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原則

今年中大粵辯初選出了一條題目是關於「快樂原則」的。也頗有趣。

這個理論由心理學家佛洛依德提出，解釋人的潛意識尋求快樂和逃避痛苦的心理機制。 Pleasure Principle或者也可以譯為「快感原則」，兩者當中稍有差異。因為快樂比較屬於心靈上的、快感明顯較為肉體上的。不過對於一個初生嬰兒，實在兩者也沒有甚麼分別，「進出自如」就自然倒頭大睡。對於「心靈和肉體的分割」，那是屬於後期人格發展的事。

據此理論，「人追求快樂是與生俱來的需要，但會受社會文明和道德觀念所限制」。因此快樂原則是否就一定造成人格上的自私行為，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根據佛氏的理論，在人格發展的初期，人的生存會以滿足快感為先；思想行為會根據「快樂原則/快感原則」運作。

人格最原始的階段，稱為「本我」(id)。當與現實世界有更深入接觸後，人會學習在追求快樂的同時要「忍受生活中的客觀不利條件」，例如痛苦、壓逼和威脅等，以避免受到現實世界規範的打擊和禁制，這情況下的人格稱為「自我」(ego)，是經過客觀審查和控制的自己，並不如本我真實，屬於「理性」的人格。人格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或者稱為「超我」(super-ego)，是追求完美的意識，以道德、價值和理想等觀念組成，與「本我」存在衝突，主要負責監督自我的行為符合社會規範，確保理性中的原始部份後以受控。

物質、人倫關係和自我實踐等獲取快樂的途徑，都是幫助人紓緩自我和超我對本我的快樂原則的限制，讓人更接近或達致快樂。而有關的「衝突」和「焦慮」等問題、尤其在「自私行為」的問題上，佛氏其後另一著作《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有更詳細的描述。

命題當中有關「自私」與「不自私」的分析，其實才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因為這種說法實在過於主觀，摻了太多道德成份在內。或者用「利己」和「利他」兩種說法比較明確一點。

人天生利己，這點毫無疑問，否則早就絕種了。不過利己行為演化為利他行為，這種算不算是一種文明?  按佛氏的理論，人本來是一頭野獸，在進化過程中，演變為一頭聰明的野獸；但由野獸變成「人」，是因為有一個社會規範令他變成「一個能合群的文明人」。因此「利他行為」應該算是文明的分水嶺。

不過所謂「利他行為」，有時過於脫離現實，很難作出客觀判斷是對還是錯，有時連是否「文明」也很難講得上。

例如「殉葬」行為，肯定絕不利己、應該只算利他，尤其是對各位觀眾、山頂的朋友 it’s a good show；但古人樂此不疲，所謂文明古國的印度，直到英國人來到後，才「被迫」取消老婆要跳入老公火葬的柴堆這種殉葬行為，想落也有點打冷震。也別以為中國這個文明古國沒有，五十步笑百步。

也許佛教的利他主義才算是最徹底的「不自私行為」，例如「施捨」、「出家」等等。但這些行為不也正正是頂着文明社會的規範而來的嗎?  起碼戒色肯定會絕種! 而假如眾生平等的程度是要達到「割肉餵鷹」的水平，那麼人類也就應該自絕，那才最合符這種利他要求了。但高僧們卻是「樂此不疲」，那也又真是「高人」也，我等凡夫俗子，的確思考不過來。

另一種思考不過來的，也近似宗教，但打着政治科學的名堂，也不又知歸類是甚麼。例如「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黨國」。唔…. 這種哲學也是要求近似佛教那種「無私奉獻」，並且視任何利己行為都是邪惡的，這又是否合符「文明原則」? 這種謬論的水平之低，相信一個十來歲的中學生都看得穿了。

也在很久之前，遠在禁止印度女人殉葬之前，英國已經有一個「沒有理論的經濟學家」，在還沒有經濟學這門東西之前，在1776年出書提出了一個「沒有理論的理論」，叫做「無形之手」，意謂「當每一個人都在利己的時候，經己確立了一個最大的公共利益」。其中第四冊第二章寫得非常明確：

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換言之，每一個人的利己行為綜合起來之後，最終會匯集成為一個最大的利他結果。到底史密斯是哲學家還是經濟學家? 誰說得準? 十八世紀以來的民主自由和科學主義，基本上也是建基於這個理論，就是普世價值當中的「自由」原則。

由「快樂原則」到「個人自由的保障」，這個才是真正要思考和討論的東西噢。同場另一條題目：「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邏輯問題，其實也是基於相同的哲學迷思。

但假如拿出來對人的規範和教導方法是「野獸標準」，得出來的後果就只有是獸性, 因此有些國家的現象是舉國都是很聰明的野獸; 要是拿出來規範的是文明標準，得出來的結果才會是人性。當中的確沒有絕對的必然結果。

