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9日 星期六

旅途上的光與影



都說人生如過客。就是知道了有這樣一個有趣的影片展覽,幽幽地訴說着,地球另一邊一個奇特時空的光與影。決定要到現場看看,這個層次太有趣,不看過心裡老是不得安寧。

在人生的過道上,有些人走得灑脫一點,只道「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去那復計東西」。另外有些人走得窩囊一些,老是拿着塵世的東西不肯放開,強人把山挖空,把日月星辰也要硬塞進去的,還要人歌功頌德,好不肉麻。香港的窩囊男人更差勁,是「記憶之中沒有講過沒有打洞」。記憶這東西,真玄。

其實絕大部份人一生之中都只是原地踏步,知足常樂的,兒孫滿堂地好來好去。中國人這點尤其是因為重土輕遷的 DNA就更加明顯。但當中也有極少部份,老是按捺不住一種想飛的感覺。假如相信有前世今生這回事,有可能這部份的中國人前世根本不是中國人,走過奈何橋時硬是不肯喝下那碗湯,於是今生還是惦記着某些前世的事。當然囉,也許時空久遠,記憶有點模糊。於是乎這一生就老是按捺不住,總想找出一條回家的路來。於是乎天南地北的跑,停不下來。

到底這種想飛的衝動可以有多要命?

例如一個畏高的女孩子居然夠膽跑去做空姐,扶搖直上三萬里,為的就是可以方便拿着攝影機到處跑。拍了的照片要擺放出來,也是自己爬梯子到天花板換射燈。這個搞笑模樣也可以繞了地球飛了好幾個圈,應該可以將那些專門打洞的窩囊男人比了下去吧。

到底有什麼東西比起這個「雪泥鴻爪」更加春夢過後了無痕的呢?

這個攝影展的前世今生,可能就是這樣來的吧。之所以這個展覽我非看不可囉。

一個過客能留下來的,從那個地方的回憶來看,其實只是一個影….

牆上有一幅照片也是這樣獨白的:攝影師最難避開的是自己的影子。看來有人不止想回家,簡直到了連自己今生的影子也想甩掉的地步。

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莊子早就捅穿了的啦。魍魎問影:到底影子你想到那裡去? 影子也當然答不上來,那要看主人要往那裡去了。人呢? 可能是要問心要往那裡去。心定不下來,人自然定不下來。人定不下來,那就別怪影子定不下來。

有一幅照片的獨白是這樣的:日落,太陽會在牆上畫畫。

這幅畫, 人是畫不出來的了不過今天的畫是昨天的畫嗎? 明白了這個光與影的關係,總會有些釋然。正如小龍女一燈的偈:這些雪花落下來,多麼白,多麼好看。過了幾天太陽一出,每一片雪花都變得無影無縱。到得明年冬天,又有許多雪花,只不過已經不是今年這些的了。

光與影的緣份,在某一個時空交錯的地方重疊在一起,其實就是合成了一幅幅的照片就只是在那一刻。好像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說的,人生這部書,一時間也看不完,當中那些訴說不完的,就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小註腳吧。從這個展覽看來,這些註腳倒真不少。

緣份這個東西,不是有點慧根是聽不進去的了。可能有人在這些照片中可以認得出一點回家的感覺也說不定。自己找找看吧。



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埃及公投看文明的衝突



先前還有一些人說埃及的民主派輸打嬴要,連「人民公投」也要反對,是雙重標準云云。這個批評很正常,例如到了今時今日,還有人堅持「美國也是間選」一樣。但評論沒有提到,為什麼對憲法和民主最認識深刻的法官們要集體辭職抗議。這個可不是怒火街頭的抗議水平了吧?

魔鬼總是在細節中,對於一些根本不明白何謂「憲政」的所謂政治評論家、尤其是對《基本法》自認是專家的一眾「言論自由行」,埃及的個案可要有些挑戰性了。

埃及的問題是一個很好的通識教材。聖誕期間,只能說聲阿門或者真神保佑(耶穌也是穆斯林的先知,不算異教噢)

埃及的確不是一場被預先彩排好的革命。埃及民眾對於推翻暴政的意見雖然一致,但對於如何在之後實行民主,倒是大有分歧。國內最大的單一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會》可以成為執政黨,這點總又不會有什麼懸念,人數多嘛。之不過「人多就是民主」,這點看來連老左也不想再多提了。於是乎近連指責埃及民主派「雙重標準」的評論也不見了。

