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8日 星期四

續大秦亡國:真正死因是「鬥爭思維」

上文提到,秦國人根本並無本事操作一個自由經濟的金融系統。結果在武力征服六國之後,一味強硬「統一」,胡亂推了一套「半兩錢」出來,企圖盡收天下財力於咸陽中央,正一「劣幣驅逐良幣」,結果搞得民不聊生,卒之天下大亂、民變四起。

退一步想,既然早在春秋之後,到六國覆亡之前,各國之間已有一套運作良好的金融系統,為何只是改用統一貨幣之後,竟又會操作不了呢?

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值得懸疑的地方,只是太明顯了,而中國的犬儒根本也無法面對這種簡單的事實:操作一個金融系統,需要有商業經驗的金融專才,而這一種人,正正就是專制政權的死對頭。是屬於需要鬥爭清算的「黑五類」之一。而管理地方,還需要有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將各種「人民公敵」鬥爭清算完畢之後,又可以如何操作金融呢? 又如何管治地方呢?

所謂「黑五類」,大家可以參考《韓非子‧五蠹》,當中所指五種人民公敵包括了:儒者、遊俠、縱橫家、患御者(逃避服差役者)、商工之民(商人和實業家)。

這五種人何解會是「人民公敵」呢? 其實又是簡單到不得了:他們不是人民的敵人,他會全都是人民之中,與獨裁者為敵之人。不過獨裁者認定只有自己才代表人民,那麼與他為敵的,還不是人民公敵又是什麼?

改用現代的政治術語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一點:

儒者,是「自由知識份子」,凡事懷疑、凡事探究、凡事客觀。獨裁者所有不見得光的糗事,全都看透了。有自由思想的人又如何自願成為奴隸? 而如果這些知識份子還要拿了教鞭,再去「教壞」下一代的人民,那還了得?

遊俠,就是「抗爭份子」,路見不平就拔刀相助,不畏強權,進而勇於反抗。和平的,就像甘地那般,打死不合作;暴力的,就聚眾生事,搞到官員不敢「落區」見人。

縱橫家,就是「社會活動家」。搞政治的,就四處游說,爭取立法;立不了法,起碼也會搞拉布,讓你立不了惡法。不搞政治的,也不會自己收口,例如搞智庫、論壇、民調中心之類,這些專業人士,就是愛與自由知識份子同聲同氣,凡事要有獨立意見不肯聰從擺佈。其實就只不過類似對着阿Q的癩頭喊「光」一樣。統之就是「罪從口入」啦。

患御者,其實是「自由職業者」,須知秦國的所謂「公差」,絕對不止是「履行軍隊服役責任」這麼簡單,而是秦國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義務勞動」要求,老百姓除了基本保家衛國的責任之外,還要按官府的要求,去做各色各樣的苦工。上文都提到了,原本從事工商百業的老百姓,可以出錢由政府另外請人做工的,結果在半兩錢金融風暴之下無法實行,這種春秋時代經已形成的「稅收普及化」和「職業專門化」的社會進化,到了秦代就一筆抹殺掉。換算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就是類似中共那一種「工作分配」,一切工作崗位由黨「統一安排」。

至於商工之民,就不難理解了,就是「資本主義右傾份子」囉。

可見,韓非所指的黑五類,和現代世界之中的黑五類,其實都是同一回事。就是一個公民社會,自然會衍生以上的各種角色崗位。而這些進步份子,又自然會和專制極權的政府過不去、起碼管不住。那可以怎麼辦?

「解決不了人民提出的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民」囉…. 還用說嘛? 秦國的鬥爭思維,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過中國讀八股的史學家都不是說,秦國因為用了法家思想,所以「國勢大盛」的嗎?

其實這些屁蟲只講出了一半,而跳過了中間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的確,秦始皇和他的祖宗都是聰明人,挑了法家的學說來自用。不過真正令到秦國大盛的,不是因為自己用了法家,而是準確地運用了這種鬥爭思想,用來對付六國!

例如「學者、說客、資本家」這套組合是如何巧妙運用的呢?