其實粵辯遴選也根本不是要參選的學生能講得出以上那麼多的東西，相信在場監考的老鬼也不一定講得出來。但作為一個「話題」，就看看一個人平時看甚麼書、想甚麼東西、如何用腦，諸如此類而已。

有話題已經很好，這場面試的目的是讓任何「辯論技巧」都用不上。要考的只是一個人的思考水平和讀書習慣。沒有這些本質，再好的技巧也沒有意思耶。

水貨的迷思

古有名言，墨子謂：竊勾者誅、竊國者侯。世上有沒有這樣的糊塗事? 打開報紙看看就是。

近期香港這邊出了一個新情況，叫做「打擊水貨客」。

乍看起來好像理真氣壯的，也又不好反對。總之就是看着熱鬧。而居然梁朝天子要派二號把手代為「御駕親征」，誓要將邊境的水貨客趕盡殺絕。看起來好像大快人心，但這種鬧劇也要認真地去演出，搞到雞飛狗走的，也又有點啼笑皆非。

何解?

請問香港那一個人不算是「水貨客­」? 要拉要打，只消將香港的所有口岸改由懲教署接管就是。

首先要明白何謂「水貨」。當然不能顧名思義，滲水也者。而是「不經正常途徑」之謂也。而所謂正常途徑也者，說到底一句，就是要清關完稅諸如此類。也又己經不包括一些來路不明、質素成疑的東西了。

好了，先不論後果如何，單從邏輯上來看，除了政府收少了一點稅之外，又有甚麼大問題了? 在香港按香港的市價買的貨品，香港這邊又損了甚麼?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自由港」，沒有所謂特定的交易規矩，那又何來甚麼「非正常途徑」了?

因此國內某人想買枝紅酒，但酒稅很重，於是找人「拿」一枝過去。就是這樣簡單了。要是這個傻瓜找人很便宜地坐火車過境，就是要趕盡殺絕的壞事，坐豪華遊輪回去的，就是很有品味。

假如這個算是要杜絕的東西，那又請大家看看大街小巷開得比銀行還要多的珠寶店。賣的都是名表美鑽、黃金翡翠… 這些又如何? 國內某高官想要一隻表，於是找人來香港買一個，也又是省了一點稅、保證買得到正貨；坐了頭等機艙回去，何其名正言順。那麼幹啥這要叫「促進經濟」而不是擾亂社會秩序呢吓?

也會有人講：交了那麼多的租金、請了那麼多的伙計、花了那麼多廣告，難道「正正當當做生意」也有錯?  噢，原來肯花點錢，就沒有問題，想省一點錢的，就是有問題。請問兩者在本質上又有何分別了? 除了更多的銅臭之外。

再不信「人人有份永不落空」，香港引以自豪的「金融業」又如何? 賺的是甚麼錢? 就是「利息差」囉。還不又只是一個中介，人家存錢你給個斗零、人家問你借錢你收個天價。拿窮人的血汗錢去補貼大鱷炒樓炒股，這個又算是甚麼營生? 其實也又不過是「套戥」而已。這又和走個自由行、好省一點稅又有何分別? 東西是這邊便宜、另一邊貴，於是中間走一轉，就賺了個「差價」。幹啥這又叫「金融材俊」而不是過街老鼠?

又有人講：內地人搶了香港人的奶粉。講得好激，不過怎麼問題又不是「供應不足」而竟然是「被人搶了」? 求過於供，向入口商增加進貨不就是了嗎? 反正香港沒有銷售稅、也沒有消費稅。本地多賣了貨物或者少賣了貨物，庫房也又不知有什麼可以蝕底的地方。

而香港貨有信譽、能叫價，也又不明白何解不是好事。多進貨、多賺錢就是嘛。

時下年青人手執一部的智能手機，每逢有新貨推出，限量供應的時候，還不又是你請我託的去找一部出來? 又何曾有人自貶為「水貨客」耶?  香港各位名流闊太，每逢「換季」的時候，總像季候鳥一樣，要老遠的跑去歐洲「掃貨」，又算是甚麼了?

於是從客觀邏輯上看不通的東西，改從白痴政治邏輯來看，反而有點看頭：那又不過是那一句：竊勾者誅、竊國者侯；端的就是政治比拼，又關法治和經濟甚麼事了?

也又不要忘了，香港大名鼎鼎的霍家，出身也只不過是番禺練溪鎮的「水貨佬」，不過走私的是中國鎖國期間極其缺乏的「抗生素」，由此而發家而已。我家祠堂和他家祠堂都仍是隔壁，村裡的事，又怎會不知道。

要是走水貨走對了路，就是國家英雄、富甲一方；走的笨了、甚至是冤枉路，就是豬狗不如的人民公敵。不高不低、習以為常的，是普羅大眾….

「中港融合」還是「香港淪陷」?