因為假如「人多就是民主」,尤其是對着穆斯林的死硬派,那麼新疆可以公投獨立了啊? 這個受不了吧。因此評論不見了,這點倒不是什麼民主派的雙重標準,而是「集權派」的雙重標準,說了出來,是自己「穿崩」。崩口人忌崩口碗,所以還是不說為妙。這個雙重標準也是體現在諸如「十三億人的最大福祉」這一句。假如這個講法是要認真對待的話,那麼中國又可以什麼時候「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來一個公投呢吓? 這個說法在民國初期的確是這樣應承了的呀? 難道大家沒有研究過,為什麼19121月的《國旗統一案》是用「五色旗」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旗乎於是乎這個「公投」的事情就還是不說為妙的好了。(說起來有點陰風陣陣,之前香港好像也有一面「龍獅旗」什麼的…)

另一個帶出的問題是,假如「公投」就是「民主」,那麼為什麼當初率先上街抗爭的埃及民主派「不收貨」? 甚至之後連法官們都不收貨? 因為的而且確「人多不一定就是民主」嘛! 這個才是這個通識個案的精妙地方。邏輯上來講,這個是「必要條件」不是「充份條件」。

先前談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早就賣過一個關子,也是有關公投的,這裡可以「露一手」了吧:憲法可以公投修改,但修改「人權宣言」呢?  我好像沒有講啊。哈哈。能明白這個才能明白這場爭拗是關於什麼一回事。

埃及的「新憲法」其實某程度上來說,只是《穆斯林兄弟會》的「自衛憲法」,算不上是符合民主資格的「民主憲法」。其中主要的爭拗點包括:

1.   新憲法其實是以伊斯蘭教條為法理基礎,在現代憲法體系內無法實施,只能依附於伊斯蘭教條和教士的「政教一體」框架來運作。例如「人民有言論自由,但不能侮辱先知」。法庭可以怎樣判斷? 還不是只能由教士來判斷嗎?
2.   「保障宗教自由」是寫了,但只列出三個主要宗教。那麼其他的呢? 起碼佛教是不包的了。這個還算宗教自由否? 還是其他的思想和信仰,都「不是宗教」?
3.   人權是寫到文字上了,但範圍在於「符合回教法典」的規定。還要談什麼人權呢吓? 這個只是「一葉知秋」而已。換言之,所謂「憲法」,只是「回教法典」的「奪舍」行為、目的是恢復政教一體。大家假如有看過「木乃伊」電影的,都總會發現劇中人物「有人歡喜、有人嚇死」,端要看你是站在那一邊囉。
4.   這部「新憲法」其實「未有最絕,只有更絕」。以上的公然恢復「政教一體」的走勢大家又以為《穆斯林兄弟會》的同志不知道嗎? 這一點他們比起基本法的草委們要精明得多,就是在憲法預先加入「排斥條文」,就是「與本憲法精神不符合的國際協議一概不予承認」。難道問題會出在世貿的羊肉進出口協議嚒? 食懞你啦 :《國際人權公約》呀各位懞丙。
5.   所謂「更絕」,各位請綁好安全帶,不要撼頭埋電腦屏幕啦:憲法禁止「隨意及無理的拘禁和審訊」,因為之前《穆斯林兄弟會》是主要受害人嘛。之不過「軍政法庭繼續維持」,以確保「維穩工作不受干預」,另外「總統獨裁制明令取消」,之不過代之而行的是「內閣全權制」,噢嘩,原來是一個總統其實不夠,有一班才夠。連清除異己的工具也要原汁原味的保留下來。

看清楚未有? 這個也是民主? 之所以這部新憲法極其量只是《穆斯林兄弟會》奪權後的「自衛憲法」,但講不上是民主憲法;極其量是博物館裡面的出土文物「政教一體」而已;更加肯定保留了前朝「軍政維穩」的陰毒工具。有點像《少林足球》的場面,對方的球員有鐵錘、刀仔、士巴拿之類的東西跌到一地都係:好正常啫。

憲政不是一個形式這般簡單,當中是由要文明立憲的方式來體現某些價值。這個價值到底是「民主」還是「不是民主」,就看這個所謂憲法可以定個什麼客觀的操作指引出來而已。因此讀法律的人不能不咬文嚼字,不是因為得閒無事。但憲法學本身又是法律系統的再深一個層次,那又不是那麼簡單了。再者,在憲法學之上,還有更深奧的學問。只能勸勉大家:努力讀書。

