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開始有點「義和團救國」的氣氛了

事情是這樣的，最近為了「佔中」的問題，全城熱鬧不止。而星期六的公開論壇上，有人掟出一句：真理在少數人那一邊! 社會進步永遠都是由少數精英來帶領的….權力永遠都要由「有能力」的人擁有….做特首的為何要由七百萬人決定?

最初聽到的時候，差點以為自己是神經病，不過好在是港台的節目，可以在網上不斷重播，讓我仔細聽清楚。而結論是，的確有人神經病，不過肯定不是我。

話說港台第一台《星期六問責》節目昨日 (2013年6月29日)播出一場論壇對話，由《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王浩賢和《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對話。席間高達斌斥責「策動佔中的人只是少數，根本不民主」，和大部份的香港人利益對着幹，但隨後被王浩賢問到，為什麼香港不實行普選真民主的時候，高達斌又義無反顧地叫囂「因為真理永遠在少數人那一邊」。大致上就是文首那幾句重重複複的說話。

前後兩段說話一併起來，到底真理是在多數人那邊還是在少數人那邊? 自己前後的邏輯完全對立。這種情況，除了是精神分裂、可以一個人同時演出兩個相反的角色之外，別無其他任何合乎科學或邏輯可以解釋，只能歸類這是一件近乎「神打」一類的「靈異事件」。

而當然，高達斌也講得很明白，之所以「他們」無辦法一定要跑出來「發聲」，是因為現時的政府連「建制派」也管不了，根本無法在立法會之內「保駕護航」令到政府「順利施政」。而之所謂「發聲」是要進行「保護香港的誓師大會」。

歷史有時真的很會不斷重複播放。

話說上一個「中國夢」的年代，那是「清宮殘夢」的年代；清廷由於洋務運動徹底失敗，大中國被一個小日本在甲午戰爭打到四腳朝天，連東北祖宗的祠堂也被俄羅斯和日本拿了去做戰利品互相爭奪。光緒帝以及一班改革派急急推出「維新運動」企圖以現代化的政制來救國，結果建制派大反撲，慈禧太后還要把皇帝軟禁起來，準備「罷黜」。

而洋人這個時候居然「不識趣」，向慈禧太后抗議起來。這種「家事」居然還有鬼子佬在指指點點。太后惱羞成怒，正想要找辦法好好教訓一下洋鬼子，也順道替自己消消氣。但竟然朝中大臣無人想到辦法! 正好這個時候，有個捐官出身的「山東巡撫」簡直是天下無敵馬屁精托世，眼見太后茶飯不思，於是貼中她老人家最愛看大戲的癮子，將山東一帶的「神打」團體「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並召入京在太后面前表演「刀槍不入」的神功。這班「愛國份子」穿着的都是太后平日在戲棚見慣的戲服，而口裡叫嚷着的滿天神佛，正又是老太后耳識能詳的那一班老友記，太后於是「深為感動」，覺得大清國有救了!

事情就是這樣鬧大的了。也又剛好「完了一個清宮殘夢」。

現在又是有一班人在呢喃着要「打救香港」，堅持少數人當權，並且誓要將「洋鬼子」的勢力掃地出門….看來應該是國內不停「煲」着《清宮殘夢》的老人家覺得份外可親可愛了。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懂得圍棋的，都不會覺得以上的講法有何陌生。而同樣道理，懂得橋牌的，也又同樣莫逆於心；推而廣之，打麻將、推牌九等俗習，其實也是一樣。皆因有些東西是「系統性」的，一旦按某些方向推演開來，有若兵法所云：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即使是柔弱如水，也可以有「水淹三軍」之勢。

因此有很多時候，「鑑人」可以從「牌品」着眼，看看此人是否做事深思熟慮，顧慮周全、進退有度。如有人的表現是三心兩意、舉棋不定，應屬下品之人，但貌似果敢、實為魯莽者，又更為等而下之；最離譜者，是法度全無、輸打嬴要、抵賴推卸。

今朝看《東方》見到專訪一欄，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國康表示：回歸前只要努力一定上到位；依家想向上游但游唔到，政府就懶懶閒，搞到民不聊生。

依我看來，民不聊生這個結果沒有太大異議，不過成因倒不一定是「政府懶懶閒」，反而是「一個重點搞錯了」，落得一個天崩地裂的後果出來。

古有明訓，看看「紙上談兵」的故事就是。

戰國名將趙奢之子趙括，生於名將之家，自小「熟讀兵書」，加以「氣宇軒昂」一表人才的模樣，即使和老爹「談論兵事」，往往也是小子講得頭頭是道，而「老將軍」趙奢被嗆得啞口無言。但老將軍臨終之日，竟然是上書趙王，日後千萬不要任命自己的兒子領軍。趙王以為老人家糊塗了，於是不加理會。終於到了秦趙決戰之時，趙王竟然不理一眾老臣的勸告，撤了「堅壁清野」的廉頗，改派「鷹派」主攻的趙括為大將領軍：誓與秦軍一決雌雄云云。

