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shiu 的網誌: 游蕙禎講的是事實, 要香港滅族很容易：限制生存空間就可以

話說上次出文，提到香港年輕人想找點私人空間也沒有，搞到高登巴打要倡議「公營時鐘酒店」。今日終於見到游蕙禎議員真的把這個話題帶到公眾討論的層面了! [1]高登巴打們真幸福，有女神肯替你們仗義執言。

雖然有些人認為她是譁眾取寵，之不過，凡事都要講證據，而事實上，證據對女神非常有利，因為高登巴打們只是喊出了口號，但學者們一早已完成了調查，而事實站在女神和高登巴打那一邊。

香港人總喜歡用「港女」來揶揄香港女孩子的「物質主義」，尤其是講到男方要是沒有一層樓，根本連結緍的想法也不要有。當然，女孩子不一定會同意，但這個話題總之「揮之不去」。

而原來香港「女神」的定義竟然已經變成「一個肯捱麥記嘅女人」。就在雨傘運動之前，網絡上出現了一篇「潮文」，其後被拍攝成短片上載 Youtube，極速成為2013年度的「香港熱門影片首位」! 點擊率達到170萬次。這篇潮文，就是《男人一生，只為尋覓一個肯同自己挨麥記嘅女人》[2]。同樣情況，同期另一篇「潮文」也是被拍成短片上載 Youtube，同樣也是極速成為全城熱話：《女朋友帶你返屋企食飯》[3]。

兩篇文章都指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情況，就是在香港的兩性關係之中，居然「物質條件」佔了心理上近乎「唯一霸權」的地位。而物質條件之中，又以「住屋」是為重中之重。

先看看宏觀數據：香港的婚姻情況，過去二十年其實一直在「惡化」之中。按《香港統計月刊》2015年1月的「專題文章」《1991 年至 2013 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 [4] 所顯示：由1991年至2011年的二十年間，15歲以上從未結婚的男性，由27.8%上升至33.5%，而女性則由20.1%上升至29.2%。換言之，現時每三個適婚年齡男女，就有一個是「光棍」。

與此同時衍生的問題是「生涯規劃」的嚴峻情況，男士可能還可以「拖得就拖」，但女性適婚年齡的重要性在於「生育」問題，除非科技可以進步到完全解決35歲這個「生育關口」，否則香港女性除了結婚機會下降之外，連生兒育女都成問題。香港的人口萎縮情況，香港照計不遲於2025年就會開始[5] 。但事實上這個「人口斷崖」或者會更早發生也說不定。

特區政府當不會不知道有這些數據和趨勢，但至於能否針對問題來解決，也又似乎沒有什麼好講。早在2012年，政府已有《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2012年進度報告書》，提出「鼓勵本地婦女生育」的措施[6] 。但那些小恩小惠，其實作用不大。因為之前多項調查都顯示同一個原因：經濟原因；而經濟原因之中，又真的以「買唔起樓」為主要。中大在2013年的調查關於這點有很明確的數字可供參考 [7]：

香港生育率低的最主要原因（百分比）

	百份比
養育子女需要用好多錢	23.8
房屋問題（例如買唔起樓、居住環境太狹窄）	21.7
教育制度問題（例如升學困難、競爭太大）	11.7
年輕夫婦較崇尚自由，覺得養育子女太困身	11.2
管教子女嘅責任太大	10.2
好多人工作都太忙	10.0
其他	9.6
唔知道／好難講	1.7

假如大家心水清的話，可以看得出其實「錢」和「樓」就解釋了接近一半的「光棍」原因。而又由於「樓價與收入背馳」- 香港年青人二十年收入原地踏步，的現象，因此「樓太貴」才又是「錢唔夠」的主要原因。

