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聞王岐山新官上任中紀委，會上聽取專家反腐建議之後，向與會專家推薦了一本書，他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假如「反腐倡廉」是習王朝的「工作主旨」，那麼王岐山坐鎮這個「關乎黨國前途」的「重中之重」工作崗位，會議發生的事情，當然又不能以一句「務虛」來形容了吧。
該書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56年的著作，深入探討法國大革命的前因後果，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可惜只刊出了第一卷，托克維爾就因病辭世。要是下卷能完成，歷史的解讀又未必止於此也。
王岐山在這個時候推薦這本「只有上半截」的書，頗有中國古風，因為也有「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個故事嘛。
相信王岐山薦書目的有二：一是圍繞「反腐倡廉」的主題，警愓社會精英與既得利益階層「知所進退」不要吃得太盡，以免重蹈法國波旁王朝的覆亡結果。二是警告國內自由派，不要以為拉倒共產黨就一定天下太平。
也聽聞國內自由派不斷抨擊執政當局，要求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甚至認為只要中共退出歷史舞台，中國就可實現民主化，從此走上民主富強之路。自由派的這個主張，在內地知識界以及先富階層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已開始挑戰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王岐山除了告戒當權派，應該也是想用這本書告誡自由派：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中共的消失未必會馬上帶來民主，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中國反而可能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踏精英將成為常態，民主化最後變成一個砍頭比賽遊戲，朝代更迭，血雨腥風。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民，相信任何人也不希望見到中國人自相殘殺。這一點，相信全世界的人也和王岐山的立場一樣。
之不過，到底不希望中國出事的是「自由派」還是「當權派」?
這點假如稍有讀歷史的話，東方其實也有相類似的經驗，不過結論未必如王岐山所願也，歷史不會以個人主觀意願而改變啊。
我校 HEC 的大講堂也是以托克維爾命名的，不過我只算才疏學淺，只副修了他眾多絕學的其中一科《地緣政治》。但作為一個在法國讀書的中國人，有一點我絕對可以肯定：參考過法國大革命的史實，假如中共不主動安排「民主過渡」而採取鎮壓清算的手段來企圖「維穩」，中國不單止是死路一條，而且自相殘殺的腥風血雨絕對不能避免。
中央喜歡聽也好、不喜歡聽也好，就正如病人要面對自己的病情一樣，都不能不聽。事情的演化，不會因為主觀意願而能改變。良藥苦口，忠言逆耳，自古皆然。
首先要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成因是甚麼。
一般人都以為法國是因為貴族貪婪，皇帝極權而又不理民生，在多次「反饑餓」示威之後，由暴民推倒而引發流血革命。
這個解釋甚為簡單，但頗為誤導。
法國在1789 年革命之前，是歐洲各國馬首是瞻的第一強國。法國自有其地理條件的優勢，自從羅馬帝國崩塌之後，法國一直都是西歐的強大政治、經濟和軍事勢力。以路易十四自封《太陽王》為最高點，此君自1643年登基，在位72年。其間一系列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更為世界之先，而啟蒙運動的強大文化生機更將國力由硬實力推向軟實力的鼎峰。西方各國君主莫不以能延請「法國專家」到訪為榮。例如大哲家笛卡兒就是在1649年應瑞典女王邀請，出任私人顧問。
所謂「貴族腐敗」亦不盡然。法國貴族之人才鼎盛，絕非一句「腐敗」可以概括。不論在科學、文學、哲學以至政治學說，法國的文化先進地位，莫不與貴族的勵精圖治以及治學不倦的文化息息相關。對法國貴族來說，被評為「沒有文化」是可以拔劍決鬥的正當殺人理由。
而「平民學者」，亦是因為貴族的悉心扶持而地位與日俱增。就以最敏感的政治哲學為例，對於「三權分立」等制約王權的理論，首推孟德斯鳩無疑，此君正是藍血貴族。另外「君主立憲」論的主角伏爾泰只是中產出身，但受夏特萊侯爵夫人青睞及支持，才華乃得以發揚。其後更為影響深遠的盧梭，情況又更為明顯，其出頭的機遇，乃是巴黎的「沙龍」聚會，為當時貴族的文藝活動主場地，同樣由貴族扶持加入的。各種思想交流和辯論活動，都是在這些由貴族主持的沙龍發生的。看看歷史就會有更深刻的感覺。
又為什麼法國的貴族會有此「雅興」? 說來也有點好笑：此乃正常不過的邏輯而已。有看過英國哲學家羅素撰寫的 In
Praise of Idleness 相信英國人對此現象的幽默見解可以心領神會，就是「文明是從休閒產生的」。對於法國貴族的「無所事事」，乃因而大力推動文明發展，可謂一針見血。
當時法國貴族之所「無所事事」，有三個主要「發悶」的原因：
1. 法國經濟是太好而不是太差! 法國當時是歐洲第一大國，人口質量、軍事實力、科技條件、經濟水平等各方面的「綜合國力」比起歐洲各國總和還要大；能與其進行環球匹敵的，也只有大英帝國。法國貴族只要隨便收點租就能過活；工廠又不用他們煩心、殖民地的貿易也有私人銀行替他們打點，如不搞點生活意思，會悶死!