其實兩個都是假命題。贊成的人錯了，反對的人也錯了。

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之後，也被問到他實在如何看香港。他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要在國內「多造幾個香港」。

原文引述如下：

1988年6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再一次向世人鄭重宣佈國家對香港政策五十年不變。鄧小平說：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的時間，除了這個世紀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麼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 實際上，五十年不變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7頁。

看清楚了沒有? 老鄧親口講，還要寫入《文選》的官方記錄。假得了?

應該這樣理解，所謂「中港融合」這個之為假命題，是因為在鄧小平的眼中，正確的路線是要中國「香港化」而不是香港「中國化」! 這個才是鄧小平的「開放」思想。其中所謂「五十年不變」，按此思路就真的不是開玩笑，「前五十年不能變，後五十年不需要變」，講得不能更透徹了吧? 這個說法只能有一個前題才能成立，就是「中國己經變成香港」，因此所謂「中港融合」是一個假命題，是因為沒有所謂融合，只有「中國香港化」。

其中有幾個「動作」也是不能不留意的，就是當年「深圳二線」的佈局。對於連中國《外匯券》也沒有見過的人來說，也許還不至太陌生吧。

深圳特區在1983年3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批准成立，至1983年12月，「為維持社會秩序」，開始架設鐵絲網，並設立「檢查站」。從此稱為「二線」。有指這是中國淪陷，更一度挑起國內有關「姓資姓社」的爭論。

換言之，在1979年改革開放直至1988年鄧小平發表「在內地多造幾個香港」這一系列的動作，都是符合「中國香港化」的方向。

其實香港的缺點，也又不是沒有被提到議程上去談的，但倒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腐化」的問題。這又豈止「馬照跑、舞照跳」這麼簡單，而在於一些香港人全然不自覺的「意識形態」問題。說香港人是政治低能也可以，但「意識形態」倒是國內的重要話題。

本來鄧小平也有「頂」過去的，因此又有所謂「黑貓白貓」論，也有「摸著石頭過河論」，凡此種種「說法」，都只是希望將爭論遏住，讓經濟成果來「潛移默化」爭取國人認同。

但轉捩點在1989年。相信大家也又不用提醒這一年發生甚麼事了。

「中國香港化」的風險原來大得不得了，甚至有說是「亡黨亡國」的重大風險。當中也又正正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了。也應該這麼說，出問題的不是「香港」、也不是「中國」，而是在於「中港企圖融合」，尤其是以「中國香港化」方式的融合。

要是沒有「開放」的口號，也不會有所謂「倒賣」的社會資源掠奪 (本來也有，沒有明目張膽吧，有時間看看老舍1956年已寫好的《西望長安》)，也又不會有人出來反貪腐；沒有傳媒採訪自由，也又更不會有人知道出了甚麼事。

因此也又是老鄧說得早：改革開放如同打開窗戶，有些蒼蠅蚊子會飛進來。對於在近乎窒息的鐵屋中，要打開一個窗口來活命，本來無可厚非，之不過這次飛了進去的，倒不是蚊子這麼簡單了，如何不把中南海領導人嚇個半死。

也可以這麼說，中國本身就有「被圍堵」的受害人心態，當年是國內反對一國兩制，是因為怕「中國淪陷」；物換星移二十多年，現在是變了是香港這邊怕「香港淪陷」。

不過從客觀角度看，要有融合的前題，當中「適度相近」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否則就只有永遠分立。也還好彩的話是分立而不是對立。對於並不了解中國以及香港兩邊的「深層次矛盾」的人，意識不到融合的風險，也只能說是鄧總設計師的水平太高了。

融合方案選項有三：一是按原方案中國香港化，二是按憤青方案香港中國化，第三是中間路線雙方向同一方向改變「趨同」。

答案很明顯吧。

但對於負責實際操作「融合」的「舵手」，其人選也又真是一個難題。老好人好心做壞事的，受不了。擦鞋仔水鬼升城隍的，也受不了；靠講大話上位蠻幹的，更受不了。

續世代戰爭

抱歉先前要賣關子，實在太忙。

上回談到，所謂「極大的話題­」。其實也又不是我提出的。中國歷史將這個問題寫得最早。所謂「世代戰爭」，定義原本並不清晰。按自然繁衍來看，即使有所謂衝突，極其量算是代溝問題、家庭糾紛而已。問題出在這種「代溝」在一個密集的大型社會裡面有系統地發生的時候，那種衝突的力量就變成非同小可，尤其是人類作為群體生物，自然有自我組織和分工的傾向。

當一個「世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自動組織起來的時候，正正就是「世代戰爭」的由來。所謂世代也者，也算是西方詞彙，尤其十九世紀開始，對於種種社會革命現象進行解釋時開始明確。而在社會科學盛行之後，對於人類行為有另一套解釋，稱之為「社教化過程」，亦即個人思想和行為的模式，並非完全天然，而是極大程度受後天影響和決定，甚至可以由個人處身的環境去加以決定。因此某一時間、某一地方、某一環境 (包括物質和精神狀態)的條件之下，就會孕育出怎樣的人出來。世代就是如此產生。黃之鋒的情況，其實也正是如此。

