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又是藉機在講「國民教育」啦，誰叫愈來愈多歪理浮現。不過以上的對白是真人真事，不知算是笑死還是氣死那種；雖然不是關於國民教育，但日後如果放在國民教育的問題上，未知又會如何？
先講「真人真事」這部份，到目前為止知道的人不多。
當年我在法國讀書，其實成績不算太好，雖然是拿了法國政府的獎學金，但對着國際金融學院的全球精英，尤其是法國本土的尖子，頗有壓力。而實在我很討厭數字，但為了「搵食」，不能不「硬啃」金融專科罷了。當時差點以為自己這麼難看的成績，隨時要考慮 Plan B，但有時「天意難測」， 法國佬最後不能不「歡送」我畢業也。
也許自知不喜歡數字，因此對着有數字的東西，敏感程度總比同學為高；人家習以為常的東西，我總要多想幾次才肯安心，為免讓人捉到我有錯處嘛。終於有一次考會計科，我以為真的死定了。 考試的題目本來不難，我和其他同學也差不多同時寫完考卷。但我的「疑神疑鬼」毛病又發作，總不相信事情會這樣簡單。於是用我的笨方法，倒轉頭來再算一次。因為會計這東西，有一個特性，就是數目一定要「平」，亦即帳目借貸兩邊的數字一定是對等，因此不論從那一個方向計起，最後兩邊的數字也一定會相同的。怎知不做尤自可，帳目的數字，始終「平不下來」， 我唯有一改再改，企圖令帳目可以見得人，結果愈改愈糟。
試卷發下來，我當然是滿江紅啦，於是唯有硬着頭皮，去跟教授「討教」，本來我預算了是要去求情的呢。因為會計科除了評結果，也要評程序的嘛，厚着面皮，掙得多少得多少啦。
起初教授和顏悅色，拿着教科書出來和我解釋，說「試卷是從書裡抄出來的，你不知道嗎?」，既然是大出版社的專業教科書，經過重重審訂才能刊出的東西，可以會有甚麼問題？怎知大家坐下來一起核對不久，開始輪到教授的面色忽紅忽白起來，因為「兩種方法計出來的結果並不相同」，而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嘛。最後教授滿面疑惑的問我，為甚麼我會用他沒有教過的辦法去解題？
我的解釋倒也正路：因為我未讀大學之前，已經考了基本的審計證書，知道程式計算得出某個答案是一回事， 但不能就此假設答案就一定正確，我於是採用審計方式，逆向複核答案，用整盤帳目的結果來確認單一計算是否正確；結果證明答案不可能正確，因為帳簿「平不了」。
教授呆了一會，說：但分數已經打出，而全班也沒有人這樣做。
他的面色有點慘淡。
很明顯，教授要處理一個兩難局面：一就是說這個黃毛小子錯了，一是說全班學生都錯了，包括教授的評分都錯了。但這已經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啊。頭一個選項很容易，因為要由一個教授去評一個學生做錯題目完全沒有難度；之不過，擺在面前的是一個解釋不了的疑難。我無法提供一個「正確的答案」，但提出了一個他也解不了的難題。
教授很認真的說他會處理，叫我等他通知。於是大家各自歸家。
這下輪到我更加忐忑不安了，因為我用中國人的模式去思維，知道要是捅了這宗糗事出來，應該會有人想辦法將我滅口。試想想，全國首席金融學院的教授和全國精英難道都錯了? 就只有一個香港來的笨小子才對?
事隔數天，教授的秘書打電話來約我到辦公室 。我覺得有點等打靶的感覺。怎料到達辦公室的時候，教授原來站在門口迎接，臉上掛着一個大笑容，這倒讓我更摸不着頭腦了。坐下來之後，他拿了一封信出來給我看，我冒着汗以為是「大信封」耶，心想，不用這麼嚴重吧？
看罷反而有點超現實的感覺：原來是出版社的回信，教授把我的難題送了過去給編輯。出版社內部折騰了幾日，最後得出結論：試題當中某個數字「誤寫」。於是按照標準程式計算，即使步驟正確，得出來的答案也不可能會正確； 因此是編輯的「編印錯誤」。由於教授指正了這一個錯誤，於是出版社寫來感謝信，感謝教授讓出版社能做到「精益求精」云云。
好了，真要佩服法國佬的外交手腕，一場風波化於無形：全體學生沒有錯，因為程式運用正確，我也沒有錯，因為是題目「打印」出錯。教授更加是出版社和學校的救命恩人。感謝信中沒有寫我的鳴謝，我也沒有追究了，能畢業已經萬幸。很明顯，校方是盡早把我送走最好，大讚我聰明絕頂甚麼的，免得我又來蛋裡挑骨頭。先前我已提及在銀行見習的時候，把電腦也炸掉了。看來我的確有點「搞破壞」的特長。
這是法國佬處理「教科書錯誤」的手法。錯了的話，真的會認錯，真的會改過。
好了，香港這邊又如何呢？
今早看《信報》，見鄭赤琰教授寫特稿，題為《排斥國教科，難有好公民》。
其中當然是對一眾反對國教科的各路人馬曉以大義啦。指「感性教育」是很正常的，而「洗腦」與否，「便要看個人的政治立場了」。
又來先旨聲明，鄭教授論輩排資是我的老師，我也有在中大政政系教書嘛。而鄭教授是中大政政系前主任。論學問，當然是他可以一言定音。之不過，文中所述的「故事」，倒有點奇怪了。
例如舉例法國的國民教育，提到《最後的一課》這回事。話說那是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的故事，是法國人用來激勵國人愛國決心的文章。這點我倒是知道的；尤其在抗日戰爭前，愛國份子用來宣傳愛國主義，以當時情況看，當然是理直氣壯的。這點也算是通識吧。之不過，鄭教授把這則故事放到廿一世紀來講，就有點奇怪了。尤其當他提到：這種仇視敵國的教育非常普遍，因為它會更有效地令國民敵愾同仇，如果國民不團結，便無法凝聚國民抗敵了。