雖然不太同意某些人的學術判斷,但對於觀摩一下人家的分析技巧,也還是有必要的。大家有時間請看看亨庭頓的《文明的衝突》吧。


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為什麼中共怕改革



香港的民主前途和中國的民主前途是同一條船。

正在準備寫蘇聯解體的分析,剛巧找到郝鐵川的自白,不先來交代一下,也又真是過於學術,對不起香港的朋友囉。

有了「蘇聯解體」這個個案攤在眼前,對於中共不敢貿然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也又不難理解。

不過對於反共的朋友,可能會因此而把我鬧爆,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也有人是真心謀求民族復興的。至於親共的朋友,可能會因此而淋我電油,因為可以認定我是拉倒蘇聯的自由派。但既然知道了事實而不講,我可不能冒着下世要做豬做狗的風險來了此殘生噢。就去得瀟灑一點又如何。

先說一下,郝鐵川的思想相當有代表性,其實中共的「新一代領導人」在1989年之前本來多少也像鄧小平一樣,也是在不停摸索着一條民族復興的道路。但改革開放的過程以及「六四」的衝擊、以至其後「東歐變天」和「蘇聯解體」這幾個比原子彈還要震撼的變化,應該對很多中共新一代領導造成心理上不能磨滅的陰影。

香港的政治分析如果都只是仍然集中在香港本土的爭論,而不從中共的角度、以整體中華民族復興的高度去理解情況的話,根本是「雞同鴨講」。莫說是改善溝通信任,對於爭取香港、以至中國的政治改革,如不能先解開這個「蘇聯解體」的心魔,雙方矛盾只會愈來愈大、立場也只會越行越遠。

到底中共為什麼怕改革? 口講什麼「進一步改革」是一回事,對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越收越緊這點早已不是新聞。更有甚者,是「篡唐」一事,幾乎是全面向本土左「老左派」傾斜,對「開明派」以及「親商派」也一併掃蕩,這個改變到底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有跡可尋的,但至於原來竟會在2012年就來「動真格」,這點倒是有點意外。現在既然知道原來中共少壯派可以比老左更左,現時來一個「中場檢討」也許還趕得及讓公眾進一步「知己知彼」。

這個「對蘇聯解體的反思」可從郝鐵川自己在2008年的網誌自白了解一下。

他是堅定不移地認定:蘇聯的解體,是因為「一群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份子推波助瀾,使得蘇共採納了激進主義的手段來進行改革」。這些「過激行動」包括:

·        全面推行私有化,所有國企以印發「認股權證」(voucher)並派送予所有國民並且允許自由轉讓的方式,以圖達成「均分產權」
·        容許多黨制出現並容納進入議會發出異議
·        修改憲法,放棄蘇共的「領導黨」地位,改為「議會黨」
·        修憲更將「人民代表大會制」(蘇維埃模式) ,改為「西方的三權分立」政府模式,並由全民普選產生「最高蘇維埃」(三權分立下的立法議會),而不是由「黨指揮選舉」產生

以上的資料我會在稍後詳述《蘇聯五百日維新》時交代一下。

郝鐵川對蘇聯的「維新」,評論是:

政治體制兩年間 (19881990)的數變、巨變,造成機構叠床架屋,職責混亂不清,政令斑駁陸離,權威喪失殆盡,管理幾近癱瘓。

據蘇聯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數字,與1989年相比,1990年蘇聯國民收入下降4%,國民生產總值下降2%,勞動生產率下降3%。在1200多种基本消費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應經常短缺,在211種食品中有188種不能自由買賣,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實行凭票供應商品的制度。1989年人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7%,生活在貧困綫以下的居民為4100万人,佔總人口的14%1990年增加到34%1990年失業人口達到2000萬人。連政府領導人也不得不公開警告「國民經濟正在加速崩潰」。不待蘇聯解體,早已險象環生。

假如郝鐵川所眼見的就是事實的全部,也應該是「傻嘅都唔會搞改革啦」。

但為什麼蘇共竟會這樣「義無反顧」地進行「政治改革」呢? 這一點要不是我親自在巴黎和這批人面對面詳談,是絕對不能理解的。

蘇聯在80年代末其實已是有點「分崩析離」的光景。在政治上,早已不能遏止東歐的「和平演變」,尤其是波蘭較早前「獨立團結工會」的出現,以至其餘各「加盟共和國」的逐漸「尋求出路」。這些情況,多少也是拜鄧小平所賜。那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迅速擺脫經濟困境。全球各國、尤其是東歐國家的知識份子因而在「發酵」,尤其是舊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技術上其實早已破產。而自從入侵阿富汗變成一場類似「越南泥沼」的結局,自稱世上最強的蘇聯紅軍,竟然連石器時代的游擊隊也打不過,全國上下的知識份子也跟着東歐出現「發酵」的情況。改革其實是早晚的時,甚至不是時間的問題,而只是手段的問題而已。