中國文化其實也不是沒有這個話題，只是一早就已經「消化」掉。例如孔子的人生和宇宙觀，由個人到國家，都是一個統一的價值判斷。後來孟子更是發揚光大，因此而有所謂「孟母三遷」的故事，再看一些簡單如《三字經》、《千字文》之類的兒童讀物，也有相同的觀點，例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其實換過來也可以算是「社教調節」的概念噢。

好了，夠長氣，也不再嘮叨，大家溫書吧。

不過要拿這個話題來做分析，也是政治的一門大學問。香港之所謂沒有政治人材，也可由此看得出也。而企圖通過「洗腦」方式來改變社教化進程的傻瓜，又或者想杜絕黃之鋒之類的新生代出現，又更是白痴裡的白痴也。

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如何處理「世代戰爭」的呢? 看看錢穆先生的大作吧，又不必要由我來班門弄斧。孔子所謂「周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所謂「文」，其實也可以理解為「文明」的，孔子其實又不是甚麼文學家，他是政治家嘛。

所謂文明，最實在的體現，就是孔夫子推崇備至的「宗法制度」。

在周朝正式「定制」之前，中國文明其實也經歷過不斷的「世代戰爭」。因為王權的出現，社會的形成，自然就引起「繼承權」的問題。而「繼承」可以如何實行呢，上古的「聖賢」總括來說不外是三種方式：傳賢、兄終弟及、父子相傳。

人和禽獸的分別本也就不大，野獸要「爭雄」，最簡單就是「強者當之」。看看錢穆寫「血族群婚」的分析，簡直和野獸記錄片差不多而已。一個族群的勢力壯大了，要地盤、要繁殖，最乾脆的做法就是去「搶」。所謂「世代戰爭」，於此最清楚不過。

開始文明起來了，就去「娶」。因此史學家談婚姻習俗，指有相當程度是某種戰爭儀式。這個搶婚傳統，到了後來仍有「娣媵制度」「收繼婚制」等等遺留。因此人類的文明與否，與野獸的「搶」就是起碼有這個分野。所謂「繼承」，就是下一個世代接收上一個世代的地位、權力和資源。就是這樣簡單而已。

一個社會能和平處理繼承問題，就是「承傳」囉；不能和平解決，就叫做「革命」嘛。中間有相當大的跨幅和變化而已。

中國文明的解決方法，也許可以稱為「中國模式」吧，就是主要以「宗法制度」來處理這個「跨世代」的承傳問題，因此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社會早就順利解決了社會最基本的衝突，那當然就是「非常穩定」啦。

之不過，這個「中國模式」也又不是完全無缺陷。尤其是推進到「政治層面」的時候，又總有一些「灰色地帶」。但總的來說，還是非常穩定。因此金觀濤也嘆為觀止，由科學家「跳槽」為社會學家，寫成了《興盛與危機》等經典，提出了「超穩定結構」以及支持這個結構的「中國模式」，繼承的下一代和上一代的價值完全一樣，亦即他書中所指的「停滯性」，因此承傳問題不大。要研究所謂「中國模式」，也又不必聽鳥人胡謅，因為誰人也沒有他的科學家本領，將「社會穩定臨界點」以數學模型「量化」出來。我在1990年才有機會看到原著，簡直是冷汗直流。大家趁有自由，盡快去「刨」個飽吧。

西方社會的「承傳問題」，其實也經過不少波折，之不過最終演化成了「民主社會」，這個轉變其實也又不是甚麼特別事情。因為「共和」這個字眼，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明也有的耶，這又要多謝錢穆大師，只要換上現代眼鏡來看這個古代現象，又是另一番滋味也。話說西周到了厲王時期，由於「無道」，引起「國人暴動」，十四年間，直至宣王復位，西周處於「共和」時期。

雖然解釋的文字不多，但「國人」這個概念，也頗為關鍵的。西周的「國人」，其實也有極大的政治決策權，在某些影響整個族群的重大決定方面，甚至有否決權；當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述「驅逐厲王」這個大動作。驅逐天子當然很少發生，但在封建諸侯方面，到了春秋仍是相對普遍，例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衛侯乃出居于襄牛。衛國國君在外交上違背「國人」的意見而自作主張，竟就被流亡于襄牛。這種後世中國所謂「欺君犯上、大逆不道」的事情，其實原本正宗的中國人並不視為不妥當也。孟子所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是相同道理。

換言之，即使在「宗法制度」的大前題下，國人仍是有很大的「公決權」，可以否決國君的決策，甚至驅逐不稱職以及「與民為敵」的「真命天子」。

因此孔子在《大同》裡面也有這個講法：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一點，和中國承傳制度裡面的「選賢」一脈相承也。但這個「順利交接」的問題，不是在於概念，而是在於「方法」。

