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共怕改革

香港的民主前途和中國的民主前途是同一條船。

正在準備寫蘇聯解體的分析，剛巧找到郝鐵川的自白，不先來交代一下，也又真是過於學術，對不起香港的朋友囉。

有了「蘇聯解體」這個個案攤在眼前，對於中共不敢貿然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也又不難理解。

不過對於反共的朋友，可能會因此而把我鬧爆，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也有人是真心謀求民族復興的。至於親共的朋友，可能會因此而淋我電油，因為可以認定我是拉倒蘇聯的自由派。但既然知道了事實而不講，我可不能冒着下世要做豬做狗的風險來了此殘生噢。就去得瀟灑一點又如何。

先說一下，郝鐵川的思想相當有代表性，其實中共的「新一代領導人」在1989年之前本來多少也像鄧小平一樣，也是在不停摸索着一條民族復興的道路。但改革開放的過程以及「六四」的衝擊、以至其後「東歐變天」和「蘇聯解體」這幾個比原子彈還要震撼的變化，應該對很多中共新一代領導造成心理上不能磨滅的陰影。

香港的政治分析如果都只是仍然集中在香港本土的爭論，而不從中共的角度、以整體中華民族復興的高度去理解情況的話，根本是「雞同鴨講」。莫說是改善溝通信任，對於爭取香港、以至中國的政治改革，如不能先解開這個「蘇聯解體」的心魔，雙方矛盾只會愈來愈大、立場也只會越行越遠。

到底中共為什麼怕改革? 口講什麼「進一步改革」是一回事，對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越收越緊這點早已不是新聞。更有甚者，是「篡唐」一事，幾乎是全面向本土左「老左派」傾斜，對「開明派」以及「親商派」也一併掃蕩，這個改變到底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有跡可尋的，但至於原來竟會在2012年就來「動真格」，這點倒是有點意外。現在既然知道原來中共少壯派可以比老左更左，現時來一個「中場檢討」也許還趕得及讓公眾進一步「知己知彼」。

這個「對蘇聯解體的反思」可從郝鐵川自己在2008年的網誌自白了解一下。

他是堅定不移地認定：蘇聯的解體，是因為「一群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份子推波助瀾，使得蘇共採納了激進主義的手段來進行改革」。這些「過激行動」包括：

·        全面推行私有化，所有國企以印發「認股權證」(voucher)並派送予所有國民並且允許自由轉讓的方式，以圖達成「均分產權」

·        容許多黨制出現並容納進入議會發出異議

·        修改憲法，放棄蘇共的「領導黨」地位，改為「議會黨」

·        修憲更將「人民代表大會制」(蘇維埃模式) ，改為「西方的三權分立」政府模式，並由全民普選產生「最高蘇維埃」(三權分立下的立法議會)，而不是由「黨指揮選舉」產生

以上的資料我會在稍後詳述《蘇聯五百日維新》時交代一下。

郝鐵川對蘇聯的「維新」，評論是：

政治體制兩年間 (指1988至1990)的數變、巨變，造成機構叠床架屋，職責混亂不清，政令斑駁陸離，權威喪失殆盡，管理幾近癱瘓。

…據蘇聯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數字，與1989年相比，1990年蘇聯國民收入下降4%，國民生產總值下降2%，勞動生產率下降3%。在1200多种基本消費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應經常短缺，在211種食品中有188種不能自由買賣，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實行凭票供應商品的制度。1989年人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7%，生活在貧困綫以下的居民為4100万人，佔總人口的14%，1990年增加到34%，1990年失業人口達到2000萬人。連政府領導人也不得不公開警告「國民經濟正在加速崩潰」。不待蘇聯解體，早已險象環生。

假如郝鐵川所眼見的就是事實的全部，也應該是「傻嘅都唔會搞改革啦」。

但為什麼蘇共竟會這樣「義無反顧」地進行「政治改革」呢? 這一點要不是我親自在巴黎和這批人面對面詳談，是絕對不能理解的。

蘇聯在80年代末其實已是有點「分崩析離」的光景。在政治上，早已不能遏止東歐的「和平演變」，尤其是波蘭較早前「獨立團結工會」的出現，以至其餘各「加盟共和國」的逐漸「尋求出路」。這些情況，多少也是拜鄧小平所賜。那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迅速擺脫經濟困境。全球各國、尤其是東歐國家的知識份子因而在「發酵」，尤其是舊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技術上其實早已破產。而自從入侵阿富汗變成一場類似「越南泥沼」的結局，自稱世上最強的蘇聯紅軍，竟然連石器時代的游擊隊也打不過，全國上下的知識份子也跟着東歐出現「發酵」的情況。改革其實是早晚的時，甚至不是時間的問題，而只是手段的問題而已。

對於應該採取什麼手段，這點也有一個很簡單的決定原因：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和科學家太有自信了。不是他們親西方與否的問題。這一點和他們當初的「創世紀」泡製出一個蘇聯出來的激進創新也是一脈相承的。

對中國的改革經驗，他們認為是一種「沒有邏輯的盲目摸索」。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他們可以「更科學地處理改革」。

比喻是很有趣的，我的俄羅斯教授親口說的：

社會改革就像修理一部汽車，比如將軚盤由左改到右。但中國的改革，像是在高速公路上，一邊踏着油門加速，一邊修理軚盤。這樣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合理的改革措施，是應該「先將汽車停下來」，然後「盡快的把軚盤改裝」，之後才再上路。

