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政治因素

前文提到，蘇聯經濟情況、包括該場著名的「振盪治療」，並不足以說明其政治解體的原因。而外來因素更加不是原因。但以上只對了一半。外來因素不是沒有，只是並非直接原因而已。要比較全面和客觀地理解這個話題，不能只看一條綫。先讓我們回到正確的歷史時間和環境再清楚了解一下。

外力方面，當時的確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挑戰蘇聯這個世界最強軍事國，但剛剛好這個自稱世界最強軍事國卡了在一個近似越南的泥沼，那個就是阿富汗。

1979年蘇聯揮軍接管阿富汗，成立傀儡政權，劍鋒直指印度洋，隨時完成帝俄當年無法完成的地緣版圖。舉世嘩然而無之奈何，皆因所謂「入侵」是應阿富汗政府「邀請」入境平亂的，蘇聯打得理直氣壯。其後觸發的新一輪環球角力，蘇聯也並不上心，因為美國正值1975年越南戰敗倉皇撤出印支半島；1979年初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美國被逐出波斯灣；石油危機正在蹂躪西方世界。雖然蘇聯也難獨善其身，但經濟上還是相對隔離，衝擊並不直接；亦由於擁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相對西方國家的困局，也可以自我感覺良好。揮軍入侵阿富汗，自我宣傳是「維護全球秩序」也，何等豪氣干雲!

可惜阿富汗戰爭簡直就是越南翻版，大灰熊發夢也想不到，竟然被一班近乎石器時代的土著「聖戰士」Mujahidin搞得一團糟。號稱世上最強的紅軍，最後竟然淪落到要出動「玩具炸彈」來誘殺手無寸鐵的兒童，作為「懲戒手段」。紅軍搞得灰頭土面、天怒人怨的，最終被迫在1987年宣佈撤軍，拖拉到1989年才完全撤出。

而這個撤軍時間，也有點玄機：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戰事迅速升級。西方世界開始採取各動抵制措施，並且積極支持聖戰士的游擊戰爭。原本已經薄弱的蘇聯經濟進一步衰退。 1982前蘇共領導人布里茲尼夫逝世，而這位一手推動蘇聯登上世界列強位置的強人，一直沒有明確的「繼位」安排。

在布里茲尼夫的死訊公告以至過渡安排各個環節，都讓人看得出蘇共中央是亂了腳步，好不容易才「選」出安德羅波夫繼任總書記職務。但不到兩年，安氏也又突然在1984年「腎病死亡」! 有傳安氏是被毒殺而死，皆因他的政策主要是「修正」布里茲尼夫的「手尾」，包括調整經濟佈局，平衡國內的生活物資供應短缺情況；當中涉及各種特權的取締、尤其是觸及長期受極權包庇而日益壯大的「內部貪腐」力量。安氏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蘇共高層內部對於「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也是路人皆見的了。

在安氏突然辭世之後，又是經過一輪折騰，終於選出了73歲高齡的契爾年科任總書記。而契氏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維穩」，也又是不到兩年，又是一命嗚呼! 而其執政期間，講得出但是做不到的，正正就是蘇共的經濟改革。到了1986年戈爾巴喬夫上台的時候，這個經濟改革的壓力已經迫在眉睫。

阿富汗的軍事挫敗、以及國內一連串的政治動盪對蘇聯內部的回響極大，就是引起知識份子與政治精英不能迴避的問題：蘇維埃出了什麼問題?

如前文所述，蘇聯的經濟困難也日益惡化，與當時環球經濟衰退其實也是同步的，直到80年代中期之後，列根主義在全球取得成績，而蘇聯經濟則反過來繼續下沉；即使是「社會主義小弟弟」的中共，也因為鄧小平1979年開展的經濟改革而顯得欣欣向榮。因此整個 80 年代，蘇聯這邊基本上可以用「思想發酵」來形容。而蘇聯的外圍附庸國，就更加是「壓力爆煲」了。

