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世代戰爭

抱歉先前要賣關子，實在太忙。

上回談到，所謂「極大的話題­」。其實也又不是我提出的。中國歷史將這個問題寫得最早。所謂「世代戰爭」，定義原本並不清晰。按自然繁衍來看，即使有所謂衝突，極其量算是代溝問題、家庭糾紛而已。問題出在這種「代溝」在一個密集的大型社會裡面有系統地發生的時候，那種衝突的力量就變成非同小可，尤其是人類作為群體生物，自然有自我組織和分工的傾向。

當一個「世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自動組織起來的時候，正正就是「世代戰爭」的由來。所謂世代也者，也算是西方詞彙，尤其十九世紀開始，對於種種社會革命現象進行解釋時開始明確。而在社會科學盛行之後，對於人類行為有另一套解釋，稱之為「社教化過程」，亦即個人思想和行為的模式，並非完全天然，而是極大程度受後天影響和決定，甚至可以由個人處身的環境去加以決定。因此某一時間、某一地方、某一環境 (包括物質和精神狀態)的條件之下，就會孕育出怎樣的人出來。世代就是如此產生。黃之鋒的情況，其實也正是如此。

中國文化其實也不是沒有這個話題，只是一早就已經「消化」掉。例如孔子的人生和宇宙觀，由個人到國家，都是一個統一的價值判斷。後來孟子更是發揚光大，因此而有所謂「孟母三遷」的故事，再看一些簡單如《三字經》、《千字文》之類的兒童讀物，也有相同的觀點，例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其實換過來也可以算是「社教調節」的概念噢。

好了，夠長氣，也不再嘮叨，大家溫書吧。

不過要拿這個話題來做分析，也是政治的一門大學問。香港之所謂沒有政治人材，也可由此看得出也。而企圖通過「洗腦」方式來改變社教化進程的傻瓜，又或者想杜絕黃之鋒之類的新生代出現，又更是白痴裡的白痴也。

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如何處理「世代戰爭」的呢? 看看錢穆先生的大作吧，又不必要由我來班門弄斧。孔子所謂「周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所謂「文」，其實也可以理解為「文明」的，孔子其實又不是甚麼文學家，他是政治家嘛。

所謂文明，最實在的體現，就是孔夫子推崇備至的「宗法制度」。

在周朝正式「定制」之前，中國文明其實也經歷過不斷的「世代戰爭」。因為王權的出現，社會的形成，自然就引起「繼承權」的問題。而「繼承」可以如何實行呢，上古的「聖賢」總括來說不外是三種方式：傳賢、兄終弟及、父子相傳。

人和禽獸的分別本也就不大，野獸要「爭雄」，最簡單就是「強者當之」。看看錢穆寫「血族群婚」的分析，簡直和野獸記錄片差不多而已。一個族群的勢力壯大了，要地盤、要繁殖，最乾脆的做法就是去「搶」。所謂「世代戰爭」，於此最清楚不過。

開始文明起來了，就去「娶」。因此史學家談婚姻習俗，指有相當程度是某種戰爭儀式。這個搶婚傳統，到了後來仍有「娣媵制度」「收繼婚制」等等遺留。因此人類的文明與否，與野獸的「搶」就是起碼有這個分野。所謂「繼承」，就是下一個世代接收上一個世代的地位、權力和資源。就是這樣簡單而已。

一個社會能和平處理繼承問題，就是「承傳」囉；不能和平解決，就叫做「革命」嘛。中間有相當大的跨幅和變化而已。

中國文明的解決方法，也許可以稱為「中國模式」吧，就是主要以「宗法制度」來處理這個「跨世代」的承傳問題，因此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社會早就順利解決了社會最基本的衝突，那當然就是「非常穩定」啦。

之不過，這個「中國模式」也又不是完全無缺陷。尤其是推進到「政治層面」的時候，又總有一些「灰色地帶」。但總的來說，還是非常穩定。因此金觀濤也嘆為觀止，由科學家「跳槽」為社會學家，寫成了《興盛與危機》等經典，提出了「超穩定結構」以及支持這個結構的「中國模式」，繼承的下一代和上一代的價值完全一樣，亦即他書中所指的「停滯性」，因此承傳問題不大。要研究所謂「中國模式」，也又不必聽鳥人胡謅，因為誰人也沒有他的科學家本領，將「社會穩定臨界點」以數學模型「量化」出來。我在1990年才有機會看到原著，簡直是冷汗直流。大家趁有自由，盡快去「刨」個飽吧。

西方社會的「承傳問題」，其實也經過不少波折，之不過最終演化成了「民主社會」，這個轉變其實也又不是甚麼特別事情。因為「共和」這個字眼，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明也有的耶，這又要多謝錢穆大師，只要換上現代眼鏡來看這個古代現象，又是另一番滋味也。話說西周到了厲王時期，由於「無道」，引起「國人暴動」，十四年間，直至宣王復位，西周處於「共和」時期。

雖然解釋的文字不多，但「國人」這個概念，也頗為關鍵的。西周的「國人」，其實也有極大的政治決策權，在某些影響整個族群的重大決定方面，甚至有否決權；當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述「驅逐厲王」這個大動作。驅逐天子當然很少發生，但在封建諸侯方面，到了春秋仍是相對普遍，例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衛侯乃出居于襄牛。衛國國君在外交上違背「國人」的意見而自作主張，竟就被流亡于襄牛。這種後世中國所謂「欺君犯上、大逆不道」的事情，其實原本正宗的中國人並不視為不妥當也。孟子所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是相同道理。