結果如何? 就是留下了兩個世界紀錄的「長平之戰」。第一，以公元前260年的情況來計算，即使是接近同期的公元前330年亞歷山大東征戰役來比較，世界上也沒有雙方交戰人員達到一百萬這個天文數目。這種一百萬人互相砍殺的場面，相信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不過最要命的，是第二個世界紀錄，或許這個才又是到現在也沒有人破得了的紀錄：趙國的軍隊基本上不是在戰場上被殺的，而是被一個白痴將軍趙括帶着橫衝亂揰，結果被圍而投降。大概是四十多萬人吧，在投降之後手無寸鐵的，全被秦屠殺「以絕後患」。史稱「坑殺」。但事實上，那有可能有這樣一個大坑可以一次掩埋四十多萬人? 故事而已。

其實論戰備和人員，趙國都不在秦國之下。而唯一的分別，就只是趙王以為一個「勇武敢為」的趙括比起一個「縮頭烏龜」的廉頗更值得重用而已。此為之「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而我之所以不認同陳國康副教授將香港今日的問題歸咎於政府「懶懶閒」，也是這個原因。因為問題不是出在政府什麼也不做，而是做了一點不該做的事情。

再細看陳的談話內容會更清楚一點，那就是「社會流動性下降」。這個事實到底從何形成? 這個才是問題的重心嘛。

到底為何回歸前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上進，而回歸後即使努力也無法上進? 原因是特區政府由老好人董建華一上任就做了一件「方向性」錯誤的決策。

香港正如佛利民所言，的確是「自由經濟的典範」。但這個說法當中還隱含了另一句，那就是「積極不干預」。至於什麼時候干預、而什麼時候要保守「小政府大市場」呢? 這點就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了。亦即「牌品」的問題。沒有大智慧的確是判斷不出來的。

老董憑其膚淺之極的失意商人眼光，只見到英國人留下來的「手尾」很多，於是不假思索就自告奮勇，以為「為民請命」是天經地義的事。於是來了兩招：第一招，也是由梁振英做行政會議成員的時候有份提出的「八萬五」，第二招，就是「修理公務員的懶懶閒習慣」。

八萬五的威力如何，大家也又不必細說了。反而是「修理公務員」這點的重要性是大家也沒有仔細咀嚼的。這個不是指從大處着眼的所謂「董陳之爭」以及政府內耗，而是針對「公務員」這個「人上人」的概念，而這個同時也是英國佬留下來的「循序漸進」的社會價值判斷。

老董的重點是「很好心」地：希望公務員「有工作動力」，於是採用了商界的「合約制」來「加以鞭策」，又採用了「外判制」來減省人手，進而將各種公共產業「脫離公務員之手」，大力推行「私有化」讓「市場力量」來主導各種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服務發展，包括了鐵路商業化、公屋商場改為上市基金(領匯)等等。

而其實「公務員價值」的衍生範圍，也同樣包括中學以至大學教職人員的編制。教改第一件事就是要「踢走懶惰的教師」。各位難道看不出，這和「修理公務員」的「老董價值觀」，是同出一轍的嗎? 在社會保障方面，更拆掉了租務管制、廢掉了屋居、更企圖廢掉津貼教育搞所謂「直資」。種種方向性的決策，全部都是朝着「森林定律」的「原始資本主義」進發。這些森林定律，在文明社會早就被丟進垃圾桶裡去的嘛。

當社會上一切上進的梯階都變成「弱肉強食」的「有錢者得之」之後，香港還會有「流動」的機會嗎?  應該會有，但肯定就不再是「肯努力就一定可以上進」這個境況嘛。而所謂「有能力」，也只不過是「當權者認可的能力」而已，又或者是赤裸裸的財大氣粗而已。

老董以代自己一個老懞商人的見識，啟動了這一個「商人治港」的趨勢，香港市民面對財雄勢大的洪水猛獸以及人民內部的貧富懸殊、弱肉強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嗎?  大家看看一百多年之前，狄更斯和雨果的名著吧。

而所謂「能上進」的能力，都盡是投機取巧、趨炎附勢之徒的行徑。這個和一個集權政府也又是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嘛。而即使是狼鷹當道，也只不過是換了由一個想分享利益的集團來替代另一個既得利益的集團，練乙錚對這點看得最通透，因此惱羞成怒的狼鷹恨死了姓練的, 又明白得很噢; 狠鷹的舉措又和大眾市民希望一切可以重回正軌的卑微願望可又有半丁點兒相關了?

此謂之「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方向錯了，落花流水都逝去，只留一個千古唏噓。

誰是朋友，誰是對手?