有看過李斯的【諫逐客書】嗎? 正正就是用來吹捧秦王「招賢納士」的政策囉! 其實秦國在「焚書坑儒」之前,一直都是各國「名士」非常嚮往的地方呀,這種只不過是「統戰」措施而已。那種「改革開放」只是在統一天下之前的呀。而那種「開放」的程度,也又真的「做戲做全套」,即使李斯直斥秦國的人是沒有文化的落後民族,全靠了六國的進步人士扶助,才得以脫貧致富…. 居然秦王還是追李斯回來加官晉爵,這還不是「好戲連場」嗎?

有了這些知識份子大造輿論,下一步就是「金權外交」或者準確一點,是「金錢私交」才對。對於出錢找人「辦事」這一點,早就證明在六國那種環境是很有效的。例如有讀過屈原的,都會記得那是被一個叫靳尚的「楚奸」害死。這位楚奸,正正就是社會行動家張儀「買起」的。張儀的錢又何來? 就是資本家送過去給秦國的囉!

上文都提過,秦國其實經濟落後,貨幣又不受歡迎,錢當然不會是自動流向秦國的啦。之不過,秦國就是能打仗嘛。於是永遠就是用威迫的手段,從不想打仗的六國手上,盡情「割地」。而這種掠奪行為,其實也被一眾資本家盯在眼裡。因此可以從呂不韋「投靠秦國」一事上看出一個趨勢來:只要有權,錢就會跟着來。

因此最近「批鬥李嘉誠」一事,其實也披露着相同的邏輯。那篇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當中有如下的精彩金句:

眾所周知,在中國,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由此,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裏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

…. 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能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者,國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滯後於現實發展,方才導致香港困局。

在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亦喜歡借助華商領袖的勢力,來維繫社會平衡,但是,總體而言,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 到了8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社會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但是,這個“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香港人當時不太明白。 事實上,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意義上,這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系,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系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明白了以上的說明,也就不難明白秦國當時同樣利用資本家的國策了吧?

因此所謂秦國重用法家而國勢大盛,清楚來說,是利用了法家對「黑五類」的分析,而運用到對付六國的統戰工作上而已。

不過到了成功「統一」之後,秦國的老闆也不是白痴嘛,要處理的,當然就是自己一手種下的惡果啦。之不過,由於秦國只有鬥爭思維,沒有真正的社會操作能力,因此所採取的「善後措施」,也是一種鬥爭手段,結果就出大事了。

例如,要清理資本家,不採用陽光政策,讓社會的自然競爭去約制他們,而是「落閘放狗」,將「天下豪門」十二萬戶盡遷咸陽,另外更有遠徙巴蜀的。轉用現代語言來說明,就是「共」了天下富豪的身家,還要發配邊疆囉。

富豪們帶不走的田產土地,難道會有什麼「依法賠償」乎? 而富豪帶得走金銀財寶,還會繼續讓他們留為己用嗎? 當然是用偉大光明正確的「半兩錢」來「依法兌換」啦。

其餘的「跟進工作」,包括坑殺當年吹捧秦國開放政策、但死不閉口的知識份子們;至於最大的社會活動家李氏….我係話:李斯,結果也因為頂撞了胡亥,終於也在咸陽腰斬了。其餘用作統戰工具的各種人物,下場如何,也又不必一一細表了。總之就是在「統一」的大前題下,一切都以鬥爭手段解決就是。

這種由鬥爭思維所造成的掠奪手段,說明了為何富庶發達的六國地區,竟然在統一之後,迅速變成民不聊生的鬼域。說到底,又有多難明白? 因為秦國的統一措施,基本上在1949年就重演了一次。要不是鄧小平放下身段,剛好在統一的三十年後,又重新搞了一遍改革開放的功夫,還慶幸有香港這塊寶地作為「統戰對象」來「過骨」,否則可能難以逃避當年秦國的爆煲情況了。

不過,這種鬥爭思維,又有沒有下文呢? 對於天下群雄並起、地方割據等等情況,又有何啟示呢?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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