「先將汽車停下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先進行政治改革、再進行經濟改革」，否則「一個蘇維埃政治機器操作不了一個市場經濟」。

這一點，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其實是很科學和合理的。因為共產主義的宗旨，正正就是尋求一個「從上而下」，由政府帶頭改變社會和經濟關係的「革命」嘛。因此在摒棄「市場經濟」的同時，也不可能不一併摒棄由「市場經濟」而引伸出來的「西方式的政治體制」。而又如果要「操作」一個與全球接軌的市場經濟，在邏輯上也又不可能由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來運作呀。

因此鄧小平堅持「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要「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對於蘇聯的知識份子，當然是不合邏輯之至啦。

先不評論這種學術觀點對或錯，以下的事實，倒是千真萬確。

蘇聯社會科學院曾在1989年作過一個 「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認為蘇共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這項調查說明蘇共已嚴重脫離了群眾，盡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棄。

因此江澤民上台後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要確立「三個代表」論，將「共產黨」的合法性和認受性「寫入憲法」。這個很明顯是看到了蘇共的紙老虎本質來作出回應的噢。

《南方都市報》向來都以敢言著稱，也在經濟水平方面，對蘇聯垮台前的情況註了一腳。

·        第一是「水份極高」，因此所謂「改革造成經濟損失」，可能只是「還原真相」而已。就以1976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拉什多夫，在實際僅出產了不足300萬噸棉花的情況下，竟然開動政權機器，布置層層多報棉花產量，最後向蘇共中央上報了600萬噸的收成。因此以實際供應來滿足國民需要，蘇聯可能連一半也不達標。換言之，經濟下沉50%才是浮現真正的事實。

·        這個經濟假象的示範，也在日常生活中出現：據中央政治局委員雷日科夫說，即使在經濟好轉的1986—1988年，蘇聯還是有「未滿足的需求」，即「有錢買不到東西」。甚至出現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食品供應矛盾加劇」的怪現象。「1988年，食品短缺總額達210億盧布。」這一缺口相當於當年蘇聯食品工業總產量的1/6！這也正好說明「來華進修和工作的蘇聯人在回國時每個人都盡可能多地往家帶東西——從絲綢襯衫、羽絨服、牛仔服、口香糖到錄音機、彩電、照相機等等。」

·        另外在蘇共長期執政之下，享受特權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大約有50萬-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左右，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這些人可以得到舒適豪華的住宅、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特供、良好的教育、人身安全保護和各種生活服務，等等。他們還貪污受賄，參與非法經濟活動。[雖然只佔1.5%人口] 僅他們靠侵吞國有資產形成的「隱形經濟」的規模就佔到了全蘇GDP的1/3。前面提到的拉什多夫在「棉花案件」中因多報產量套取的國家資金就超過100億盧布。

以上這些都是由中國人引述蘇聯資料來說明的，不是西方經濟專家拋出來的。換言之，一個以熱氣來充撐的假象，在「漏氣」的情況下，其實只是還原一個真象出來而已。至於郝鐵川有沒有看《南方都市報》的習慣，這個又很難講啦。反正《南都》是在2010年寫的文章，也又不能斷定是否和郝鐵川的2008年網誌唱對台。

但無論如何，也可以看得出，所謂「亡黨亡國」這個「吶喊」，的確不是無病呻吟，而是對「蘇聯解體」這個現象的正常反應。因此不待2012年香港的換屆選舉，中共中央要走西方三權分立的憲政道路、還是「緊貼黨中央」的「社會主義路綫」，其實在國內也有相當激烈的爭論。

香港這邊，「唐唐」是一個西方教育出來的花花公子、富二代；還有貪酒好色、有點貪小便宜(例如偷挖地下室)等陋習。對於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完全沒有抗拒，對於本地的「異見份子」，也不假定是「階級敵人」。這種完全沒有「憂患意識」的荷花大少，成事與敗事都可能做不出來，阿爺雖然「放心」，但對於一眾「以史為鑑」、認定「蘇聯解體」是由於「走錯路綫」的熱血中年，可以安心嗎?

因此大話高手的左傾路綫以及和本土死硬派左傾的「老愛國」路綫正是「不謀而合」。因此即使全香港七百萬人也反對，對於「心繫十三億人民」的愛國份子，為了避免「走上蘇聯解體」之路，是否又比唐唐在位來得更安心呢? 因此「後梁篡唐」，也又變成「順理成章」的選擇了。

之不過，歷史不會因為個人主觀意願而有所改變。這個「中國前途」以及「香港前途」的大辯論，還有下文分解。

本港的所謂「民主派」到現時才開始在爭拗何謂「普選」，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偽命題。要拗當然可以、甚至應該，這個底綫不能不爭取。但在底綫之上，還有一個更高層次的「路綫」問題。假如中共中央不能接受「西式憲政」是一個選擇，那麼不管香港人如何善意、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變得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中聯辦新老總張曉明早前高度讚揚「澳門的三權合作辦得很好」，這一句說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大家也還要考慮?  如要爭取真正的普選和落實《基本法》所答允的高度自治，光喊口號是沒有用的。

香港的民主前途和中國的民主前途是同一條船。有了「蘇聯解體」這個個案攤在眼前，對於這個現象的解讀如果不能達成共識，又如何能爭取國人、包括中共中央的共同理解? 所謂民族復興，到底也是一個死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