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1日 星期六

換一個角度講文明


有心要重建中國文明的學者請注意一下了,有些東西不是光看歷史書就可以處理得來的。現代社會的操作,不能不用一個現代文明的系統來支撐,而現時西方文明之所以超越東方文明,正正是因為「制度與文明相適應」。國家制度之不得不「與時並進」,也又是不證自明的真理。
先前重寫了《黑暗時代會否重臨》,也只算是提綱挈領,還未真正交代當中的細節。尤其是有關「制度­」與「教育」兩部份。而「教育」那一部份,也又只是蜻蜓點水地講了:羅馬由於其經營方式的相對複雜性,必須透過「學習的傳統」來維繫,包括她的經濟、軍事、行政等等,都超越當時其他落後社會所能營運和操作的水平。
讀者未必有感性和深入的理解,何謂「超越落後社會的營運和操作水平」。趁今早還有些少時間,可以順手寫一篇「現代」的版本來讓大家參考一下,也又是我的「搵食」老本行:金融。
到底中國能否最終創制相適應的社會制度來「駕馭金融」? 看來中國距離現代文明,還真有漫漫長路。因為「金融」並不止是「賺錢」這麼簡單。
信報2013831日,《讀書增值版》《開卷偶拾》專欄,由林崇發撰寫的《華爾街的放逐者》。林崇發推薦該書,用來帶出一個話題,就是:文明是什麼?
他指:一個能夠接受挑戰,又可以面對挑戰的國度,才算文明。而西方的文明,跟金融體系千絲萬縷。而「歷史學家費格遜 Niall Ferguson 指:要了解今天的世界,必須了解金融史」。
也又真是世界真細小,條條大道通羅馬。不論談的是金融還是政治,終歸都要算到文明的頭上來。這點也是我推薦該文章的原因。而歷史學家費格遜,也又正是上次我提到研究大英帝國分析的那一位。
話說該書作者梅約 (Mike Mayo) 本身是華爾街的一名分析員,但出書的目的,是指責銀行制度不公、金融業結構敗壞。作者指,本來以為當上分析員,就要從良心和客觀數據出發,寫報告如實建議投資者作出投資決定。但「最後卻發現,在一個85%的報告都叫人買入和增持的市場中,如不識趣成為少數的分析員,便會淪為華爾街的放逐者。」
梅約多次被評為「最佳分析員」(筆者註:那是由基金經理和專業投資者一人一票在交易系統選出的,不是亂點鴛鴦那一種)。但即使得到「投資者」的認同,但竟然在事業上是十分倒楣「名氣在行內不甚討好…..多間大行都拒他於門外」。
梅約的理解是:曾因建議減持某銀行的股票,最終面臨「建議離職」。皆因華爾街的公司及業務環環相扣,銀行與投行之間利益唇齒相依;假如叫人減持銀行的股票,股價因而下跌,到頭來,銀行不再找投行合作,投行少了一個大客,一個小小的分析員可承擔上億美元的生意損失嗎?
因而歸納了華爾街的三個「致命問題」:
第一,     查賬會計制度不足
第二,     企業高層的收益和責任失衡
第三,     鮮有客觀不做應聲蟲的獨立分析員
制度問題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內部問題方面,管理層是否真正了解銀行業本身的策略? 而在道德上,管理層的極大權力與個人風險幾近完全沒有切身關係,就算引發金融危機的銀行家們,竟然可得到過億元的「離職津貼」。
外部原因,是「市場利益」。華爾街被評為「賣出」級別的公司「大概只有5%,如果散戶按大行報告行事,等於送錢到股海無分別」,而80%的上市公司在業績發佈會上都會「暗中篩選問題」,而問題帶「挑戰性」的分析員,例如梅約,甚至會被拒於門外,「連發問題的機會也沒有」。結果是:一面倒唱好的風氣,形成收益消息的圈內人變成賺錢俱樂部,而圈外的散戶在資訊不公平的情況下,往往給大戶屠殺。不肯唱好就被逐客,但當他寫出「買入」建議時,他老闆便讓他帶銀行的主管到處拉客,會議都吃好住好,更有銀行的名貴房車和公司的私人飛機接送。由此他深明華爾街的「潛規則」云云。
這些所謂潛規則,其實在搞金融的人眼中,簡直是小兒科之至。不過對於大眾市民來講,以上的故事,應該可以啟發一下反省。
華爾街即使如何不濟,但仍然受到法律的監控、仍能被不停的「修理」和改善。即使在人心極度貪婪的情況下,仍能發揮全球金融中心的無與倫比效率和功能。而華爾街的所謂「醜聞」,與中國金融市場的鬧劇相比來講只算是小菜一碟。中國金融市場坑殺股民的本領之高強,華爾街其實難與攀比。 