今朝又是晨早流流見到《東方日報》的新聞，引述電台訪問了兩個人。一個是為梁振英助選的羅范椒芬，另一個是前中策組老總劉兆佳。

羅太一貫直腸直肚，坦承「新政府開局面對嘅困難，我競選時想像唔到咁大。」另一邊劉兆佳則指「梁振英：朋友太少、對手太多，承諾太多，兌現太少。」

以上是對於事實的陳述，「承諾太多、兌現太少」那是講「後果」，應該沒有什麼要特別留意的地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甚背後的推理與假設，雖云「言論自由」，不過「為政者」有這種思想謬誤，這些才叫人有點想死的感覺。

羅范椒芬表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上屆政府○八年起民情一直不好，對市民來說環境一直沒改善，現屆政府要處理的是積存已久的問題。她認為：「某些政策即使贏不到即時掌聲亦要做…..政綱講咩要去做，就算任內攞唔到掌聲，將來人民會懷念你，如果為香港做咗長遠有益嘅事。」

而佳叔則一貫學者立場，繼續「客觀分析」去也：現屆政府面對的問題較前兩任特首嚴峻，對現屆政府未來的管治並不樂觀。

相同的地方，在於兩者都明確指出，梁振英交不出功課來；而香港政府今時今日的施政困難，有其「歷史原因」，就是某種「累積」的情況。一些以前沒有解決好的事情，現在肯定就會繼續需要解決。而一日問題未得到解決，嚴重程度又只會累積遞增。這個是常識罷了，不需要什麼「為政者」另外提醒也。

羅太的「假設」是這樣的：公共管治的困難是要平衡不同聲音，但難有政策是全社會都讚好，而現時社會批評聲音的聲浪較大，令政府做任何事都動輒得咎，遺憾的是政府的理念亦未能令市民清晰接收。

換言之，除了將施政困難的責任推卸給「前朝」之外，羅太同時也將問題歸咎於「市民不明白」。

這個就大有問題了，因為這是典型的精英心態：問題不是為政者低能，只是老百姓低能。這個有點倒果為因。

其實困難的出處很明顯，首先在於「競選前」所謂的政綱是如何產生? 假如是經由真正代表市民的意見組合而成、以及經過有能力的團隊真心製作而產生，為何現在才會講是「低估了困難」?  很明顯所謂的競選準備只是閉門造車的拍腦袋工程而已。

憑常理也可知道，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有兩種合邏輯的解釋而已：一是事情真的很意外，二是分析能力過低。這一個常理，難道只能推論是「市民不明白」?

佳叔的表述則比較中肯，不過也指錯了方向。梁振英「不是朋友太少、對手太多」，而是對於何謂「朋友」何謂「對手」，是掉轉頭擺位!

梁振英的朋友不會少，否則如何登基? 不過他的朋友都在西環，只能幫他得天下，不能幫他治天下。而他的對手又是誰? 但凡與他意見相左的，他都指為「敵我矛盾」, 而競選對手的落敗, 只是有很多黑材料針對攻擊而已, 梁振英的朋友就是為他辦好了這件事情。

為政的難，只是在於將市民當成是「對手」而不是「朋友」。如此立心，還可以會有什麼後果?

香港從來都是間碟中心

香港人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天真了? 小小一個美國叛碟就可以鬧個滿天神佛出來。到底是高抬了自己還是低估了國際間碟戰的激烈本質?

而這事也正好提醒香港的老百姓，有些時候，阿爺鐵青着面，誓死不讓香港成為反共基地，也不是全無道理。之不過，這個道理，有點像秦朝的「連坐」，錯誤套用到一般老百姓身上去。於是幾乎任何人只要是跟共產黨過不去的，都被認定是「外國間諜」，從而令到香港變成無法取得實質的高度自治，這個才是最可惜的地方。

早於1998年已有人出版了一套書，非常有趣的，就是香港前「政治部」人員撰寫，名為《政治部回憶錄》(羅亞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6) 以及《香港絕密檔案》(羅亞著, 太平洋世紀研究所, 1998)，將香港在回歸前的碟報戰作出了不少記述。

政治部（Special Branch）是香港主權移交前皇家香港警察的一個負責反顛覆和間諜活動的內部保安部門，已於1995年正式解散。政治部成立於1934年，隸屬於英國軍情五處，1946年納入皇家香港警察的編制。最初僅有200人，在1980年代最高峰期達到1200人（連文職人員）。

政治部於1950年代的主要活動收集包括中國大陸等共產國家的情報，並嚴密防範和偵察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在港進行顛覆和間諜活動。 當年由於東西雙方正處於對峙狀態，由歐洲的冷戰打到亞洲的火熱韓戰和越戰，東西陣營各自死人無數。向敵對陣營進行間諜戰，很正常噢。