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實也又和「國人參政」的方式又那有甚麼本質上的分別耶? 只是制度相對清晰而已。當然，背後的「社會契約論」更為科學才是重點。

因此如果有些人頭豬腦，居然連自己國家的「停滯性」也不知，更想用這個缺陷來抬轎中共的「一黨專政」，指為「更進步」云云，那其實是連「郁郁乎文哉」幾千年前的周人水平也夠不上，還講甚麼政治人材? 該煨。

也有一個講法，是「槍桿子出政權」。請問這個其實算否「野獸模式」? 還是返祖現象，不單止是對西方社會的現狀看不過眼，其實連中國本身的傳統文明也看不過眼了? 在這個前題下，要完成世代交接，相信也又只有「不斷革命」才能完成。而正正就是後一句，緊貼前一句出台，也的確是連猜測也省掉了。

一個社會有不同意見，很正常。尤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新一代更能接受新事物、更能掌握新科技、更易適應新生活。因此而自然凝聚而成的所謂「新世代」，很自然也就「比較革命」，也又不必大驚小怪。要怪就要怪為何一個「運作正常」的社會居然連這樣簡單的「世代」問題也處理不到，而居然要以「破壞派」來形容?

當然，如果「世代戰爭」的方式是「槍桿子出政權」，又或者像六七暴動一樣「遍地波蘿」，那當然可以用「破壞派」來形容，這又和「恐怖份子」有何分別了?

但也別忘了，1967年暴動期間，電台主持林彬只是開了一個節目對左派冷嘲熱諷，竟然被人當街淋汽油燒死! 假如有人硬要將「六七暴動」定義為愛國行為、而學民思潮的和平抗議定性為破壞行為，那麼大家下一步響應號召，要大搞「愛國活動」時，可要考慮一下這種語言偽術的受害人最終會是誰了。

香港的幸福，是在於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裡傾向「和平穩定」的基因，港人做人安份，不會隨便作反；但同時也接受了西方的科學社會觀，處事講求法治、不會亂來。我在中資機構做了這麼多年，這些對港人的正面評語，都聽過不少的了。

因此在經歷百多年的演化後，對於多次面對「世代轉變」的衝擊，香港也能順利過渡，更加是每一次都能吐故納新，使社會更為進步成熟，而並不會惡化成為「世代戰爭」。反映英國人的精明，也正正在於在制度上和文化上，能逐步建立了這種可以受得起衝擊的機制，讓一次又一次的「世代戰爭」的能量被化解和吸收。

九七前，《香港學》是國內其中一門「顯學」。而到了九七，居然還是那樣。九七年中聯辦主任姜恩柱來香港就任時曾說過：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不易讀，要好好學習才能明白通透。五年後他離任時還說這本書「看不完，而且不斷在增添新篇章」。

其中一篇，正正就是「世代戰爭」，這場仗，對於一些根本不知世代為何物的人，連理解也不能，更遑論迎刃而解。

也回應上文，談到「千頭萬緒」是這個「世代戰爭」的一個部份。何解? 因為有所衝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所謂「建制」裡的人，或者不客氣一點稱為「既得利益者」吧 (雖然我如何也感覺不出來)形成了一個被衝擊的自然對象。

假如有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感受會更深切一點。就是一個社會在一切已經有成文規距和既定程序的前題下，每一個人其實都會相對固定地嵌入了「建制」裡面，變成一個鏍絲、一個工具、一個系統。近乎不由自主地被整個「制度」拉着走，幾乎有點身不由己的境況。而越是「主流」就越是受困，因為本身己是制度的一部份嘛。

而新生代的情況則剛好相反，因為並未進入建制，也不是主流，那當然「事情」就不會衝着他們來。年青人最大的特徵就是「閒」。不是他們本身無所事事，而是太多東西不關他們的事。

因此而經常有一種情況，就是「建制派」或者是「希望成為主流的自認建制派」，通常都會覺得非主流的新生代是「挑戰者」，對於他們經已牢固定習以為常的世界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因此回應先前所講：世代的更替是很正常自然的 一件事，新生的一代自然也需要有空間、有資源、有條件去過自己的生活。但假如既有的制度並無設定如何吸納新生代的能量，那麼這 股原本可以帶來建設的力量，同樣也會帶來破壞。

這個並非個別問題，因此對於黃之鋒的個案，不論如何調查也不會帶來什麼意外驚喜，因為實在「世代」這件事，到底後果會是「繼承」還是「戰爭」，問題並不在新生代那一方，而是在「有能力創制」的那一方噢。很簡單很自然的一件事而已。

可以引用錢鍾書先生的名句，在《讀伊索寓言》裡是這樣寫的：小孩子該不該讀寓言，全看我們成年人在造成什麼一個世界、什麼一個社會，給小孩子長大了來過活。

郁郁乎文哉……唉，假如連這個世代交接的問題也不能理順，還要自誇「盛世」，那最好多看一本書，叫《盛世危言》吧。鄭觀應寫的，1893年出版，趕得及甲午戰爭前刊行，或者應該改個名字，叫「清宮殘夢」更貼切。