那麼「女朋友帶你番屋企食飯」的時候，「未來外母」會如何對待你? 是夾雞脾、還是請食無情雞? 光是看看你「有冇樓」的情況就解釋都無謂啦。

所以話：都係阿媽最叻。學者們窮一生精力去研究、政府花鉅款請專家去研究，都不及阿媽淨係問一句那麼精準。

因此香港人的「終生幸福」，亦即國際人權宣言所講的：結緍及生育是與生俱來的人權，這一句說話在香港是一句廢話。因為「有樓才會有生育的人權」。假如沒有樓而又想要人權的….其實真係好似麥兜阿媽咁講「冇呢個組合」囉。

因此當住屋成本侵佔了年青夫婦生育下一代的資源和精力，所謂「自由市場」的價值觀，不論怎看都只是一種近乎「竭澤而漁」的掠奪行為而已。到頭來，這些身無長物、無兒無女的光棍將來由誰來供養他們呢？

可見香港的房屋問題，又豈止「扑嘢」咁簡單? 根本上就牽涉到香港人口能否存活的大問題!

明乎此理，香港政府又何必大費周章去研究什麼「人口政策」、「退休保障」等等項目呢？全部社會問題的起因，都只不過是「住屋」問題而已！

香港人口萎縮，原因就是樓價太貴。要解決人口結構的死結，其實只要處理好住屋問題就已經是功德無量。不解決樓價問題、不提供生存空間、反而進行大規模的移稙內地人口來香港，真的是對症下藥嗎？還是要「換血」?

港英政府的重要德政之一：置業梯階，在回歸後經已停頓。其實也又是特區政府自己誤判而來，又怪得了誰?

前港督麥里浩的一大德政，讓香港人受惠至深的，就是「十年房屋計劃」。這個計劃正式確立了在積極不干預政策底下，由政府出手搭建「置業梯階」，讓香港市民可以具體地通過購置物業，實現「上流」的夢想。夢想未必真實，但起碼在政治上，這是一道極其高明的招數。說得難聽一點，順民就有如牛馬，其實人的力氣是不可能駕馭的；要駕馭牛馬，只要一條掛在牠們面前的紅蘿蔔。

計劃的邏輯很簡單，就是由政府出手建造質素合理的「公屋」，讓低下階層小市民不用為有瓦摭頭而捱貴租，形成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締造社會和諧 (當然也包括不會重蹈67年的暴動，讓激進組織乘機招攬不滿現狀的新血加以利用)。而市民勞動所得，可以通過「廉租」的「退稅手段」，將經濟成果轉化成個人儲蓄，並在累積到一定的首期後，以免地價方式購買優質的「居屋」，從此成為「有樓一族」，之後可以通過物業的升值，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此謂之「置業階梯」。

這一招效果奇佳。香港在80至90年代近二十年的民心安定，人人安心工作發奮向上，就是因為真的可以靠儲蓄致富嘛。麥里浩這套房屋政策可謂居功至偉。當時的所謂「獅子山下精神」，要是沒有了那個廉租屋的背景，根本就沒有可能搭建一個香港夢出來。香港中產階級的真正興起而形成中流砥柱的安定力量也是這個時候陶鑄而成的。

至於香港的地產泡沫，其實真的不關英國人的事。真正成因，其實也和九七回歸有關。英國人甚至努力維持「租務管制」以確保市民不會蒙受過度的剝削。

首先要注意的是，當年在香港大力推動公營房屋發展的同時，土地供應是「同步增加」的，方式尤其顯著的是「新城市」的建設，不止吸納大量人口的增加，也同時創造了新市鎮的新型城市經濟模式。香港在那二十年之內，成為名副其實的「大都會」。這種「都市文明」其實也是伴隨着大規模城市化而來的。而英國人設計的租務管制，也不是要將租金管死，而是減慢加租的速度，以配合政府推出土地的速度。

但假如在這種高速經濟增長的情況下，限制了土地供應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只要回顧一下《中英聯合聲明》就會一清二楚。因為當中除了政治經濟的大原則之外，還有一條仔細得可怕的條款，就是限定英方在1984到1997的過渡期內，每年只可賣出不多於50公頃的土地。這個奇奇怪怪的「小家子」條文之所以會寫了進去，其實有兩套陰謀論在作怪。