隨著蘇聯垮台冷戰結束，以及1997年的香港主權移交，政治部的情報部逐步解散；而保安部則由1995年7月1日起轉交警隊刑事及保安處管轄。

而這麼多年以來，中國受到「間碟」影響的官員也實在不少。單以香港為例，中聯辦秘書蔡小洪，據2003年12月16日《太陽報》揭露其實就是英方的臥底間碟。中方表示在香港問題談判上，一直懷疑有「內鬼」，但估不到原來職位這麼高而已。直到2003年才能查出來。升任中聯辦副秘書長之前，蔡一直擔任新華社(中聯辦前身)的文件處處長，掌握大量機要文件。落網後在廣州被秘密審判；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而2012年5月《東方日報》也有轉述北京消息，指「中國國家安全部」一名副部長秘書，在香港落入美國情報機關設下的「美人計」陷阱，與女諜幽會時遭拍照勒索，變節後為美方提供大量重要中國的國家機密，於2012年初落網。由於此人接近中國高層，掌握國家領導人才能看到的核心機密，因此成為中國近年來最大間諜案，牽涉到350多名官員。

不過中國政府也不是全部吃虧的。例如較早的案件是1961年的《曾昭科案》，當時曾昭科是香港警隊裡面的明日之星，1947年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回港，加入香港警察隊並屢受重用，曾派往倫敦警察廳受訓。先後任職政治部、九龍刑事偵緝處副處長等要職，並出任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最終升任助理警司。由於精通多國語言而且槍法極好，被編配為港督葛量洪的保鏢。1961年香港警方捉拿到一名大陸間碟，招認曾昭科為接頭人，負責替中共滲透警隊做臨底，事情才暴光。在韓戰期間中共通過香港突破了國際圍堵，而英國採取「集眼開集眼閉」的政策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到底為什麼會如此取態? 背後又牽涉到多少討價還價的考量? 中英雙方又各自根據什麼情報作出各種判斷?

香港不是諜戰中心? 看來占士邦電影多次在香港取景，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唄。

諜戰原本都只是暗地裡進行，以搜集情報為主，但居然也有例外，就是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動。原本「愛國人士」以《工聯會》為骨幹。當時負責「動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但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名的中共港澳工委，才是實際的幕後領導。當中詳情可以參考張家偉著《香港六七暴動內情》。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懸念。因為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可以接通全世界、資訊完全自由、出入境和資金往來完全沒有管制。這種「間碟安全港」全世界也不多。香港作為環球航運和金融中心、各國人種的龍蛇混雜地方，加上紙醉金迷的地下生態，的確有點像星球大戰裡面的「星際酒吧」噢。有這種先天優厚條件，不被選定做間碟中心才怪。

不過被間碟看中成為角力中心又如何，難道七百多萬香港人全部都是間諜? 又或者任何為民請命的都又是特務頭子? 這是一種典型的冷戰思維方式，眼中只有敵我，並無公民之間的平等互信前題。

對於一心保家衛國的作戰人員來說，凡事採取敵我對立的保守立場是正常的。不過有沒有聽過一個老掉大牙的評論，早在西漢立國之時，漢高祖劉邦正正就是「槍桿子出政權」的那種心態。當時有個儒生叫做陸賈對漢高祖說：「你馬上得天下，豈可馬上治天下？」

歷史對這個判斷解釋得非常清楚。

間諜也好、特務也好，那是國與國之間在敵對情況下的攻守計謀，又豈能套用到平民百姓的身上? 假如間諜特務可保天下太平，那麼明朝的廠衛遍天下，應該高枕無憂才對吧?

香港只是換了殖民地的主人

本來也不想星期日晨早就來掃興，不過又是輪到每個星期大掃除的時候，而枱頭上的報紙文章又會很自然地跳出來要我審批決定去或留。有些比較顯眼的題材，也又像冤魂一樣纏着不放，誓要你寫個東西替他申冤了才肯安然轉世一般。

而今早這個題目，自己看了也心傷，不過事實就是事實，所謂「溫水煮蛙」也者，不管你喜歡不喜歡，能適應就適應，不適應就請早自己打算。

事情是這樣的。先前看過錢志健在《信報》的專欄，提到一個題目《香港被換血》。時維2013年6月3日，想必是在六四前的一個回顧與反省。內容主要為：

「殖民香港」 的新移民住滿七年便成為真正的香港人，大勢是其中一撮人會成為香港的「精英」，是未來的區議員、立法會議員、特區官員，甚至有權做特首；有點感覺是，香港「被換血」。香港「被換血」或「殖民香港」….