對於應該採取什麼手段,這點也有一個很簡單的決定原因: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和科學家太有自信了。不是他們親西方與否的問題。這一點和他們當初的「創世紀」泡製出一個蘇聯出來的激進創新也是一脈相承的。

對中國的改革經驗,他們認為是一種「沒有邏輯的盲目摸索」。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他們可以「更科學地處理改革」。

比喻是很有趣的,我的俄羅斯教授親口說的:

社會改革就像修理一部汽車,比如將軚盤由左改到右。但中國的改革,像是在高速公路上,一邊踏着油門加速,一邊修理軚盤。這樣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合理的改革措施,是應該「先將汽車停下來」,然後「盡快的把軚盤改裝」,之後才再上路。

「先將汽車停下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先進行政治改革、再進行經濟改革」,否則「一個蘇維埃政治機器操作不了一個市場經濟」。

這一點,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其實是很科學和合理的。因為共產主義的宗旨,正正就是尋求一個「從上而下」,由政府帶頭改變社會和經濟關係的「革命」嘛。因此在摒棄「市場經濟」的同時,也不可能不一併摒棄由「市場經濟」而引伸出來的「西方式的政治體制」。而又如果要「操作」一個與全球接軌的市場經濟,在邏輯上也又不可能由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來運作呀。

因此鄧小平堅持「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要「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對於蘇聯的知識份子,當然是不合邏輯之至啦。

先不評論這種學術觀點對或錯,以下的事實,倒是千真萬確。

蘇聯社會科學院曾在1989年作過一個 「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認為蘇共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這項調查說明蘇共已嚴重脫離了群眾,盡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棄。

因此江澤民上台後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要確立「三個代表」論,將「共產黨」的合法性和認受性「寫入憲法」。這個很明顯是看到了蘇共的紙老虎本質來作出回應的噢。

《南方都市報》向來都以敢言著稱,也在經濟水平方面,對蘇聯垮台前的情況註了一腳。

·        第一是「水份極高」,因此所謂「改革造成經濟損失」,可能只是「還原真相」而已。就以1976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拉什多夫,在實際僅出產了不足300萬噸棉花的情況下,竟然開動政權機器,布置層層多報棉花產量,最後向蘇共中央上報了600萬噸的收成。因此以實際供應來滿足國民需要,蘇聯可能連一半也不達標。換言之,經濟下沉50%才是浮現真正的事實。

·        這個經濟假象的示範,也在日常生活中出現:據中央政治局委員雷日科夫說,即使在經濟好轉的19861988年,蘇聯還是有「未滿足的需求」,即「有錢買不到東西」。甚至出現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食品供應矛盾加劇」的怪現象。「1988年,食品短缺總額達210億盧布。」這一缺口相當於當年蘇聯食品工業總產量的1/6!這也正好說明「來華進修和工作的蘇聯人在回國時每個人都盡可能多地往家帶東西——從絲綢襯衫、羽絨服、牛仔服、口香糖到錄音機、彩電、照相機等等。」

·        另外在蘇共長期執政之下,享受特權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左右,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這些人可以得到舒適豪華的住宅、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特供、良好的教育、人身安全保護和各種生活服務,等等。他們還貪污受賄,參與非法經濟活動。[雖然只佔1.5%人口] 僅他們靠侵吞國有資產形成的「隱形經濟」的規模就佔到了全蘇GDP1/3。前面提到的拉什多夫在「棉花案件」中因多報產量套取的國家資金就超過100億盧布。

以上這些都是由中國人引述蘇聯資料來說明的,不是西方經濟專家拋出來的。換言之,一個以熱氣來充撐的假象,在「漏氣」的情況下,其實只是還原一個真象出來而已。至於郝鐵川有沒有看《南方都市報》的習慣,這個又很難講啦。反正《南都》是在2010年寫的文章,也又不能斷定是否和郝鐵川2008年網誌唱對台。

但無論如何,也可以看得出,所謂「亡黨亡國」這個「吶喊」,的確不是無病呻吟,而是對「蘇聯解體」這個現象的正常反應。因此不待2012年香港的換屆選舉,中共中央要走西方三權分立的憲政道路、還是「緊貼黨中央」的「社會主義路綫」,其實在國內也有相當激烈的爭論。

香港這邊,「唐唐」是一個西方教育出來的花花公子、富二代;還有貪酒好色、有點貪小便宜(例如偷挖地下室)等陋習。對於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完全沒有抗拒,對於本地的「異見份子」,也不假定是「階級敵人」。這種完全沒有「憂患意識」的荷花大少,成事與敗事都可能做不出來,阿爺雖然「放心」,但對於一眾「以史為鑑」、認定「蘇聯解體」是由於「走錯路綫」的熱血中年,可以安心嗎?

