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3日 星期六

辯論員的培訓 - 競賽心理的管理

先前也提過,在《融辯入教》項目處理材料轉移的時候,也要做好整理功夫才可以將辯論活動的材料引用到中學的教學。
在教師培訓環節之中,也多番提醒參與的教師對「心理」的小心考慮。因為「辯論」作為一種課外活動,吸引力在於它是一種「競技」形式的比拼,對青少年來說是一種甚為刺激的活動,使用它的「形式」作為教學手段,可以提升學生對吸收學習內容的興趣。
這是「好」的一面。
但同樣道理,也正正由於它是一種刺激的競技活動,假如處理不當會發生甚麼事情又沒有有想過?
辯論作為教育手段,也有「壞」的一面。假如不能預先設定防範的措施,對青少年的教育所產生的負面作用,遠超於其好處。
第一是到底「嬴比賽」的吸引力大一點還是「造學問」的吸引力大一點?  
這牽涉到學習態度的培養問題。正如「思考方法」的學習一樣,正確使用固之然可以有助對事實作出判斷、增進學問或者減少誤會;但假如一個辯論員學到的,只是如何靈活運用語意不清、利用聽眾心理 、利用假証明 、甚至利用假資料 ,那麼「學習」又有什麼意義?
第二是「學習內容」的問題。

除卻上述的「方法論」,還有就是知識內容的性質和質素問題。一般來說都是指「通識」,但何謂通識固之然各有各的說法,但對於知識內容的考證是否認真,也不容忽視。

或者這樣講會太抽象一點。用一些具體個案來說明吧。

例如某場比賽,某些字眼的定義引用《大英百科全書》,反對的一方指「那是兩百年前的書,為甚麼不好好看看互聯網的新資料」。對絕大部份青少年甚至一大部份教師來說,這個講法很好呀。

當然,書裡面的東西當然不一定全對,之不過《大英百科全書》每年都有檢討修訂,是由學者專家逐條審理才能留在書裡面,因此能在上面找得到的資料,錯不到那裡去,而那是「今年」的事,不是「初版」的事。對於一些從來也不看書的人,當然不可能理解。對於編輯責任的認知,也要視乎平時看的是甚麼書。

又或者我經常要學生留意的 Halsbury’s Laws of England,同樣也是上百年歷史的東西,但也是每年由法律專家更新版本的;至於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每年也有最新的案例可供參考核實,也不可以單靠一本書,但起碼可靠。

又或者某些資料的出處是某些免費報紙的報導。到底編輯有多認真? 我當然不必與編輯過不去,但假如報導的內容是關於某間大學的收生標準,為甚麼又不打個電話去那間大學求證一下呢? 不是這麼難吧?

又或者先前提到「蕃薯大叔」的個案,對於「為什麼小販要領牌」,而居然連最新的憲法裁決案例也沒有看過、又或者只看一半。對具體的憲法人權等等問題的掌握又有多大幫助?

互聯網又有否相同的學術評審機制,尤其是涉及到「定義」的嚴肅問題?  作為一個啟動機制可能不錯,但作為核實機制就肯定「超錯」。

先前我有介紹過一本書,不過在香港似乎未有翻譯版本,也真頭痛;希望稍後盡快找一本香港人可以看的同類書籍吧。Bernard Stiegler 著的 “La Télécratie contre la Démocratie, Lettre Ouverte aux Representants Politiques” [1]可譯為《電子政治對抗民主政治, 向政治代表發出的公開信》。

篇幅頗長,但其要點不難理解:就是電子傳媒尤其是互聯網上「起閧式」的集體語言暴力,正正就是防礙正確思維的技巧,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最終結果是由一班「思考殘障而具語言暴力」的暴徒主政。

對於以上的「風險」,一般的自辯會以波普 Karl Popper 的《開放社會》作為精神指導。不過假如有認真讀波普的話,會發覺其實那種講法是百份之一百的誤導。因為波普講的,並非對 anything goes 的虛無主義作出任何認同,而是對於「偽科學」的批判,而偽科學之所以可以興起及維持,乃因為其煽動者「在思想上、語言上甚至肢體上的暴力扭曲」所達致。[2]

對以上種種所謂「刻意求膚淺」的情況,其實又與「思考方法」的反面作用有關,也是回歸到「競賽心理」,就是凡事以符合勝出比賽為目的,「資料」是越方便越好,對「事實」的考慮永遠「敬陪末座」、甚至是以假當真,總之「捉不到我有錯」就是「我嬴」。

對於防範以上的風險,有兩種方法,第一是嚴格要求在立論程序之中對於「事實」的考證要求,第二是在建構推論的過程之中,嚴格確定對「邏輯」的要求。

只可惜以上的措施都建基於自律,不可能由現場的評判或者校外人士加以干涉。

因此亦牽涉到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也在先前「辯論員的培訓」一則裡提及的,就是學校當局在設計「活動計劃」的時候,在「目標」和「組織」環節是否盡了把關的責任。到底有關活動是由誰去執教 (是有專業教育資格和操守的教職人員還只是一些「技術人員」) 以及怎樣教 (是依循學生的學習需要還只是可以嬴比賽就算?)

假如在最後的「檢討」環節,校方注意的都只是學生的「獎項」,而沒有留意具體的學習情況、亦沒有考慮學習的態度問題,那很明顯是惡性循環,讓思考方法的反面效果更加「發揚光大」而己。




[1] Flammarion, Paris, 2006
[2]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37寫於紐西蘭期間,正逃避納粹德國的追殺,並指控納粹黨的宣傳洗腦機器為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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