或者以前就是在殖民地長大的緣故，本來對以上的陳述沒有太大的反應，因為香港「本來」就是這樣嘛，什麼人來、什麼人去，都是一個「無掩雞籠」，自出自入。英國佬教落，這叫做「自由港」嘛。

錢老闆的出發點是「政治」。各有各的看法啦。本來這篇文章也看過就算。不過今早等審查的另外一篇文章，倒勾起了這條「筋」：《信報》2013年6月18日，《管理智慧.經管錦言》由黃瑞麒寫的《排名下跌事小,因循自滿事大》，他是由「經濟量化指標」來分析香的「換血」現象。

按黃文所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MD) 把香港從全球競爭力排名連續兩年的榜首位置拉下來，列於美國與瑞士之後的第三位。因而指：目前香港是否居安尚且值得商榷，但思危卻可肯定不是太早。因為該排名要考慮的要素，都離不開「總生產力」的概念。假如兩個經濟體投入的資本和人力相同，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產出效果? 而他推論為：政府政策往往對這些因素「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

挑正這條「筋」的，是因為他正好用上「金融界人力資源培訓」為例。正好與錢志健的文章對上了口。

黃文引《2018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指在2010至2018年間，本港金融服務業的人力需求將增加4.62萬名，平均每年增幅應該達到2.5%，是所有行業增長之冠。

這個正常嘛，香港是服務中心，地產可說是「衍生」出來的，服務才是主題。而所有服務之中，一個足可匹敵全球的金融中心，不增聘金融人材那才是怪嘛。

但黃文接着指：

過去七八年，不論是投資銀行、基金公司、 buy-side 或 sell-side，身邊所見入行的投資銀行家、基金經理或分析員，十之七八不是海歸便是中國大陸人。而本地土生土長人才，卻往往從事前線銷售或者後勤支援工作。

而黃文的推論是：

可見我們在金融業的行政人員和專才供求缺口，多只靠外來或經外地培訓的人才來填補…. 背後的深層原因….關鍵仍是特區政府能否充分審時度勢，為香港市民的長遠福祉制定並推行一些具前瞻性和實效的政策。

可見黃文的結論，是認為「香港政府在人才培訓」方面的政策做得不好，才會出現「國內人替代香港人成為金融精英」的情況。

其實只要將兩份文章一對照起來，答案也很明顯，但總是大家無法面對而已。要說是對的話，兩個也對，要說是錯的話，兩個也錯。

事實太簡單了呀：香港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只是換了主子。因此內地人逐步接管主要經濟崗位的「制高點與主導權」這一個現象，基本上是無可避免地會發生。

從前英國佬殖民的時候不也是一樣嗎? 沒有見過「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的牌子嗎? 沒有見過「華洋不能同枱吃飯」的告示嗎? 華商不是永遠的被英商排擠的嗎? 中文不是認可語言 (那是指「本地話」，Punti dialect是法庭正式譯名呀，睇書啦各位)，只有殖民主子的英語才是認可。而各主要行業的老總，不是英國佬又會是誰?

因此錢文錯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客觀事實不會因主觀意願而改變，內地人不一定需要有什麼「政治野心」或計謀才會這樣「換血」，而是一旦「混血」，就總是「主人的血會排擠奴才的血」。試想你是中資機構的老闆，你會希望請一個怎樣的「跟班」? 同聲同氣的才對口味嘛。又或者你要和主子的客戶做生意，你會請一個怎樣的「專人」? 肯定要跟客戶同聲同氣的嘛。從前英國佬有一個職位是留給這種「中間人」的，叫「買辦」。何東爵士就是天字第一號「買辦」。

因此這種「甘為卑下」的「正常空間」才是香港「本地人」的正常位置。主子以及其近親永遠也是佔着主導的位置，這個根本「不是政治問題」，只是血緣和地緣問題。

黃文又錯在那裡呢?

香港政府的政策又關什麼事了? 可以改變「近親繁殖」的問題嗎? 即使培訓了多少「精英」，還不一樣是替人「打工」而已? 香港從前本地沒有人才嗎? 英國佬肯請你做牛做馬，三生有幸矣。所謂「金融才俊」也者，前線要「跑數」、不夠數就炒；後勤要挨騾仔，挨不住的、又或者老闆「計錯數/使大咗」要節約成本，又炒。即使是專業人士，也還只不過是負責「善後」的呀，RO 這個牌照，尤其是負責「合規事宜」的，其實真正的責任就是「搞掂」，收的人工本來就是「安家費」嘛。這種情況，有道理講的唄?

其實自從「百富勤」垮台之後，香港本地沒有一間夠實力的投資銀行可以站出來「代表香港」。只消客觀地看看香港的金融市場生態，到底有多少機構真正是「本地薑」? 餘下的事，講多無謂。

殖民雖然不對，但本來也不是問題，因為英國好歹也是民主國家，講人權講法治，末了還留下一個《廉政公署》和一大堆教會辦的學校，教香港「本地人」好好做個人。

因此先指正了以上兩個偏頗，其餘的，大家各自考量吧。不過由於這些「不是政治問題而引起的政治問題」倒也不少，即使是阿爺要我們查找不足，又可以找誰問責去? 阿爺願意或有能力解決嗎?

「新殖民」的後果和「前殖民」的相差不遠，包括：社會流動性停滯，財富分配兩極化，學歷與職位倒掛，階級對話破裂等等。基本上就是殖民壓抑土著的情況而已。

不過出了一個新象，也只能說「跟英國佬一起回鄉了」，那就是廉潔守法等等核心價值的消磨…..