因此大話高手的左傾路綫以及和本土死硬派左傾的「老愛國」路綫正是「不謀而合」。因此即使全香港七百萬人也反對,對於「心繫十三億人民」的愛國份子,為了避免「走上蘇聯解體」之路,是否又比唐唐在位來得更安心呢? 因此「後梁篡唐」,也又變成「順理成章」的選擇了。

之不過,歷史不會因為個人主觀意願而有所改變。這個「中國前途」以及「香港前途」的大辯論,還有下文分解。

本港的所謂「民主派」到現時才開始在爭拗何謂「普選」,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偽命題。要拗當然可以、甚至應該,這個底綫不能不爭取。但在底綫之上,還有一個更高層次的「路綫」問題。假如中共中央不能接受「西式憲政」是一個選擇,那麼不管香港人如何善意、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改變得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中聯辦新老總張曉明早前高度讚揚「澳門的三權合作辦得很好」,這一句說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大家也還要考慮?  如要爭取真正的普選和落實《基本法》所答允的高度自治,光喊口號是沒有用的。

香港的民主前途和中國的民主前途是同一條船。有了「蘇聯解體」這個個案攤在眼前,對於這個現象的解讀如果不能達成共識,又如何能爭取國人、包括中共中央的共同理解? 所謂民族復興,到底也是一個死局而已。

20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

香港高度自治的沿革



昨日(20121219) 看到林行止在《信報》專欄提到美國經濟學家 Paul Romer 的最新「發現」,謂「特設城市」是一個可取的管治概念,而其取材之一,無巧不成話,正正就是英國對香港150年的成功管治經驗。

本來我也答應了學生,要寫一篇有關英國的殖民地管治分析,以跟進先前對「港獨」以及「中國憲政問題」的討論。起稿中途正在拿蘇聯的個案材料,林行止這篇文章看來剛好「截了我糊」噢。唯有我先跟他的口水吧。

林行止的文章看來,這場「香港學」的辯論是不會隨着香港回歸中國而有所停頓的了。恰恰相反,正正就是有了回歸這個歷史契機,才可以拿「回歸前後」兩個管治狀態加以比較。之不過,研究出來的結果,阿爺絕對不肯收貨。這是「牌面」,而實際上,阿爺在改革一開始就不停地搞各式特區、甚至搞海南建省等等大動作,到了廿一世紀還要來一個「前海特區」,又以為阿爺得閒無事乎?

誠如鄧總設計師所講,一直都只是「摸着石頭過河」。所謂「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又豈會在意一些中間出現的「沙沙石石」。只要不是昧着良心來講就好了。很傻很天真地相信早晚會有一個像南非一樣的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來主持公道…. 唉。

而美國佬洽巧在這個時候也來趁熱鬧,「香港學」這個課題,真好玩。

話說 Romer 的理論是:用「特設城市」 Chartered City 來解決管治與發展的限制。是「由需要發展的國家,向有土地待開發的國家,採取以香港的模式經營新城市。最大特點,是擺脫在地國政府的干擾,以實事求是、在商言商的方式進行管治」。

嘩,這個不是「殖民地」又是什麼? 所謂「說服」也者,古老十八代叫做「船堅砲利下的不平等條約」,而「特設城市」以前叫做「殖民地」而已。又有何需要搞什麼研究噢? 翻翻歷史書不就是啦。

Romer 之所以不是只在抄歷史書,正正就是新一輪「香港學」的有趣地方。從前的論述分析都是從「後果」來看的,Romer 是經濟學家、不是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他是用「計量」來說明的。而且這種特設城市已不止是「殖民地」,而是由在地國主動成立的「授權經營」管治。

其引述的個案之一,是英國當年對美國的殖民行動,尤其是英國在1681年「授權」移民成立「賓夕凡尼亞州」,而其授權工具,就是一個 land charter,因此 Romer 稱這種「開發經營」方式為 Charter 就是這個原因。

而「授權經營」的頭痛問題是「管治權外判」。英國當初其實也又真的不是那麼「科學化」來管理殖民地,否則不會在北美爆出一個「獨立戰爭」出來囉。而汲取經驗之後,英國在19世紀中後期才晉身成為「日不落帝國」,換言之,這一套「特設城市」的「摸着石頭過河」,英國佬也是折騰了近百多年來修練而成的神功。要抄就抄英國佬好了。

但要是殖民地模式是可取的,為什麼大英帝國又要崩盤呢? 這個好玩的話題就是我上次答應我學生要寫的東西。而其實除了英國之外,其他西方列強也一直有採用「殖民地」這個「擴張經營」的模式,又為何只有英國佬在那個時段一枝獨秀呢?