對於以上提及的三個「致命問題」,又到底是中國管得好還是美國管得好? 大家心照。
試想一下,假如不是西方文明形成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確保公平公開公正的社會制度運作、由人民主導的公開監察政府,請問又可以如何處理金融界的私相授受呢?
而又如果不是確保了司法獨立,甚至可以成立一個獨立的 SEC (證券監理委員會),一切以法治和問責來處理,那些隻手遮天的大鱷、搞內幕交易的金主,最終又可以由誰去收拾呢?
其實所謂「千絲萬縷」,用國內的術語講,只是一張「錢權交易的關係網」。而最終能夠隻手遮天,就是因為「有人撐傘」。因此如非採用可以監督最終權力來源的民主制度來操作一個現代社會,那麼政治唯一的目的,就正如中國幾千年以來的皇權政治一樣,就只是要「做皇帝」。就算不能親自做,也起碼要像呂不違一樣:捧一個皇帝出來。因為皇帝沒有人可以監督和制衡。有了這道最終極的保護傘,就什麼腐敗都能滋生出來。而中國式腐敗,差不多全部都可順藤摸瓜一直摸到政治架構的最頂層,那又說明了什麼? 這個結果其實很自然,懂邏輯的完全不應該驚訝。
西方文明,包括金融制度,雖然也還有不少問題;但問題即使存在,仍有不斷可以自動推陳出新的管治措施、仍然可以由一個民主憲政的文明社會自動運行而解決得到,此謂之「一個能夠接受挑戰,又可以面對挑戰」的文明社會。
而這種文明,亦由於教育事業的發達,得以將專業知識,以及相適應的道德標準,包括廉潔守法等等各種價值支柱承傳下去。在此可以再次引用卡爾波普的立場:
波普對於主動積極干預社會發展的所謂「烏托邦工程」,是極之反對的。[1]他認為即使烏托邦工程是出於良好意願,但建基於「唯美和浪漫主義」的非理性行為,最後只會導致社會內部的鬥爭、暴力、和傾軋,包括「為到達到理想的目標而為卑鄙的手段自辯」。他繼而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應該是「逐個、逐步、溫和地治療社會弊病」,亦即「漸進式社會工程」。
但反過來看,假如文明社會的構成組件,是一件一件地被拆解下來的話,後果又可以如何? 就是中國歷史裡不經重複的「大動亂」囉。這個亦是我上次要重寫《黑暗時代會否重臨》的原因。
見微知著,當中國的法官們無所事事,開庭審案只是「走過場」,那麼他們自己又可以如何自處?
或許對社會最少損害的,中國的法官們已經一直在做了:就是收紅包、開房、嫖妓。但起碼不會去搞小學生!
中共對蘇共垮台認為是「前車可鑑」、怕得要死。但其實中共之所以能踢走國民黨,難道又不是足以自戒的「前車」嗎?  還記得1948年,國民黨推出「金圓券」的故事嗎?  國民黨之所以失掉天下,正正就是因為管不了金融。這個一夜垮台的故事,不是發生在遙遠的西方,而是在中國。






[1] 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章

1 則留言:

  1. 利害!這一種高洞察力文章,華文地區好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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