查找不足? 想要怎樣報案?

習近平談蘇聯解體

也不算是新聞了，國內近期的「反憲政」浪潮風起雲湧。假如有任何人存有半點幻想，以為「新君」會有任何新思維….發你的中國夢啦。

看看習近平在「新南巡」的時候，他是這樣講解「蘇聯解體」的：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 “城頭變幻大王旗” 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

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爾巴喬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 “中立”。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佈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當中這句說話倒是勾起我的癮：竟無一人是男兒。

不過習老總的這一句就引得有點搞笑了。因為原文來源是後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徐貴妃所作的一首名詩。話說趙匡胤出兵平後蜀，後蜀將士不戰而降，花蕊夫人被趙匡胤收為小三。時人譏諷花蕊夫人是紅頻禍水，這位才藝雙絕的美人兒於是發了牢騷，擲下這首詩來：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講得雖然有點誨氣，但倒也精彩絕綸；連番「語帶相關­」，簡直是女人罵男人的最大侮辱方程式：男人在外面不戰而降，怎怪得到後宮女人那裡去? 末了被人脫下褲子，才知道根本不是個男的。

而居然習老總引用這個典故，可又是貽笑大方之至也。因為趙宋以仁義立邦，天下歸心。而趙匡胤發兵收後蜀，按當時的歷史進程來說是「應天順人」之舉，因此後蜀將士之不戰而降，也是「中國和平統一與解放」的一大業績噢。

以此推斷，蘇聯軍隊不肯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堅持憲法職責維護國家和平，也是應天順人之舉呀。

而所謂「沒有一個人出來抗爭」這一點，也是錯誤引述歷史事實噢。因為蘇共的反抗，就是「綁架黨總書記」囉!  威迫利誘，要戈爾巴喬夫交出政治權嘛。還要出「假軍令」召集軍隊「清剿」國會的民選議員噢。連番造假、磨刀霍霍向平民，怎麼算是「沒有抗爭」呢? 應該只是反抗無效而已。

而「蘇共」雖然被解散，但共產黨人沒有被禁制活動，反而是利用「政治開放」這一點空檔，在蘇聯解體後繼續進行反抗活動。在1993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名義重組。之不過要跟國家的民主規舉，以「選票」作為合法抗爭，也總會在國會有一些議席的。不過事實就太很明顯啦，在沒有「槍桿子」的情況下，選票選不出一個可以執政的共產黨來。

因此習老總的講話，篩去了所有砂砂石石之後，過濾出來的，就只有一個重點，就是「槍桿子出政權」，不多也不少，只此一句。

唉，這樣算不算是政治智慧? 怎麼將自己的底牌講得那麼白? 「槍桿子」就是唯一的執政理由…..是什麼一個合法性? 這和原始人搶女人做老婆又有什麼分別了?

習老總今次可要坦白面對，這是一個「自製困局」噢。因為一方面要死拉着褲頭、不讓褲子往下掉，但同時又要堅持要人家相信自己是「男兒」…….怎麼辦?

中國歷史科是否要教「貪污史」?

先前已發過一次牢騷，指「中國歷史」最好不要在香港教，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而其中一樣有關中國歷史的問題，就是一般人都只是從大處着眼，倒忘了歷史是由無數事實編織而成。當中的細節要是看漏眼的話，讓學生自己學懂挑出來研究，這種「教學後果」是絕對可以教得出一些連再世唐太宗也管不了的刁民….或者是刁官，假如有這種稱謂的話。

話說中國各朝歷史，從大處着眼，都沿着一個「必死循環」的方程式來推進。就是高調開國、繼而內鬨、後期中興，最後暴動收場。而當此循環之中，一些讀死書的儒生就一定會將問題歸咎於皇帝「昏庸無道」，繼而「吏治大壞」，於是「官迫民反」。

稍有常識的，都會留意到：皇帝其實很少直接「迫反」老百姓，因此儒生的「直線思維」錯得離譜。因為從來直接「迫反」百姓的，都是在前線進行執法工作的「官吏」而已；這一點在《水滸傳》講得極為生動。這個材料當是歷史來看也可以呀：皇帝老哥極其量是一個花天酒地的荷花大少，問題是出在放手讓一個叫高俅的傢伙出來替他辦事嘛。

各朝做皇帝的，稍有點頭腦都會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所謂「聖賢」的皇帝，其實自已不需要有什麼本事，能懂得「用人」就經己是功德無量矣。

能有本事一手策動天下大亂來整死自己的皇帝不多，隋煬帝之流，也又真是千古難得一見嘛。多的都是「中間派」，不太好也不太壞的那種，多得連記也記不起姓名來。

武則天的其中一項「創舉」就是設立了一個「投訴信箱」，平民百姓也可以投個「告發信」，檢舉官員。其實現在香港不也是有一個《廉政公署》，老百姓也可以「告官」的呀? 之所以話太陽底下無新事物就是這個意思嘛。

而自古以來，投訴官吏的需求也又的確無止無休。歸根究底，就是「不是人民作主」而已。要是老百姓可以決定誰人當官、甚至是誰人當皇帝，一切問題還不就是迎刃而解，幹啥要花精神搞什麼投訴去?