講出來其實簡單得不得了,就是英國佬自知管理能力與距離成反比,因此不可能太自作聰明以為什麼都能管得到、甚或管得好,尤其是在美國的獨立戰爭中輸了一個灰頭土臉的,最佳辦法其實就是「高度自治」。當年美國殖民地和其他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沒有太大分別,尤其是各種苛捐雜稅以及強制的「不競爭」限制:殖民地被劃定只能從事某種產業,不能與宗主國本土形成「不良競爭」云云。殖民地的確是一個「純經濟概念」。美國於是乎才會有波士頓的 tea party, 其實就是一種抗稅運動,抗爭對像就是由宗主國的特權獨家代理《英國東印度公司》持有各種專利的經濟特權。

在英國的殖民地,其「授權」的方式雖然帶來極大的「經濟靈活性」,於是乎美國的經濟發展其實比英國本地還要快,但卻同時「省略」了一個重要的「英國特色」,就是「憲政」。換言之,是「在商言商」取代了「效率甚低」的法治社會;尤其是英國經歷了多次內戰所「權衡歸納」出來的「憲政」。這個原則沿自《大憲章》Magna Carta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國王只有在人民同意情況下才能征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美國殖民地,其實也是因為有這個「憲政」的追求而得不到英國的認同才會發動獨立戰爭的。



大英帝國自從在北美買了慘痛教訓之後,也將這個憲政精神納入為殖民地管治策略之一,就是除了授權其皇帝代表的總督全權和強權主政之外,就是確立必須要有當地人代表所組成的議會來「共同管治」。因此從香港的《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之中,可以看到「最高決策」的程序,不是由港督一個人像中國皇帝一樣「乾坤獨斷」,甚至比中國的縣令還更「窩囊」的,是規定決策必須是「港督會同行政局」Governor In Council。皇帝的代表必須要在當地人民所有份參與組成的議會之中,才能「奉公行事」,而法律的制定又必須要由當地人代表所參與組成的立法議會所同意(此為之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ation )。其法庭系統更加又是獨立於兩個議會之外,終審可以上訴去到英皇御前的 Privy Council。這個約制可不謂不精彩矣,根本就是「三權分立」囉。

因為這種組織方式,令得 Romer 多了一個詞彙:《公開委員會 Transparency Commission,其實就是要施政「開誠佈公」的意思,參考的模式其實就是香港的「立法及行政局」。但其所謂開誠佈公的指引,其實是「法治」才對。亦即,英國佬即使是殖民地的「主子」,也還要遵守其自訂的規矩,不能 rule by arbitrary power

英國《大憲章》的重點如下:

·        Freedom from Arbitrary Imprisonment and Trial  不受無理拘禁及審問的自由
·        Freedom from Arbitrary Seizure  不受無理掠奪的自由
·        Right to Proper Courts  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
·        Freedom from Excessive Fines  不受過度罰款的自由
·        Rights of Widows and Orphans  保障孤兒寡婦的權利
·        Freedom of Cities and Regions  城市(居住)及信仰(思想)的自由
·        Freedom of Travel  行動/移居的自由
·        Right to Lawful Weights and Measures  擁有合法公平的「度量衡」(公平交易) 權利

這些其實就是《人權公約》的前身,所謂「人天生而自由」其實也不實然,是英國人在反抗極權君主暴政所總結出來的經驗而已。所謂 Charter 其實也就是「憲章」。其中的所謂「法治、低稅率、自由、反貧腐、保障產權….」諸如此類,其實就是「憲政」的相同重點而已。

說穿了,就是英國人能成功在全球建立殖民地,不是因為船堅砲利,而是因為將自己成功的憲政模式推銷了出去。於是乎一些從前受到種種壓迫剝削的「原居民」,反而因為受益於《大憲章》的各種人權保障,得以發揮經濟能量。這種有生力量的聚積,結果就是「經濟奇蹟」囉。只是奇怪有些自認是「專家」的只認為那是「法治」的優勢,其實法治只是憲政的一個部份而已。