蘇聯的經濟政策不能解決蘇聯本身的平衡問題已提到了，不過這種不平衡的壓力，對其「附庸國」就更加是沉重，因為蘇聯缺了什麼東西，一向都是老實不客氣的向附庸國「要」過來。這在蘇聯高高在上的「新帝國主義」年代當然不難達成，但當蘇聯本身的權威出現裂縫的時候，高壓政策開始就逐漸失效了。波蘭的《獨立團結工會》運動就是在這種氣氛下逐步形成的。

1976年由於工資、就業保障以及生活物資短缺等矛盾，波蘭經已發生過全國罷工。後來雖然被迅速鎮壓下去，但民情並未能平服。

而「湊巧」1978年梵帝崗竟然選出了一個波蘭藉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來!  這位「親和力極強」的教宗又破天荒出訪共黨國家，回到娘家波蘭來「訪問」。這下可要了波共的命。因為波蘭本來就是一個天主教根深柢固的國家，天主教作為國教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國內的反對派和天主教勢力一旦合流，共黨很快就被比了下去。

終至1980年，經過長時間的罷工抗爭後，由《格旦斯克船廠》工人代表華里莎所領導的《獨立團結工會》終於迫使波共總書記下台，工會獲得承認其合法地位。而工會的綱領寫得毫不含糊，成立工會的目的，是「成立不受共產黨控制、並擁有合法罷工權利的獨立工會組織」。

這個「去共產化」的主張，在其一年後成立的全國聯盟「宣言」裡寫得更為明確：

歷史告訴我們，沒有自由便沒有麵包。而我們心裡有的不只是麵包、奶油和臘腸，還有正義、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嚴、信念的自由以及對共和國的改革。

很明顯，波共對於獨立團結工會的訴求，其容忍程度可以用「令人吃驚」來形容。因為這明顯是要「革共產黨的命」了，但更加令到蘇共吃驚的是：在團結工會正式成立之後，波蘭差不多全國的組織都向團結工會靠攏! 波蘭基本上在急速「去共產化」。這時蘇共布里茲尼夫仍然在世，他豪不客氣地命令波共改變容忍政策，派軍隊清剿工會成員。團結工會在1983年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不過策動鎮壓的布里茲尼夫早一年已去世了。

波蘭的情況雖然表面上被鎮壓了下去，但這場波瀾壯闊的「自治」運動，在東歐嚴重削弱了蘇共的權威，更令到蘇聯的「附庸經濟」被架空，由經濟掠奪倒過來要「倒貼維穩」，使得國內的經濟困難不易擺脫。而其後蘇共中央的走馬燈式換人，又更使得「人心思變」成了不能逆轉的趨勢了。

波蘭那邊由工人出來摑了自稱工人代表的共產黨一個大巴掌，這個「反省」還不夠條件了嗎? 到底共產黨是代表誰人的利益?

因此先前所提及的「蘇聯的學術與政治精英思想發酵」，就更加有如燎原野火，撲之不盡。到了戈爾巴喬夫上 台的時候，很「順理成章」地，不能不把「改革」一事，提到正式施政綱領裡面來了。而戈氏上台的政綱，其實仍是維持「共黨專政」的主調，「改革」是為了「更好發揚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云云。

因此而有其後的「政治改革」措施出現，其目的是為配合經濟改革，「設計一個可以操作新經濟形勢的政治制度」，以確保共產黨可以繼續保持專政的地位，而不是外界所想像的，以為戈氏是為推倒共黨而搞改革、更加不是蘇聯的學術和政治精英是受了外國勢力的支配而倒戈相向。

撇開一切主觀無理的陰謀論之後，從客觀的角度理解好1988年當時戈氏登上歷史舞台的形勢，可見蘇共的政治改革，是徹頭徹尾的「共黨自救運動」。

至於這場「自救運動」的詳情，請容下回分解。

而「似是故人來」的迴響，是最近中國十八大的各方討論。其中《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於2012年11月21日所發表的文章《十八大後制度反腐展望》。堂而煌之登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面。其中劈頭第一段就有這個說法：

三十年前以經濟改革為突破口，實現了對生產力的解放；那麼後三十年改革，則必須以政治體制改革為突破口，以改革的精神開展制度反腐、恢復和重建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看來，中共本身也不能避免，早晚要面對這個「自救」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