黃之鋒與世代戰爭

黃之鋒與世代戰爭

《學民思潮》所引起的反思不是在於它的政治影響，也不是喚醒香港市民注意公民權責這麼簡單。而是在於它帶出一個更深層次的東西：世代戰爭。再深入一點，是中國模式。

有太多人其實對學民思潮這件事「想得太多」了、也又真是想得太簡單了。一時說是背後有政黨指使、一時又說是某某棋子，諸如此類，讓人想像得發瘋。其實只要不被「某時某地某事某人」這個「現象」的前設矇住了眼睛，目光拉闊一點，才可以見得到「全局」：這個深層次矛盾，莫說是香港社會，其實是中國社會、以至全世界的社會，也不能妥善處理。

也可以這麼說，能有辦法盡量處理的社會，才有順利延續的可能。下一句也又不必細表了吧……想落有點打冷震。

本來我也是按這種「某時某地某事某人」，像「看電影」一樣來看現象，因此當初也有點懷疑。但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路」，真是對電影有研究的話，總不會不認真的思考和反省。也可以這麼說，一部好電影，正正就是能引起反思嘛。

正如蘇軾《超然臺記》所云：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首先是黃之鋒其人，當初我學生找我談，我也有點摸不着頭腦。於是翻了一下材料，看看他是什麼學校、什麼家底….諸如此類。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最近到某客戶辦公室拜訪，居然在一個商業場合把這個小子的背景查得一個一清二楚。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而這一點反而是最震撼的。因為假如「沒有什麼特別」，那即是：這是一個普遍現象。

首先講講何謂「沒有什麼特別」。這份材料其實是某雜誌專訪，而這份不是商業雜誌，而是某個教會的雜誌。而剛巧我的客戶也是這個教會的，也正剛好放了這份雜誌在前台接待處。我上門拜訪，在接待處閒極無聊的時候看到。絕對巧合，也許是「神諭」也說不定，哈哈。

好了，介紹了資料來源，也談談重點內容。專題當然是介紹一些基督徒事蹟和社會熱門話題啦，基督教一向比較「入世」嘛。而人物專訪正正就是黃之鋒小朋友。

他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誠教徒，小資也說不上，只算是小康中產，真的沒啥特別；簡直有點悶蛋。

不過作為一個基督教悶蛋，他的「家教」又的確不錯。換了是「公民教育」標準，絕對可以拿個超級滿分：例如生活有紀律，絕無不良嗜好，勤勞節檢，刻苦向學，關心社會，熱心助人….. 到底公民教育裡面有什麼東西他是沒有跟足的，找得出有獎。

不過這個也是問題所在：就是他真的認真履行這種「公民」標準，那問題就來了。專訪結尾一句可以匯總，他被問到「不怕後果嗎?」，你認為他的答案是甚麼?

傳教士到非洲佈道，隨時有殺身之禍，這個又算得是甚麼?

很明顯，黃之鋒的所謂特別，只是在於他很認真地按一個全世界也不會反對的原則去辦事，而且並無妥協或退縮。事情就只是這樣簡單而已。

那麼這個和「世代戰爭」以至於整個人類社會和文明的延續這一個「極大的話題」，又有什麼關係呢?

先賣個關子，抱歉還要「搵食」。

雖然是早上七點，但昨夜的文件未看完，一班律師還未休息；今朝的一連串會議開得早，幾個客戶各有所需。而且還有一大堆東西在公司枱面等着處理，千頭萬緒。而這些東西，也賣個關子：其實也是這個「世代戰爭」話題的一部份。

後續….

國民教育：歷史不能隨便教

看來又不知是那個「蠶虫師爺」度出來的「屎橋」：國民教育撤掉「近代國情」，隨便教什麼也可以! 於是有人建議應該教「近代歷史」，讓學生客觀地了解國家云云。

如此搞法，看來今次不單止這個國民教育的火頭要把香港的教育搞到一塌糊塗，阿爺那邊簡直要擔心「亡黨亡國」不日上畫也。

先前批死「無事生事、小事化大、大事失控」。「建華之亂」前車可鑑、「後梁篡唐」仍是血肉橫飛(黑材料橫飛)之際，主事者不單止不考慮「與民休息」，仍要大動干戈，搞到國教科不得不撤，大選只能說「技術勝出」(低票當選何其不光彩、兼且擔保不敢再搞全面直選也)。但撤的方式卻不倫不類，讓人覺得撤得鬼祟，於是基於「大話精」這個招牌，一致認定是「有陰謀」，看來林大姐的眼淚還有流個不停的機會。

至於另一個「大吉利是」的情況是「不幸言中」：所謂「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下一句是「蠟炬成灰淚始乾」。既然林大姐只是負責眼淚流乾的那一條蠟燭，那麼負責把人纏得到死的那位蠶虫師爺應該另有其人才是了。遙應一句「查找不足」，後梁天子何不先由身邊的「終極無間道」查起?