這個話題正好挑着我的神經線，因為當我在法國念書的時候，法國人所崇拜的英雄，早已改變了。在法國那邊，國家英雄是尚.蒙奈 (Jean Monnet )和 羅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
此事何來？就是兩人聯同一批歐洲經濟專家在二次大戰之後，推動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最終達致歐洲各國統一為歐盟。
他們的邏輯其實很簡單，甚至可以被稱為「很天真很傻」，他們提出了一個近乎國王的新衣一樣的笨蛋問題：歐洲人住在一個狹小的大陸上，多少個世代以來互相殘殺，所為何事？資源分配而已。既然最重要的工業資源：煤和鐵，都是自然礦脈，不理會國家分界，如果能摒棄國家疆界，共同擁有和使用資源，豈不一次過解決歐洲的和平問題？
很有趣是不是？有點像小朋友的對白，就是，你要吃飯我也要吃飯，為甚麼不能有飯大家吃。
各位， 一個劃時代的無國界運動就是根據這個天真小邏輯展開的，而歐洲各國最終選擇了放下武器，共同以和平方式進行統一工作，簽定《馬城條約》，予以確認。我在法國留學當時，正值公投籌備期間，真是大開眼界。
今時今日，在法國講《最後的一課》，是需要小心處理的，因為煽動仇恨這種行為，基本上是違反歐盟的和平共存原則。各國教育機構使用這類教材，作為歷史參考、以及解釋從前的互相殘殺背景，還是可以的，但以此作為教導小朋友「仇視敵國」，根據歐洲的 hate crime 標準，那可是足以判處監禁的刑事罪行。
以上可以參考Edgar Morin 的Penser l'Europe (《思考歐洲》; 不知有沒有英文版或中文版?)
可見同一篇故事，如何使用、如何解讀、如何引導，其後果是天壤之別。
教育這回事，除了要注意拿甚麼教材和內容來教導學生，也要明白不止是「學術自由」這麼簡單了；其背後的精神， 是要通過教學指引來規範的。如果指引出錯，後果嚴重噢。大家能想像法德兩國人民再在戰場相見嗎？他們自己人也不想，但幹嗎我們本應是旁觀者清的，倒反而會曲解他們呢？
人家能放下數百年的血海深仇，以和平方式締結一個統一和平的歐洲出來，這是足以令歐洲各國人民永垂青史的偉大事業啊。
記得其實早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許多年，由德國人Erich Maria Remarque 在1929年寫好小說《西線無戰事》(1930年由美國人拍成電影) 用以喚醒自己國家的同胞，不要讓仇恨蒙蔽了良心。只可惜納粹黨興起，他那個良心呼號始終無法阻止德國同胞到戰場「尋仇」去了。我對電影最印象深刻的，不是甚麼賺人熱淚的大場面，反而是其中一幕「鄉巴佬閒談」。話說行軍途中休息之際，一班被強徵入伍的德國鄉巴佬閒聊起來，有人謂根本不知為何要打仗，大伙正在納罕。某甲說：聽說是德國和法國互相憎恨，所以要打起來。笨頭反問：是德國的森林和法國的平原有仇嗎? 沒聽過啊。某乙再講：啊，當然不是啦，應該是德國人和法國人有仇嘛。笨頭又反問：我們大家都是德國人，我倒連一個法國人也不認識，那來有仇呢? 請問大家有誰認識法國佬的呀? 大伙傻笑。最後某丙終於「恍然大悟」，一本正經的說：是我們國家的政府告訴我們的嘛。於是大伙笑得更加人仰馬翻，齊聲說：那麼幹啥要我們來做替死鬼啊? 送一些棒棍給政客們自己互毆吧!
懂得站在對方的立場來思考問題, 這一點歐洲人早就做到了。
懂得站在對方的立場來思考問題, 這一點歐洲人早就做到了。
鄭教授在八十多年後的今天認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德法敵我對立？）因此德國人才會認為《最後的一課》是洗腦教材。
很抱歉，鄭教授，你錯了，法國人也認為是政治洗腦呀。這個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是普世價值的問題；不是教材本身的問題，是教人如何解讀史實的教學指引問題。
我倒是真心誠意的相信，一個好公民，基本上是愛好和平的，但為甚麼鄭教授會認為國教科要教一個以仇恨為主導思想的人，才算是好國民呢？那麼這樣看來，歐洲人應該全部都不會是好國民噢。
希望香港的國教科不是如此。
看來，這個問題，也是「反過來看，對不了的」。
有關國民教育的問題，老師，你錯了，怎麼辦？
後補：
鄭教授一文同時也提出「非國民即難民」的有趣見解。對於香港人的法律身份問題，容後詳論。之不過，沒記錯的話，鄭教授當年在中大任教，應該不會忘記中大的「新儒家」立場；中大的教職員，原本都是難民，只是按照孔夫子的教誨：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於是冒死渡海南來，只為堅持學術自由而已。
看來，中大人應該不會擔心這個「難民」的身份，甚至應該以這個「良心難民」的身份自豪才對。而實在香港人本來真的是難民，這個文化是流在血液裡的嘛，又有甚麼要批評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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