換言之，即使在「宗法制度」的大前題下，國人仍是有很大的「公決權」，可以否決國君的決策，甚至驅逐不稱職以及「與民為敵」的「真命天子」。

因此孔子在《大同》裡面也有這個講法：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一點，和中國承傳制度裡面的「選賢」一脈相承也。但這個「順利交接」的問題，不是在於概念，而是在於「方法」。

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實也又和「國人參政」的方式又那有甚麼本質上的分別耶? 只是制度相對清晰而已。當然，背後的「社會契約論」更為科學才是重點。

因此如果有些人頭豬腦，居然連自己國家的「停滯性」也不知，更想用這個缺陷來抬轎中共的「一黨專政」，指為「更進步」云云，那其實是連「郁郁乎文哉」幾千年前的周人水平也夠不上，還講甚麼政治人材? 該煨。

也有一個講法，是「槍桿子出政權」。請問這個其實算否「野獸模式」? 還是返祖現象，不單止是對西方社會的現狀看不過眼，其實連中國本身的傳統文明也看不過眼了? 在這個前題下，要完成世代交接，相信也又只有「不斷革命」才能完成。而正正就是後一句，緊貼前一句出台，也的確是連猜測也省掉了。

一個社會有不同意見，很正常。尤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新一代更能接受新事物、更能掌握新科技、更易適應新生活。因此而自然凝聚而成的所謂「新世代」，很自然也就「比較革命」，也又不必大驚小怪。要怪就要怪為何一個「運作正常」的社會居然連這樣簡單的「世代」問題也處理不到，而居然要以「破壞派」來形容?

當然，如果「世代戰爭」的方式是「槍桿子出政權」，又或者像六七暴動一樣「遍地波蘿」，那當然可以用「破壞派」來形容，這又和「恐怖份子」有何分別了?

但也別忘了，1967年暴動期間，電台主持林彬只是開了一個節目對左派冷嘲熱諷，竟然被人當街淋汽油燒死! 假如有人硬要將「六七暴動」定義為愛國行為、而學民思潮的和平抗議定性為破壞行為，那麼大家下一步響應號召，要大搞「愛國活動」時，可要考慮一下這種語言偽術的受害人最終會是誰了。

香港的幸福，是在於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裡傾向「和平穩定」的基因，港人做人安份，不會隨便作反；但同時也接受了西方的科學社會觀，處事講求法治、不會亂來。我在中資機構做了這麼多年，這些對港人的正面評語，都聽過不少的了。

因此在經歷百多年的演化後，對於多次面對「世代轉變」的衝擊，香港也能順利過渡，更加是每一次都能吐故納新，使社會更為進步成熟，而並不會惡化成為「世代戰爭」。反映英國人的精明，也正正在於在制度上和文化上，能逐步建立了這種可以受得起衝擊的機制，讓一次又一次的「世代戰爭」的能量被化解和吸收。

九七前，《香港學》是國內其中一門「顯學」。而到了九七，居然還是那樣。九七年中聯辦主任姜恩柱來香港就任時曾說過：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不易讀，要好好學習才能明白通透。五年後他離任時還說這本書「看不完，而且不斷在增添新篇章」。

其中一篇，正正就是「世代戰爭」，這場仗，對於一些根本不知世代為何物的人，連理解也不能，更遑論迎刃而解。

也回應上文，談到「千頭萬緒」是這個「世代戰爭」的一個部份。何解? 因為有所衝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所謂「建制」裡的人，或者不客氣一點稱為「既得利益者」吧 (雖然我如何也感覺不出來)形成了一個被衝擊的自然對象。

假如有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感受會更深切一點。就是一個社會在一切已經有成文規距和既定程序的前題下，每一個人其實都會相對固定地嵌入了「建制」裡面，變成一個鏍絲、一個工具、一個系統。近乎不由自主地被整個「制度」拉着走，幾乎有點身不由己的境況。而越是「主流」就越是受困，因為本身己是制度的一部份嘛。

而新生代的情況則剛好相反，因為並未進入建制，也不是主流，那當然「事情」就不會衝着他們來。年青人最大的特徵就是「閒」。不是他們本身無所事事，而是太多東西不關他們的事。

因此而經常有一種情況，就是「建制派」或者是「希望成為主流的自認建制派」，通常都會覺得非主流的新生代是「挑戰者」，對於他們經已牢固定習以為常的世界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因此回應先前所講：世代的更替是很正常自然的 一件事，新生的一代自然也需要有空間、有資源、有條件去過自己的生活。但假如既有的制度並無設定如何吸納新生代的能量，那麼這 股原本可以帶來建設的力量，同樣也會帶來破壞。

這個並非個別問題，因此對於黃之鋒的個案，不論如何調查也不會帶來什麼意外驚喜，因為實在「世代」這件事，到底後果會是「繼承」還是「戰爭」，問題並不在新生代那一方，而是在「有能力創制」的那一方噢。很簡單很自然的一件事而已。

可以引用錢鍾書先生的名句，在《讀伊索寓言》裡是這樣寫的：小孩子該不該讀寓言，全看我們成年人在造成什麼一個世界、什麼一個社會，給小孩子長大了來過活。

郁郁乎文哉……唉，假如連這個世代交接的問題也不能理順，還要自誇「盛世」，那最好多看一本書，叫《盛世危言》吧。鄭觀應寫的，1893年出版，趕得及甲午戰爭前刊行，或者應該改個名字，叫「清宮殘夢」更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