以上的說法也又不是杜撰，是今朝開國的毛大帝親自講述，還要因此而哄得「天下歸心」。這個先前也有提過啦，就是著名的1945年《窰洞對》：

歷代皇朝，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如何可以擺脫這種循環? 毛澤東答：實行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而當中的關鍵，其實並不在於什麼高深的理論，而只是一個「從小處着眼」的務實行為而已：就是在有公眾監督的情況下，當官的就不能隨便欺侮老百姓、瞞上欺下。只要種種「小惡行」逐步消減，老百姓自然是馴如羔羊，各自「搵食」去也，又怎會有無聊空閒來跟皇帝老子過不去。

而檢舉貪官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還不又是貪官自己嘛，因此當官的只要有本事可以「禁謗」，樂得一個「耳根清靜」，自然就是最大的好處。試想像一下，最近的笑話是：中國又送人上太空了。結論是：管食物安全比起登天還要難。這個邏輯其實很簡單：登天是官老爺們想要的事，而食物安全不是嘛。於是乎孩子吃了毒奶粉，當官的還是繼續當官，反而大吵大鬧的家長被抓了；孩子給豆腐渣學校壓死了，當官的仍是繼續當官，又是大吵大鬧的家長被抓了。

而「官官相衛」自古都是一個必然現象，否則互相告發起來，朝庭結果只會「一個官也不會剩下來」。

不信的話，遠的不用看，光是看看明清兩朝歷史就可以明白。

明朝開國，據說甚為憎恨貪官，因此有「剝皮裝草」這種酷刑，專門用來對付貪官的。這個宣傳不錯，有點像「窰洞對」的氣氛了。不過「其亡也速」的貪官盛世始自何時呢? 也又是開國不久，一次「宮庭政變」，從此「宦官當道」，全國變為極權政治之後，隨即就是吏治大壞。很簡單嘛，誰人想要當官，拿着黃金去巴結宦官就是。這種境況，不壞才怪。

而查明朝的官員俸祿，本來也是頗為合理的。都是建基於農業社會的傳統囉。衣食住行公家供給，不用另外開銷；田賦、徭役都免掉，沒有什麼稅務壓力；俸祿當中的米糧白銀布疋等等，基本夠一家十二口一年使用；而邊鎮官吏承繼屯兵傳統，另有幾十畝「養廉田」自給自足，反正邊遠地區無甚賦稅收入噢。推而廣之，一般官員都會在開荒過程中「留」一點田地給自己。這種「田地供給」加起其他的淨收入，總的來說也又不算是過於離譜。不過一到了「巴結」的問題上，這個就有點滾雪球效應了。

俗語有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個又是何來? 還不又是「從下向上的貢、從上向下的拿」唄。

由於官吏就是前線執法人員，生殺大權，全權在手。即使是一個豆丁般小的衙門，官老爺左邊一個管刑名的捕快、右邊一個管錢糧的師爺，生殺予奪，一個芝麻官就可以說了算；老百姓只能順着聽話，不能拂逆。因此任何人想要辦事順利的，莫不盡量要向官吏巴結，即使不拿好處，免個針對挑剔也好嘛。

至於地方官吏頭上的各級大員，也又同樣道理，可以全權決定下級官員的生死仕途，也又如何不將這種民間習俗發揚光大之理。長官高興了，派你一個肥缺，不爽了，派你去鎮守邊疆…. 而當然，肥缺也又不是白送的了，算是「肥水不流別人田」。誰人最懂得「投桃報李」的，往後一份更大的肥缺當然又是等着這種「官場新秀」來拿嘛。而對於貪污「恆常化」的現象，就是將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孝順父母」的行為重新包裝，例如夏天就「送冰」、冬天就「送炭」，以表關心嘛。當然囉，那有人真的會背着一包炭從海南島押送上京師的噢 – 金融業發達，「折現」就是囉。

由於這種層層搜括之下，最後能夠上繳給朝廷的餘額不多，於是乎一個民豐物阜的大好河山，永遠也要「鬧窮」，而當然到了朝廷真的要用錢的時候，又得要另外搞搞新意思，於是乎「遼餉」「剿餉」「練餉」等等又是目不暇給了。官迫民反，就是這樣來的而已，壓力太下，百姓撐不下去，倒台了。基本上完全沒有半點懸念。