何解?

先前也提過了，歷史這個東西，隨了是死記硬背一些「史實」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種「史觀」。

放諸「中國歷史」，其一大特色是「修史不是本朝事」。大內必有「史官」一名，九品芝麻尤自可，「只寫不說」更是指定動作。因為史官這種生物，基本不是地球人、應該說「不能是地球人」。

按孔老夫子的標準，再引文天祥的絕詩云：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正是這個標準也。

史官也者，只能把「史實」一字不刪的硬記下來。不過正正有這種「絕不曲筆」的外星人脾性，地球容不下也。各位可否想像放一個「狗仔隊」在自己的床下底?  因而兩者權衡取其中庸之道，就是「本朝歷史後朝修」。

各位不信，且看看「廿四史」如何：只寫到明朝，清朝仍是「稿」。「清朝」一段，其實只能由民國修。但民國非「天朝稱制」，並無「史官」這個外星人，於是拖拉了好一段時間，書架上能放出來的，第廿五史《清史》，正式名堂仍是《清史稿》，非「正史」也。

要是翻到最後一節，大家肯定清楚何解：我們親愛的國父孫中山(民)先生，在清朝史官的筆下「正名」是「孫賊民」!

因為按「當朝」的官方立場來記錄，「謀朝篡位」這種「大逆不道」的人，不是「賊」是什麼?  肯直呼其名己是「俾足面子」了，要是細查起來，「中山」這個名堂是隱居日本時，化名「中山樵」，又稱「中山先生」才有這個「孫中山」的名字組合。如此算起來，「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川島芳子」原名「愛新覺羅．顯玗，字東珍、號誠之，漢名金璧輝，鑲白旗人，清朝末年肅親王善耆的第十四女兒」。清朝史官不罵我們的國父是個「謀朝篡位的東洋漢奸」算是萬份俾面矣。

再查中國歷史，試問又有那一朝的開國不是由「謀朝篡位」做起耶? 要教「近代歷史」基本上是「劃公仔劃出腸」，詳細說明「本朝」如何「謀朝篡位」起家，又豈是一句「該煨」可以形容。

即使強如「天可汗」，還不是一個玄武門弒兄篡父自立為皇? 利害如武則天，作反的地方不是龍椅而是父子兩代的龍床，可以拍多一套4D肉蒲團。這種歷史怎教才好? 難道中國近代史全部都要「包膠」兼且加註「超級III」?

因此武則天的決定也可算是最老實的做法，她的墓碑據報是「無字碑」。亦即不說也罷、也不必包膠。

國史這個大問題，大家假如有讀練乙錚2012年9月4日《信報.時事評論》專稿《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也可以試試查看到底國教科是否當真如練文所言「去國史化」，包括將「香港殖民地歷史」和「中華民國」剷除掉。

正如我教辯論一樣，不要只聽人家講什麼、更要留意人家有什麼沒有講。練文也是循此思路，反問為何「殖民」與「民國」不見了? 因為香港模式如果是成功的，那麼國際化、法治和人權保障又有何不可? 假如要寫民國史，台灣模式仍大刺刺的棟在海峽對岸，那麼「和平演變」和「民主化」又有何不可? 一黨專政的國民黨也能，為何又是一黨專政的共產黨不能?

正所謂「剪不斷、理還亂」，是國史：假如「石敬塘割燕雲十六州，靠遼人登基」，是否也可以寫成，「後人割外蒙海參崴，靠俄人登基」? 或者「以放棄釣魚台交換日本支持入聯」?  又或者「釣魚台是中國固有領土不過基於相同原理海參崴不是」。信還是不信? 怪不得最近有精神科醫生聯署，指國教科會教壞細路。看來這個判斷相當科學。

以上當然可以否認，找個外星人史官來查看一下狗仔隊筆記就是。不過….. 還有死剩種嗎?

中國模式再爭論

這個星期真熱鬧。《信報》還有筆戰耶，很久沒有看得這麼過癮。

須知筆戰這回事，和口頭駁火最大的分別，不是氣氛的問題，而是內容都必須寫得下來，讓人清楚看見，可作檢查，可以重溫；而不是輕易可以靠詭辯脫身。

2012年9月3日信報《市場脈搏》版，登出一篇由習廣思執筆的《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光看標題已經夠火爆。比我先前批「眾說紛紜」還要插得更狠。當然，習文也又不是只為意識形態之爭，他的確是「據理力爭」。對錯是一回事，這點從來也只有是「暫定不能證明為錯」的合理結論 (看看波普有關科學定律的說法吧)。但文字爭論較難造假，這點倒是貨真價實、值得參考的了。

