邦民主的政治制度互為一體。而待至古羅馬時期,仍可見諸西塞羅有關「公民教育」的討論。西方文明政治的基礎,也是由教育所建構支撐而形成。先前我也就有關題目分析過,[2] 而就羅馬的教育制度,也引述了吉朋的歷史觀察,講得出是為了支撐羅馬的政治和社會運作。
因此西方社會,也有它們的「校園政治運動」,包括了反戰、尋求社會公義、反對種族歧視等等。這些通通都是政治,也又都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而西方國家也沒有什麼「學校不准搞政治」的無聊禁令之類。因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從來都可以公開拿出來講。
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教育從來都是政治」。
這個不是搞不搞的問題,而是搞什麼和怎麼搞的問題。西方國家的校園政治保障了言論和學術自由、保障了人權和約制了政府的專斷。這就是西方的校園政治。
不過中國的校園政治,那才是文革式的揪鬥、為了維護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進行暴力迫害。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六七暴動期間,香港的左派學校作為鬥委會的暴動基地。
因此當中國內地的所謂學者、以及香港的左派學校,憑他們偏頗的視野和狹小的經驗、只懂得拿文革來講,那當然這種表態對於整個自由世界來說,只是笑話一則。因為文化大革命這種無聊事情,只會在中國發生、也只會在「很愛國」的左校才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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