滿州人拿下了明朝的花花江山，當然也同時承襲了這種「官場習俗」啦。到了雍正年間，實在有點不能再「和稀泥」下去，於是乎出名刻薄成性的女真主子四阿哥，想到了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辦法，就是將所有那些不規範的搜括，統統規範起來，老百姓要承擔的東西，全歸中央；官員要是喊窮，就改俸祿制度，加了一個「養廉銀」的舉措，將基本的薪金乘大十倍左右。意為「一切奉公，高薪養廉」。

之所以話，太陽底下無新事物嘛。香港那一套，其實早在雍正年間已經實行，既有肅貪倡廉的巡撫、又有「一切奉公，高薪養廉」的知縣，照道理只會是天下太平噢；又某種程度上，乾隆幾十年的所謂盛世，也是這樣搭建出來的。但要是世事這麼簡單，又不會出得了一個和珅，可以在家裡抄出一個「國庫十五年收入」的私人小金庫啦，這個還只是按殘缺記錄來推算而已。

和珅何許人也? 還只不過是乾隆皇帝的一個「寵臣」而已。當然啦，由得寵而舖開的「關係網」也又真是「極有看頭」嘛。此君除了精通中國人的傳統理財智慧，開設了當舖七十五間以及大小銀號三百多間，還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十三行有商業往來；理財的本領可謂「學貫中西」，絕對不是一個「見錢眼開」的土包子噢。有這樣一張「天羅地網」自然無往而不利啦。因此稱此君為「十八世紀全球首富」，絕對是實至名歸。

不過這種靠貪腐而發財的命運，也又不會有任何例外，就是「樹倒猢猻散」。乾隆一死、嘉慶皇帝一即位，第一件事就是拿他來「祭旗」。於是嘉慶一朝，拿了和珅的身家，基本上財用不缺。有困難的，還不仍是老百姓唄。

本朝號稱是無產階級當政，照道理，以上種種歷史遺留下來的「官場陋習」應該沾不上邊才對。但要是看「成份」就可以作出判斷，這種不甚合乎邏輯的推理，實在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嘛。

見微知著而已。號稱是「清水衙門」的「中央辦公廳法規室」，前副主任范悅被青春可人的女主播紀英男「踢爆」，如何被「誘騙」成二奶。

東方日報(2013年6月13日) 是這樣寫的：

據紀英男爆料稱，范悅豪擲一千多萬元包養她做二奶，同居四年期間，生活極其奢侈。范悅給她零花錢一項每天達一萬元，一次採購名牌衣物就高達六萬多元，還聲稱“不貴”。

中央辦公廳是中共中央的辦事機構，其工作人員都是為中央高層服務，無論政治要求和工作紀律都比普通部門嚴格。在這樣的背景下，范悅居然還能在四年之內成功包二奶，讓人聯想中辦內部的監督形同虛設。最重要的是，中辦歷來以清水衙門著稱，但范悅作為一個法規室副主任，卻可以豪擲千萬包二奶，收入與支出明顯不成正比，說明他涉及重大的腐敗，問題是這些錢又從何而來呢？

中辦雖然不是直接掌握人事和財政大權，但卻是國家核心機密的集散地，一些大政方針的出台，首先要通過中辦這個渠道，范悅所在的中辦法規室負責對相關政策的法律評估，能夠接觸到大量的國家機密。這些機密如果被一些商人提前獲知，可以在市場上翻雲覆雨，大發其財。中央辦公廳也是各國情治系統緊盯的目標，范悅的千萬財富來路不明，不排除是出賣國家機密獲得的贓款。

這種「盛世」情景，相信與大清朝相比較，應該早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了。大清朝那有一個清水衙門小文書可以有這種奢華的條件呀?  本朝即使是「城管」這麼卑微的「員外編制」居然也要爭相「上崗」的，見怪不怪囉。

既然一個大清朝可以出得了一個「十八世紀全球首富」，本朝不出十個八個「廿一世紀全球首富」，太「羞家」了吧?

因此在學校教中國歷史，起碼省了貪官們私下口傳的心法，可以將這種貪污腐化的習俗拿出來讓大家研究研究，一齊學習如何打做廿一世紀的發財學問。而解決方法不是沒有，但這裡倒涉及了一個極其「學術性」的問題，就是佛洛依德的著名研究：夢的解釋。

到底大家發了一個夢，名字應該叫什麼好呢?  一個是貪官聽了心煩氣燥的「憲政夢」，另一個就是貪官聽了心花怒放的「強國夢」。前者是人民拿了憲法去找貪官開刀，後者是貪官繼續大搞「發展」、「奉旨」拿老百姓開刀。

而本朝又與大清朝一模一樣的地方，是每次「換屆」，都一定會有上一屆的高官給拉下馬來抄家。本來是「根正苖紅、年青有為」的薄熙來，忽然就變成貪污暴富的新版和珅，連老婆也居然由律政美人搖一變做了下毒殺人的巫婆。

這種歷史比較，要教還是不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