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了，就是別誤會「中國模式」真的是「任你亂講」；對於假愛國、真擦鞋的一類江湖術士，領導看了那些胡言亂語，不算靠害已是萬幸。
昨日《信報》專題報導廣東省委書記江洋的講話，甚具啟發性。照道理看，領導不是真糊塗，而是有真苦衷也。
2012年9月1日信報「兩岸消息」版，專題《汪洋：做生意見領導不是辦法》。有關論調，從汪洋主政安徽、以至後來進入國務院以及出任重慶市委書記的時候，已不知講過多少遍了。不過今日讀來，汪書記似乎又更上一層樓，肯講的「越來越多」，甚至不怕觸及某些底線了。
例如，提到
最近看了一本書，《為甚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1]，書中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的營商制度不健全…一方面政府是很忙的，另一方面，老百姓、企業賺不了錢…他說：產權保護、信用調查、貸款回收、審批公關、這就是制度的損耗...為什麼企業願意做出口? 這是企業家在進行「制度套利」，即利用高效的海外經濟制度拓展業務…出口市場所具備的成熟的經濟制度和商業行為，顯著降低了「交易成本」。
他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雖然現在看不到成果，但是做好了，對下一步營商環境的改善有巨大的影響，實惠可大了。
看起來頗為長篇大論的，但假如細心留意當中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和判斷標準，其實正正就是張伍常幾十年前己寫好的「交易成本理論」。是百份之一百的資本主義思維，在《賣桔者言》一書，早己深入淺出，作出了詳細的分析。汪書記看來是「拐了一個大彎」，曲筆用他人的說話、甚至用資本主義的標準，來評論社會主義中國了。這個還不算是「底線」算是什麼?
而汪書記居然在國際金融風暴之後，仍稱國際市場為「高效、成熟和有成本優勢」，認真夠膽識也。如果另外有留意我先前引述的另一本新書 Why Nations Fail[2]，當中所具列的例子也指向相同的方向，正正就是汪洋所指的「制度成本」。
書中對比兩種極端「制度模式」，簡稱為 Inclusive 和 Exclusive 模式。或者可以譯為「包容性」和「排斥性」兩大狀態。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三八線以北的朝鮮和以南的大韓民國」。
所謂「包容性」，就是制度容許個人各展所長，創造最大的財富，而「制度」是容許以及保護這種「利己」的行為。至於「排斥性」，是指「制度」以各種不同名目，將個人創造性加以壓抑、剝奪以至乾脆直接掠奪。因此不論制度以何種名義稱呼，正如鄧小平所云：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先前己提及到，中國一直都在尋求突破，以改變社會主義經濟的限制；其實正正就如汪洋所指：制度成本太大。以致正常經濟活動無法合理進行。
但汪洋這個「尋求」，正好摸到了這條底線，但還未敢於發問：這個「制度成本」從何而產生?
汪老大看來還是要賣個關子了。因為有留意《共產主義》的，都會知道為什麼當年的熱血青年要搞革命。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就是「上層建構」由「基礎建構」所決定。亦即「政治制度由經濟關係決定」，而「民主政制之虛偽」是在於「強者對弱者不受限制的剝削和掠奪」，因而要通過共產革命，以政治力量把經濟關係重整，並且以「專政」手段維持執政，防止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復辟。
想得很美吧，不過假如烏托邦可行，則蘇聯不用死人無數之後破產倒台了呀。
中國汲取了教訓，當然不能朝着一條死路去走。因此先前撰文所指「由內而外逐步改革，最終與世界接軌」，就是這個大方向。亦即中國模式並非胡亂吹捧什麼「因時制宜」，所謂「摸着石頭過河」，其實鄧小平眼裡的確是有一個「大河彼岸」，才能有前進探索的動力呀。
而蘇聯的選擇，也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是看到中國的模式有其「不確定、不科學」的缺憾，才斗膽提出較為科學的「震盪治療」法，或可以稱為《蘇維埃百日維新》[3]，雖然按戈爾巴喬夫的說法，是「先政改、後經改」但實際看推行手法，是在仍未進行全面直選之前，先以「股份制」取代「國有制」，其實也是按照共產黨的「經濟決定論」來辦事的呀。
可惜對於1990年那個失落了的秋季，的確有點令人握腕嘆息….
[2] Why Nations Fail –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Crown Publishing, New York.
[3] 如要看個大概，維基也有，原本的計劃是五百日，http://en.wikipedia.org/wiki/500_Days; 不過好像全是俄文參考材料，如果要看英文版，我可以要花點時間在柜底把那位經濟顧問的手稿發掘出來才行，大家懇請稍安無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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