2. 因利乘便：其實法國中央的集權意識極強，也不安心貴族們「割地自封」，因此和日本的幕府政權差不多，也有「羈縻京畿」的措施，尤其是宮庭裡沒完沒了的「慶祝大國xx」活動；而皇帝又很「慷慨」地派出《征稅代理》替貴族們「代辦租稅俗務」(實為架空，但有豁免等優惠回饋)，貴族不能不孚在皇帝身邊，以確保「貼近權力核心」。有很多貴族其實有點不能隨便回家的困難，因此「滯留首都」成了悶上加悶。
3. 自從歐洲金融革命之後，法國經歷了不少金融風暴，尤其受《鬱金香風潮》以及《南海泡沫》等「洗劫」以後，法國貴族損失不菲，對於「官商勾結」其實有滿肚牢騷的「鬱悶難解」，為日後的「算帳」埋下了心理伏線。
各位假如有心參觀一下法國的博物館、有心閱讀一下當時的報章雜誌和歷史文獻，也又不會被一些「通俗小說水平的所謂歷史教科書」給搞糊塗了。
法國在1789年其實正身處一個大時代的思潮衝擊當中。尤以1776年美國革命成功、英國專制王權在北美被推翻，這個事件的心理影響最為重大。
因此而又可以理解，到底托克維爾
寫書的來龍去脈。此君的成名作，其實是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論美國的民主》(或譯《民主在美國》1835年出版)。是他作為法國政府代表，出使到美國「取經」的筆記。此書早於《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刊出。兩者都是民主哲學的重大著作。
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是1788年初，法國「湊巧」踫上旱災和冰雹，而又由於美國革命戰爭和其他戰爭的影響，海外貿易、尤其北美的煙草和毛皮生意大受影響。稅收壓不下來、收入提不上去，租金和物價一飛沖天，而根本又沒有救濟福利這回事，於是民怨爆發自不待言。這些其實都不算是甚麼天塌下來的要命事件。
中央政府也不是不想解決問題，而是「無法解決問題」。其實法皇路易十六即時在1788年中就決定了召開「三界議會」，希望「大家想個辦法」，即是「國民代表大會」前身也。之所以稱為「三界」，是由於代表為「三個界別」，分別是「貴族、教會，平民」。也不能強指法國皇帝專制甚麼的。但不召開尤自可，一召開就天下大亂。
其實這種會議，老早就應該召開，因為法國的財政困境，也又不是一天形成，真正問題在於「一成不變地維穩」。這個議會，已有很多年沒有召開過。
所謂「貴族免稅」也不盡是官商勾結使然，而是皇帝為怕貴族壯大，以此政策來利誘「維穩」，實是以行政架空經濟的手段而已。貴族其實有錢而無權，對於官商勾結的怨恨，貴族不比平民來得順氣也。教會也是由於相同的維穩壓倒一切大原則，才又拿這個中央政府沒辦法。而皇帝也沒有甚麼好主意，對於「維穩」，手段和一百年前沒有兩樣，就是「兩手準備」，軟一手是利誘、硬一手是殺人。當中完全沒有想過「君主立憲」或者「共和」這些選擇。
講得實在一點，是制度老大僵化，政治機器只有兩個按鈕：贊成或反對，按「贊成」就提款、按「反對」就殺人。只是由於客觀條件所限，「提款」那個出口在1789年沒有錢打印出來。
需要處理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其實不能由那兩個按鈕解決，因此幾十年來只有積壓。而拖拉到1789年議會一開，平民由知識份子帶頭爭取「平權」、貴族爭取「立憲」、教會只能說聲「阿門」。皇帝氣得七孔生煙，只能按餘下的按鈕，召來「勤皇兵」把議員們掃地出門。於是乎革命才變成無可避免。
而即使革命成功，其實當時的優先選擇是「君主立憲」，議會也只是軟禁皇帝，迫他簽署一如英國大憲章的「立憲」文件。如非路易這個傻仔「條氣唔順」而選擇出走和召喚邊防軍隊鎮壓，根本也又不必出現血流成河的悲劇也。
因此王岐山要大家看「法國著作」，用心是好。可惜是，這個比起看中國歷史，殺傷力又更大也。因為法國是在沒有外敵的情況、從內部自行爆炸的。
其實中國歷史又何嘗沒有出現過類似鏡頭? 只是這個革命，是由外敵引起而已。
滿清政府在三十年洋務運動之後，知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各式現代化」只是一個荒謬絕倫的笑話，而尤其「難哽」的，是被一個「不是列強的小日本」打成一個爛攤子。經歷「維新」失敗之後，更加是沒有其他出路。惟有在1906年硬着頭皮搞「立憲」。
情況一如法國的三界議會一樣，訴求原來不止是老佛爺想像的那麼簡單。其實民間各界也又真不是想搞流血革命的，之不過原來是要「滿州族放棄一族專政」，由全體國民不分種族共同組織政府。
餘下細節，也就算了不再細表。
但的確，假如王岐山要大家看法國革命的歷史，對中共的殺傷力真的比看中國歷史更大也。因為法國大革命真的不是由外力促成，而是一個綜合國力冠絕國際的「強國」由內部自行爆炸。不似滿清倒台，還能諉過「國小力弱、列強欺侮」也。
因為「國小力弱」，也還可以算是「過不在己」，也還能通過「發展」來解決。這個有點像洋務。但假如已是列強、無人可以欺負你，但還是自行爆炸的話，那麼除了「立憲」，還可以有什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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