這時候就出現一種陰謀論講法，是中方談判代表提出的，就是「不能讓英國人將香港的土地資源花光」。這個理論極之奇怪，而竟然會有人相信。也許當年編寫《香港概論》[8]的編輯沒有好好做到「讀者教育」，讓一些鄉巴佬以為可以鉗制得住鬼子佬就是英明神武。

按《香港概論》的描述，港英政府其中一個成功的地方，在於「公共財政管理」，亦即用最少的直接稅，但反而可以收到最多的間接稅，而社會生產力反而會提高而不是減低。此其所謂「高地價政策」的好處。港英政府的確將直接稅壓得極低，因而政府的經常性收入也是偏低的。但由於「放水養魚」的原因，造成工商業出奇地蓬勃，因而在需求帶動之下，香港土地價格幾乎有升無跌。於是乎政府每年只要定時拍賣土地，庫房就已經「常滿」，因而各種公共支出可以不斷維持和改善，甚至大如「十年建屋計劃」所及的大量建造工程，也可以輕鬆上馬。

這是好的一面。不過如果反過來看又會怎樣?

就是如果英國人「臨別秋波」送大禮，將香港珍貴的地地資源平價沽出，從中國鄉下人的角度來看，就有點「敗家」的氣味了。

而又剛好，香港在80年代得益於亞洲地區經濟起飛，成為了「四小龍」之一，對於各種交通以及服務基建設施也需要求殷切。港英政府在70年代經已策劃大規模改善基建設施，以配合香港的新經濟地位。而實在香港的啟德機場早在80年代經己飽和，航道並且約制着整個九龍核心地段的重建。在籌備多時之後，港府在1989年宣佈進行，包括以大嶼山新國際機場為核心的十項核心工程，統稱為「玫瑰園計劃」。

中英雙方對玫瑰園計劃又拉鋸了一段時間，終於在1991年達成協議，港府要在97前完成工程, 並且留低不少於250億財政儲備。既然工程不能跨越九七，大家可以想像在那幾年之內，要花多少人力物力來趕工完成?

於是三者夾擊：賣地受限制、經濟在起飛、基建在衝刺，終於使得香港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地產狂潮」，而最終效果，就是從扭曲價值觀開始，完全扼殺了香港新生代的發展機會。

這個故事可以聽聽「過來人」曹仁超先生如何道來。2015年5月，曹先生受「灼見名家」邀請專訪，講出他人生幾十年的致富心得[9]。

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由1984至1997年間，樓價升近20倍….那時我說飯可以不食，樓不可以不供。原因是《中英聯合聲明》裏的一句——每年賣地50公頃。當時用如此擠牙膏的方式賣地，全港一同排隊刷牙，樓價怎會不升？結果由1985年到1997年，香港樓價由650元一尺升到12,000元一尺，這就是偉大祖國對香港的貢獻。

當中他也透露了「地產泡沫」對年青人的禍害：

地產商太成功、太能賺錢，致令很多企業都失敗了。而他們佔據着大部分資源，他們不搞[創新]，香港沒有剩餘的資源可以搞。當整個社會都向房地產看時，如何會有創新？而造成這個現象，香港政府難辭其咎。

地產狂潮破壞了香港創新的能力和毒害了一整代年青人，這點沒有講錯，不過將問題歸咎於香港政府，到底指的是港英政府還是特區政府才對呢? 港英政府似乎自己也是受害者噢。

他繼而講出自己的「發達史」：

我大輩子心機投放在《信報》，（這些剩餘股權）才值千多萬，但我住的房子都已升至三千多萬.....早知就不做《信報》，將錢用來買樓就行，不用捱！」他形容社會制度不合理：「現在香港的制度是在鼓勵不勞而獲，同時懲罰那些很努力去創業、創新的人，然後我們反而指責年輕人沒有創新精神，只顧買樓。根本是環境促成，大人教壞細路！

到底是「正話反說」還是「反話正說」? 這點可以引用曹老自己的名句「木宰羊」。因為講的正好就是《中英聯合聲明》按中方的要求寫下限制賣地的條款，因而樓價狂升，因而形成地產霸權。於是有樓的人就發了達，而需要「發展」的年青人就被「懲罰」了。但曹老居然「難辭其咎」就入香港政府的數 (當時還未回歸噢)，但自己買樓發了達就是「偉大祖國對香港貢獻」?