其實由一個在17世紀以做「海盜」起家的所謂「大英帝國」直到19世紀才形成「日不落帝國」的全球霸權,其間的「摸着石頭過河」學習時間,正正就是《香港學》的背景嘛。

而大英帝國之所謂「崩盤」,其實也又不盡然。因為目前「全球化」的一大特色,其實就是「英語化」。換言之,大英帝國的強勢,不是顯示在她的「船堅砲利」,而是在於她的「普世文化」。歐洲雖然自命「不是英美」,但其實看看歐盟的走勢,還不正是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 這個概念,的確是當時的構想之一。而英國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之所以死命堅拒加入歐盟,正正就是因為「不能忍受英國主權被剝奪」云云。

殖民地變成英聯邦、歐洲獨立國家通過國際條約以及國內公投確認而變成「歐盟」,英國佬這個案例也又真的不是什麼新主意吧。換言之,主權在民,由下而上地創制社會、再由社會創制國家。歐盟的模式更是在國家之上,創制「國家聯盟」,其實也又是英聯邦的改良版而已。但由於英國不再處於主導地位而必須與其他「盟邦」平起平坐,當然又會有一段日子要拖拉的了。

以上也只能宏觀的談談這個「新香港學」的問題。對於殖民地內部的社會變化以及具體的措施如何確保「憲政」可以推行、而又避免過早把宗主國排除在外,的確還有很多東西要寫噢。先來個中場休息。


2012年12月19日 星期三

西班牙的烤乳豬


剛到大美人的私房菜館開餐,終於見識得到她的「燒豬」菜色。說是義大利菜,其實南歐一般造法也不是太大分別也,和先前在慕尼黑吃過的德國燒豬最大分別,是口感細膩很多、油脂也相對少。雖然沒機會吃上全隻,些少試菜也己很滿足了(不是肚皮,是好奇心)。

恃熟賣熟,討教了一下做法(呵呵呵做了商業間諜),原來真的是「先蒸後烤」,那就正和先前談過的 sous-vide 技術對得上口了。其實在未有這套新設備之前,我看不論中西各方,如要烤肉做得好,這個「先蒸後烤」的程序是相當標準的了。

另外《信報》2012年11月19日《品味旅遊》版也刊登了一篇文章,張瑋芝寫的《環宇遊蹤》,正是講西班牙的見聞,其中大幅報導的,就是這一味「烤乳豬」。幾個資料來源,是可以互相核實的了。



有關做法寫得很詳盡:

先把所有調味品切碎攪拌,然後均勻塗蓋在內腔和表層上,然後按壓使調味品浸透入內。半小時後,還要清洗一次,之後再將白蘭地、檸檬汁、紅葡萄酒等液體調味料灑在內腔,用保鮮膜密封拿去蒸熟。蒸熟後除下保鮮膜,將豬放在鋪滿洋葱的烤盤上,放入烤箱烤一個小時。

最好玩的,是在「上枱」的時候,不需要用刀切的,因為皮脆肉嫩,是用「餐碟」來切的,這才可以露一下功夫嘛。利害。


現在明白檸檬汁用來幹啥啦:脆皮的秘密呀。如不用這個,其他種類的「菓酸」可要花一點心思了,德國人是用蘋果酒(看來還是要偏酸而不是偏甜的那種才對),總不成要霸王硬上弓,用上菓醋吧。


但這道菜起碼要四至六個人才夠人數開餐,也又真是剛好夠人頭渴酒噢。看來要吃這道菜,除了一家人闔府統請以外,要靠平日結交一班豬朋狗友了,哈哈。


2012年12月16日 星期日

書生造反,一事無成



書生論政,總是頭頭是道,但要是認真起來,除了真是一事無成之外,講不出第二樣來,因此俗語都說過了這個「書生造反」的問題,民間智慧可又不能忽視也。

緣起昨晚一班酒肉朋友在火鍋店打牙祭,大杯酒大塊肉的好不快活。三杯落肚,酒膽自壯,忽然談起時局來。正是大家都自命是讀書人,慣常動作當然就是掉書包、先天下之憂而憂之類啦;至於為什麼總是在酒餘飯後才來良心發現,這點我也有點納罕如何「先天下」。

有人提到:當今梁某,雖然口碑甚差,但不論「私德」如何,講到「為民請命」又有何虧於理? 假如大家不肯向前走、辦實事,香港不論如何都不會有明天也。比喻為「唐太宗玄武門之變」,即使犯下弒兄篡父的滔天罪行,若然天下人只是一味譴責追究,又何來《貞觀之治》? 反問大家,到底如何一起搞好時局而不是飲茶噴水。