習文的見解也不算獨特，但總結得不錯，也還就是「制度套利」的概念而已。習文引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先前研究心得，指中國只是和其他亞洲先前的「四小龍」一樣，從其他已經展的先進國家那裡「撿得到便宜」，利用人家已發展好的技術和市場，在較短的時間來追上經濟列車。這些材料，其實在八十年代研究新興經濟體的文章多的是。而更深層的判斷是：一旦百姓生活改善以後，會開始爭取民主，要求「發聲」、「維權」，資源需要重新進行分配，經濟的相對優勢會逐漸消失，除非該國經已掌握獨立的經濟發展條件；例如南韓的電子研發能力以至創意產業。

習文再引先前「亞洲四小龍」台灣的例子，說明台商在台灣的所謂「奇蹟」模式，其實也是在社會轉型和成本上升後，即時「抽空」跳到中國去，繼續利用中國的「制度缺陷」去發財。這點也是台大經濟教授林向愷的研究結論。《富士康》的個案，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參考。

其後2012年9月6日，《投資者日記》版輪到另一位高人畢老林出手，寫《中國模式? 還是有的!》。標題好像衝着習文而來，但細看之下，倒也不全是「唱反調」。文中針對習文還有另一層「制度套利」未有深入觸及 – 那就是中國超高的儲蓄率。

畢文的精彩重點是「中國模式其實並不中國」，只是基於和四小龍相同的「越遲起步增長越快」，這是一個「追趕速度」的問題，在更短時間之內、用更好的技術去進趕相約的經濟水平，其差異當然就是很科學地體現在「速度」上囉。也的確沒有什麼懸念。

不過畢文更精彩的地方，是以中國和新興經濟國家的「奇蹟」先例，倒過來確認了「香港模式」的問題，這點可有個意外效果了。其實在先前也有提及的《香港貧窮研究》系列，也早已提出過「香港儲蓄率」的高企現象，而結論同樣也是某種「制度套利」的原理，只是反過來用而已。就是「香港缺乏社會福利保障」，於是人人為求自保，就拼命賺錢、拼命儲錢，或者以投資「保值/抗通脹」的住宅作為儲蓄手段。

這種無形但真實的「金融壓迫」，正正就是驅使港人變成「經濟順民」的重要原因。

建華之亂的起因，是有人竟然「好心做壞事」，真的以為香港人是出於真心要做經濟順民、以及很自然地心理變態想搶錢。在根本沒有處理好「制度公平」以及「福利保障」之前就大力打擊樓市，將市民的「養老金」泡了湯，這種與民為敵的舉動，不被人挖掉祖宗山墳算是萬幸的了。香港之所以有「深層次矛盾」，其實只是沿於「制度不公」而已。因此所謂對民主的嚮往，其實也只不過是能跟四小龍一樣：一旦百姓生活改善以後，可以開始爭取民主，要求「發聲」、「維權」，對生活資源需要重新進行分配。

畢文列舉了國內情況加以印證同樣情況也正在中國發生。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其實社會保障根本比畫餅充飢更不堪 (留意國內「潮罵」醫院是黑店可謂見微知著了)。而一孩政策的強硬推行，更使老百姓以生孩子當買保險/分散資的出路也堵死了。再加上一個制度缺陷就是「投資限制過多」，老百姓無法參與海外市場，內地市場又形同賭場，只能對住銀行存款的「負利率」無可奈何。而再因此而經由銀行過多「閒錢」而產生的「投機流動性」遂變得無限擴大。這些東西炒在一個火熱的「政策」鍋內，又怎會不是爆炸性增長。問題只是「何時爆煲」而已?

明白了當中的「制度套利」概念，也又會明白為什麼中國政府對於「入世」看得如此嚴重，對於「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簡直非常熱心。因為假如不能「通過正常經濟活動接通不同的經濟系統」，不正常的資金流轉將會永遠無法理順。亦即「有市場套戥才沒有價格偏差」。否則不平衡早晚會爆煲、又或者不停重複「放亂收死」的怪圈。

其實只要是老老實實的看馬克斯，也會明白他是分析得沒錯，就是「共產主義必須發生在社會主義之後，而社會主義出現亦必須是資本主義經已發展過度」。其實和正常的循序漸進、經驗主義，又有什麼重大的分別了?

鄧小平也不正是想澄清這個務實主義嗎? 先前提到汪洋開口講明「制度套利」還不夠坦白嗎?

要講「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不是馬克斯、也不是鄧小平也。要是有某種程度的「中國模式」，這種拍腦袋、假大空才算是吧。

其實新興市場國家，總會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對國民的生活質素和產品質量要求越提越高的。只有將人的良知有系統地清洗乾淨的，才會在「盛世」之下，老百姓還是不敢喝水的。要是「生存權就是人權」，那麼沒有人權也可以騙住撐過去唄；看來國教也者，「勁刨」《詭辯大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