這個「置業斷層」的現象，在2015年1月的「居屋申請」情況可以完全反映。當日推出的居屋有2,160個，其中「綠表」單位約有1,296個提供予公屋轉居屋的住戶申請；「白表」則有864個提供予非公屋人士申請。結果總共收到4.1萬份申請，但其中超過3.9萬個是「白表」! [10] 換言之，公屋住戶願意轉購居屋的人數只是「啱啱好」，但沒有公屋而又符合購買居屋的市民，是45個人爭一個單位! 民怨不爆煲才又真是奇聞也。

到底香港如果仍然延續目前的情況，到底又能否「永續」呢? 答案其實很明顯，只不過有太多人持有雙重標準，一方面又想目前的狀況永續、一方面又想發生改變，豈不是緣木永魚刻舟求劍?

這個又不只是價格大上大落這麼簡單，而是香港的土地供應本身有一個死穴，而《基本法》本身就是土地權益的概念鎖死在一個傾斜的概念之內。在永續自治一事上，光是上述的地產危機就經已是死路一條，試問目前這套《基本法》又可以如何不改?

而當這種「土地權益」變成唯一的社會價值時，香港社會不發生腐蝕異變也不可能。為了得到一層樓可以六親不認，那麼家庭價值還算什麼? 埋頭苦幹、努力上進也儲不到錢買樓，反而投機炒賣、走私瞞稅可以早日上車，那麼腳踏實地還算什麼? 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世界，品行還算什麼? 這個慘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香港律師會與理工大學合作調查，並在2011年5月16日發表《關注青少年的道德水平與公德》報告。[11] 當中講得很坦白：

年青人的道德水平是低（29％）或不高不低（40％），過半（56％）認為道德水平有下降趨勢，對公德（如助人、做義工）的參與並不熱衷。….他們的價值觀十分「實際」，認為錢可買到快樂（31.8%）或會為錢財煩惱（63.8%）、預期自己會隨波逐流( 48.2% )。較令人擔心的是不少年青人（18.9%）認同「只要唔係傷天害理，任何搵錢方法，唔理合唔合法都可以用」。

這個也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各式各樣的調查也顯示出同樣的社會隱憂。例如從經濟轉型困局可見，香港因為土地權益的約制而出現的「空洞化」實在不止在「工業」這一個形而下的層面，甚至不止「創新意志」的約制這麼實用的層面，而是實際上包括了「人心」和「社會價值」這些形而上的空洞化，那才最恐怖。

要譴責游蕙禎議員的「粗口」? 那為什麼不想一想，有些東西真的比粗口更難聽 - 例如滅族。

而尤其影響深遠的，是由「制度解決不了部份重要問題」進而整個制度被懷疑、最終制度被唾棄。當大部份人都繼續忍受制度下的種種弊處的時候，一少部份人看着制度漏洞的極大誘因，繼而巧取豪奪，令到守規矩的人更加不滿的時候。結果就不難想像：就是愈來愈多的人會認同「違法達義」這種想法囉。講得簡單一點，假如沒有高衙內，又那來梁山泊? 沒有約翰王，又那來羅賓漢?

而由於土地政策只向「地產特權」和「地產強權」傾斜，因此游蕙禎議員只是點出了由此引起的其中一樣基本人權需要而已。正所謂閨房之事，有甚於劃眉者，游議員只不過心直口快、用了最通俗的語言，踢爆了港豬的虛偽而已。

其實這個話題的重點，應該是：假如要香港人滅族其實簡單到不得了，限制他們的「生存空間」就是。其餘一切，跟著就會自然發生。

香港人要的是自救、要的是生存空間、要的是土地使用規劃由香港人自己話事。沒有了這些基本權利，香港人只有絕種的份兒，又豈止冇得扑嘢咁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