此論甚妙,與張志剛在報章日哦夜哦所求「大家忘記過去,努力向前」之呼籲甚為吻合。之不過,此乃「書生」之言,信佢一成,雙目失明。

何解講得這麼絕? 因為書生論政通常都是文人居多,不是「科學人」也,兩者最大分別是,文人只是談「道理」,沒有認真做「科學論證」。更為可憐的,是只懂看故紙堆的舊書,但總是按快樂原則「以偏概全」,拿典故來自我支持。而即使「以史論政」,香港書生也還真的所欠學術根底甚多也。

以唐太宗比較當今梁某,先請問「私德」如何? 除了「大義滅親」之外,李世民尚有其他「誠信問題」否?  再問「人才」,李世民旗下文武兼備,人才濟濟;當今梁某又有何人才可供調度? 即使這些具體操作的條件「先按下不表」,又再請問「氣度」如何?  

當年李世民即位之後,竟然重用敵營的軍師魏徵為諫官。此君脾氣可用「絕世難頂」來形容,而唐太宗皆言聽計從。此等虛心納諫、兼善天下的本領,梁某又如何可比

更有一絕,就是唐太宗的「賢內助」也是世間難求。據報李世民坐了一整日金鑾大殿,被魏徵氣得剩下半條人命;回到後宮才能對着姬妾美人發個牢騷,正正就是那句「要殺此田舍翁」衝口而出。長孫皇后聽罷,只是默然退下,然後換了一身皇后朝服,按宮儀跪拜而前、向皇帝祝賀: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乃直臣,可見陛下為明君。於是乎唐太宗也得虛心納下此諫,即使是在深宮之中、石榴裙下,仍不得不以「君則」自度。長孫皇后的「母儀天下」水平,可謂無可異議之至。

因此以唐太宗來論比當今梁某,可謂「諷刺之極」。先倒過來數一數。先就「後宮」而論,當這位專業人士像老鼠一樣在自己家裡打洞的時候,他的「賢內助」是像長孫皇后一樣加以勸止,還是「蛇鼠一窩」,兩公婆一起「打洞為樂」?

再以氣度論之,又有誰覺得梁某是「開誠佈公」「兼聽則明」的呢? 用人唯親、太監當道就差不多。最後以實際執行能力觀之,不說也罷,其「地獄班底」,用「不堪回首」來形容可以。而即位之初,隨了「班底冇人 buy 」之外,就連三尺童子也都要「撤」之而後快。

以上種種胡鬧情況,只可以在五代十國的天下大亂歷史之中有所比較。因此明白何謂「人無信則不立」。又可以有其他幻想乎?  而當年帶頭造反「篡唐」的朱溫,其自定的國號正正就是「大梁」,這夠諷刺不?

以上為之書生論政。仍不是科學論證也。

科學論證又如何?  看看「博奕理論」也是一目了然囉。

博奕理論的其中一個情況,是互動的雙方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之下,需要決定如何行動,而行動必須考慮對手的可能行動。因此《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假如是良性互動,雙方必須要有一定的「安全假設」才可以安心放低警愓、採取一些對自己有風險的行動。但假如你的對手有講大話的可能性,那麼在考慮行動的時候,「警戒水平」亦會相應提高,將自己的風險「按比例降低」。

但假如你的對手原來是「完全不可信」那麼警戒水平當然只可以定到最高,亦即「完全不合作」、甚至是「一定要反過來做」,才可以確保自己安全啦。人人但求自保,更遑論講什麼合作。

因此而又解釋到一個有趣現象,就是「本應是盟友」的單位,也會忽然變面。例如「啟德體育城」一役,很明顯是原本梁某在競選之初,口甜舌滑的不知答應了什麼啦。即位之後,竟然反過頭來要「謀」你放棄先前取得的「競選承諾」! 這還了得? 今日拿你一寸、怎知明天不是來拿你一尺! 可以怎辦? 拉閘放狗、全力喝止囉,還可以別的選擇嗎?

因此不論從古老十八代的中國歷史、民間智慧,以至科學分析的博奕理論,其結果都一樣的,就是「人無信則不立」。

至於今次帶頭「篡唐」的「大梁一眾造反功臣」,怎看也只是書生造反而已。真正要做起事來,是「言而無信,行而無力,人才空洞」。那管你的口號叫得多麼響亮,傻嘅都唔會聽你支笛啦,還講什麼「大家一起向前看」?

因為一聽到這句說話,大家即時反應是「看看身後是否有人準備插你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